尽管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问题，目前全球变化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科学的确认。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近100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 0.74℃，2005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65万年以来最高 (IPCC,2007)。以气候变暖为主要标志的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严重威胁着各国国家安全。

IPCC认为，人类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人类行动起来，保护气候，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共识。实际上，美、英、俄、韩、日等国家已将气候保护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气候保护问题也演变为国际政治和环境外交斗争的热点。在国际上气候保护研究已经成为新的科学热点与气候变化研究受到同等的知识。

气候保护作为科学概念，包含了一个宽泛的内容（IPCC,2001）。我的理解，首先它特指为了防止全球变暖所作的控制温室气体的努力，其次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减缓-防范性措施和适应性措施，这时的气候保护实际上是气候保护下的环境与经济保护行为，再次它还研究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气候适应、温室气体控制等导致的风险，最后气候保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气候保护带来的国家经济安全，这里的国家安全问题包括控制温室气体对能源消费的限制可能。

气候保护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样的气候保护模式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这里的气候保护模式即増汇、能源替代和生产性控制结构形式的混合策略。王铮等（2001，2004，2005，2006）模拟显示，过度的气候保护必然给中国带来经济风险，拒绝气候保护也对中国带来不安全。而且保护模式不同，经济增长的结果也不同。实际上美国在1990年代就完成了8种保护模式的研究（Parry,1999），作为他们气候保护的战略选项。因此研究气候保护的多种选项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应对各种不确定情景的科学选择。

尽管气候保护要围绕宏观经济问题展开，但是气候保护模式不是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它涉及到碳汇建设与管理、能源结构改进、燃料税和CDM项目建设与管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农业与工程改进等项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基础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中国分区的碳汇技术经济问题，适应与减缓气候保护的农业和产业设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CDM项目的动态管理问题，在中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从黄秉维先生开始，不少研究者认为气候变暖实际上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因为竺可桢先生发现历史上气候温暖期中国经济是好的，汉唐都是温暖期。我对历史时期气候温暖期的考证与模拟研究结果也证实竺可桢-黄秉维先生的观点。但是这是历史经验的反演，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气候变化了，原来的种植结构、产业结构都需要调整，重大工程项目，比如青藏铁路因为冻土层移动，面临工程风险。所以对气候保护问题负责，科学家至少要告诉政府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非主流意见，告诉他们气候保护本身也有风险，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是保护与不保护风险不一样。这种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气候保护引起风险管理问题，在国内外研究都是空白，而这种气候保护的分析后者意味着我们更深入的研究。气候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气候保护谈判，尽管在过去的20余年里，中国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黄耀，2006），但是国际上要求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时刻都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然而怎样在国际气候保护的博弈中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呢？这也是个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多国环境下，中国参与气候保护的策略与对策。不过我们绝不可以把气候保护的国家问题简单理解气候谈判，而且气候保护模式的提出，是气候谈判的基础。

如何制定气候保护模式，世界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实行气候保护的经济计算、地理计算和管理计算，通过技术研究完成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的选择（Parry et al,1999, Gottinger,1998 ，Tol，2001， Nijkamp , Wang , Kremers,2005,  Rive，et al, 2006）。在气候保护问题上有明显态度的国家，美国、欧盟、日本都通过政策模拟研究了对它们有利的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美国所以在减排问题上不愿意接受减排而只愿意增加碳汇，是它们模拟的结果。日本的积极态度也是模拟的结果。英国政府在2006年11月份公布了关于此问题综合研究的一项成果，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这份综述报告中虽没有很多新的科学或者经济学，但是涵盖了大量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的主要方法采用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在平衡经济需求和环境风险的基础上选择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change policy）。它们也通过政策模拟来分析中国问题，在国际谈判中，用“科学”名义对中国施加压力，而它们的模型中有许多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国内由于缺乏这些工作，不仅在国际谈判中陷于被动，而且在将来的气候保护实践中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

目前我国由于缺乏研究，缺乏国家的气候保护策略，某些文件，缺少具体内容。面对气候变化，设立大量气候变化观察与分析的题目，怎么对策，却没有答案，只会片面强调“区别对待”，怎么区别，言之无物。目前参加有关应对方案研究的专家多数是农业专家和能源专家，因此对农业适应和节能谈得比较多，对其他产业的适应问题，基本上没有谈及，对宏观经济问题，缺少把握，对国际减排的GDP溢出，不予理睬。自己开发CGE模型系统得不到支持，只会应用国际上采用软件，结果并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我们模拟的对策就在别人可以重复的范围。长此以往，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气候保护问题上中国需要化波动为主动。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建议有几方面的内容：

首要问题是把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重点从气候变化研究转移到气候保护研究，至少要把气候保护研究放到气候变化研究的同等地位。要清楚地认识到气候保护象气候变化一样需要研究。

其次是减排问题，中国还没有提出明确的中国或者世界减排目标，对自己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参加减排没有明确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积极支持科学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多头研究，防止一家研究的错误祸害全国。

再次，在国际事务，中国应该提出气候问题的责任追溯，并且对它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既然发达国家的累计碳排放远远大于中国的，怎么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就有权利要求发达国家就行责任赔偿，这种赔偿可以用技术廉价和义务形式实现，对此我们需要技术经济评估。

第四、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理论根据和数据支持的中国参与减排可能遭受的社会经济风险，而这个风险是中国为世界承担的，因此要求已经放出大量CO₂的国家为参与减排的中国分担风险。

第五，中国应该对为了逃避所在国碳税等支出一些转移中国高耗能产业同样征收碳税，以保护全球气候的名义强迫高耗能重排放企业投资气候保护行动，并且做出研究确定政策的长度和宽度。

最后，中国要争取与美国在共同利益上开展合作。

我强烈呼吁国家设立一般性的保障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气候保护模式和政策的研究项目。尤其是目前气候变化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众多成果后，气候保护项目的启动无论是国家需求还是学术延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末了特别说一下我们课题组的一家之言，研究表明，中国每万元GDP排放CO₂前五名依次是技术落后的宁夏、贵州、青海、山西、内蒙，换言之技术进步能够为我国气候保护做出重大贡献。另外我国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对数呈线性关系，不是象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二者是线性关系，因为我们技术相对落后，有潜力可挖。所以我国气候保护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促进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