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是英文 governance的翻译，许多人翻译为治理。我的大学同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法教授坚持认为翻译为管治好，因为这个词有管理的成分，也有治理的成分。我指导博士后研究了和谐管治问题，我认为《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就是一个和谐管治一种。

     年青时读《孟子》，最震撼我的话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作为一个研究区域管理的学子，这句话一直让我思考着。特别是汶川地震、瓮安事件发生后，我特别想写一写，求教于高明。

     我理解孟子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政权及其管理者，首先要把仁义化作自己的基本思想，“仁义在内”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思想上有了仁义观、有了人权观才能把仁义“溶化在血液里”，把仁义才可能“落实在行动上。”才可能把仁义化为自觉行动，碰到问题从仁义出发而不是从什么“安定团结”的利益目标出发或者维护某个阶级的利益出发，社会才会真正的安定团结。各种利益目标往往是混合的，因此内部就会有冲突，这样仅从某一个集团和阶级利益出发的管治过程就不和谐了。历史证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时期，就是一个和谐管治时期。

     在历史上，行仁义者，可能口头上叫着为了黎民百姓，为人民服务。他们实行“行仁义”，并且以自己的利益来判断行仁义的价值，他们采用机会主义的行仁义，而当自己的利益目标受到伤害时，就会或多或少会放弃仁义，或早或迟会背叛自己的仁义原则。有些统治者，有时把“仁义”仅仅是作个幌子，实际上作出危害公众最终也危害自己的行为。在这个世界的现代史就有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按照功利目标制定了铁的组织纪律，并且提出了行仁义而在实际上也行了仁义。但是他们只相信仁义是手段不是目标。结果在利益冲突时就内部残酷斗争。这时他建立的铁的纪律成为作茧自缚的东西，请君入瓮，最终害了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行动不能不没有目标的，没有仁义作为目标只能选择其他目标了，利益目标是容易被选中的。而在社会过程中，社会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停地提出互相的挑战。结果因为利益目标他们冲突了。既然仁义是手段不是目标，当然他们就可以更换手段。而由仁义行，把仁义作为目标，就有了判断原则，就可以成为调整这些利益目标的原则。李自成的军队，在夺得政权前，在准明君和准清官的要求下，口口声声叫做“闯王来了不纳粮”，行仁义，节节胜利。可是作为农民造反者的李自成组织，他们的利益目标是富足生活，因此进了北京看到了京城的富足同时荡漾起自己的阶级仇恨，就开始掠夺财富与妇女，当年夺取政权“行仁义”作为实现利益目标的手段被利益诱惑排挤了。这样李自成的运动也就走到了尽头，社会分裂了，无力抵抗外族的入侵。如果他们“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社会不会分裂，吴三桂不会叛国，历史会有另一个发展。因此“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是和谐管治原则。和谐社会需要“由仁义行”而非等待清官、明君的“行仁义”。瓮安事件，为什么中央领导人一开始批示就与当地处理的不一样，应该有“由仁义行”成分，结果事态的发展转变了方向。汶川地震，国务院领导人为什么一听到消息就会赶到灾区，应该也有“由仁义行”成分，结果形成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局面。

      有些激进派会批评，仁义是封建时代的东西，西方社会就没有仁义这个观念而只有民主。其实，仁义包括了民主的基本内容。人民不会虐待自己，民主意味着“仁义”。孟子仁义思想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就是民主思想，他确定了民主是一种目的。当然现代民主强调让人民选择的权力，仁义思想里还不明确，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现代民主思想作为仁义思想的内容呢？成为和谐社会的进步政治思想。糟糕了，说好不谈政治，只谈管理。“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不谈政治，是管理的东西，是和谐管治的原则。

     写到这里怕有人上纲上线，就谈点风月吧。 去年读好友大哆啦的文章：孩子要来了，她买了花，装扮了她与孩子的家。我猛省悟，这就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体现在爱的方面呀。我的几十年生活经验告诉我，真正的爱是“由爱行，非行爱也。”真正爱是一种自觉行动，一种本能行动。父母的爱往往是这种爱，除了父母以外，“由爱行，非行爱也。”可能是稀少了，可是“君子存之”，这种爱是存在的，只是许多人没有碰到，或者我们没有注意。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爱得太深，“由爱行”，结果在女人面前谨小慎微，处处忍让，结果女人会认个这个男性不潇洒、不坚强而选择“行爱”，敢于动手动脚的。有些还许身于玩弄她的男性。可能这时那个爱得太深的男性会提醒她，结果反目成仇了。女性喜欢有强力的，这是一种基因选择吗？我一直不清楚。不过人民不喜欢有强力的，毛泽东说：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蓄之愈久，其发必烈。所以我们需要“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