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谈判在继续，会议已经陷入了混乱，中国声音越来越被忽视。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会议开始就步入歧途，在气候谈判方面，各国政府根本就不应该谈减排指标，而是应该分配排放空间的剩余配额。

什么是排放空间的剩余配额？既然二氧化碳增加带来了温度升高，但是还没有得到阈值，那么人类就可以确定一个目标，控制大气升温的大气成分的二氧化碳含量，这个含量对应个总量，总量减去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就是剩余排放空间。

我们认为在控制2050年的大气二氧化碳不超过500ppm的目标下，以某一年为计算基准年，分配从当年开始计算的剩余排放量，按人均排放权相等计算每个国家的课排放量。例如，在人均排放权均等的原则下，以1980年配额基准年（因为1980年人类认识到了碳排放问题），且以2013年（因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为配额实施计算年份，则可以得到各国被允许的排放量。如果一个国家碳排放配额不够，可以到国际市场向那些配额丰富的国家购买排放权空间。实际上配额丰富的国家，正是世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这个配额基准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谈判讨论：工业化开始的 1860年？西方国家进入大量排放的1900年？认识到气候变暖问题的1980年？京都议定书确定的1990年？或者京都决定书到期的2012年？当然也可以是2005年。根据吴静、朱永彬、马晓哲和刘昌新模拟的结果，我个人的意见是1980年合适，或者就以1990，2012年为基准年都有道理。

欧美代表团为什么要坚持指标呢？第一逃避了他们的历史责任，第二为自己挣得更多机会。例如Stern方案，要求发达国家减排1990年水平的80%，发展中国家减排1990年水平的50%，看起来发展中国家似乎占了便宜，实际上因为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水平低，这个标准使得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排放机会。例如2005年美国人均排放权约为中国的5倍，减排80%，以中国为1，美国得到的排放量是1，而中国就只有0.5了。现在美国承诺减排2005年的17%，再多说一点是20%，人均排放是4。中国承诺碳排放强度降低45%，计算可得相当于到2020年，碳排放量比2005年增加1倍，人均量为2，换言之，美国的人均排放量仍然是中国的 2倍。指标方法是很容易导致新的不公平的。

我们发展中国家应该醒醒了，不跟发达国家玩什么减排指标，要与他们谈排放权均等！只要平等，用不着说“不高兴”，谈判不是为了高兴而是为了平等。

丹麦人希望Copenhagen变成Hopenhagen，充满了希望和爱好。我把Hopenhagen译为“好本哈根”，中文的“好”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期望，一个是优越，合起来就是追求最优。只有在人均排放权相等的条件下，才能为气候保护带来最优，从哥本哈根到好本哈根。

发展中国家代表团跟着讨论排放标准，只能中了欧美的套。

呼吁大家推荐，因为这是重要问题，中国代表团需要出新招。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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