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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毕业后与大学同学的几次聚会多是小聚,三、四位同学的聚会,两人碰头就不算聚会了。只有93年的同学聚会超过十人,但还没有达到班级同学的半数,姑且称之为中聚。
一起留校教书的同学李荣刚提前十多天通知我聚会。缘由是毕业到党校深造的两位同学崔岩林和史春亮,工作多年后又在省委党校短训结束。当时我不明白但其他同学应该知道,党校学习往往预示着将要被提拔重用。老同学聚聚,或许多少有些“朱门先达笑弹冠”的意思吧?崔岩林高中时就是同班同学,史春亮是睡在上铺的室友。
聚会在十月底,除了崔岩林和史春亮外,主要是在鞍山的同学参加,有十多人但没有到二十人。先是在胜利路旁的一家饭店吃饭,然后又去歌厅唱歌。女生有项英华和李霞或王艾莉中的一位但想不起来那位,男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外,还有刘宇、肖江山等,可能还有王枫、王洪凯、王铁刚、张大宽、张恒毅、张永军,但不确定。在鞍山工作的同学多数都参加了,除了吕晓明,似乎在国外。不在鞍山的同学似乎也有参加,是李玉琦还是董卫兵,记不准了。读书时我与这些同学多数都不在一起玩。崔岩林和史春亮都是打篮球的,崔岩林还是是校队主力。李荣刚是打排球的,校队主攻手。似乎没有与我一样踢足球的,而且除史春亮外都不是我们寝室。交往多或是一起踢球,或是室友,或是一起复习考研。张恒毅倒是一起考研,后来他在钢院读研,但记不住是不是参加了。刘宇曾是我室友,王强找我调寝室我同意了就去史春亮那个寝室;他在鞍山钢铁学校教书,好像是教制图;聚会前我找过他帮忙用激光打印机印材料。张永军聚会后联系过我,询问自动刷灰机研发的可行性和费用,我请教教我们机械零件课的高兴歧老师,答复是比较难研制费用十万以上,我转告张永军了;张永军曾是我室友,后来班级增加间男生宿舍,每个寝室去一位,我们寝室他抽签抽中了。那次聚会是我第二次进歌厅,上次进歌厅是一年前高一同学聚会,吕晓明和崔岩林也参加了。歌厅那种旋转的激光灯不停闪烁,晃着我头晕目眩。是不是有人唱歌了都记不清楚,只能想起来下列几个片段。
项英华说到一个多月前鞍山钢院的45年校庆,没有听说其他同学参加,我也没有参加。她聚会时还在鞍山大学教书,一年后两校合并才到钢院。项英华说,校庆组织去千山途中,有辆日本进口高级面包车翻车,但幸好没有人受亡。我当时觉得,那些参加典礼的校友突然摔个跟头,堪称人生的讽刺,也是人生的象征。更重要的有深刻启示,开心时要小心翻车。
与肖江山聊天印象特别深。他拿着“大哥大”告诉我,给我家里座机打电话,我也要出一半电话费。所谓大哥大是当时的移动电话,半块砖头大小,只有通话功能。价格似乎是两、三万而早期更贵可能要近十万,成功人士的标配。我不仅没有用过大哥大,连当时更大众的传呼机都没有用过。听他说后,我想怎么有那么不讲理的收费办法,又不是我要接电话。移动电话早期是双向收费,后来改为单向了。我自有妙计,可以不接电话。90年代初可能是高校教师经济上最窘迫的时期,钢院工资都不能按时发了。我们自己住的房子没有安电话,到上海也很长时间没有安电话。省了电话费不说,而且还不被打扰。老了后就“吾从众”,2008年起也用了手机,先是功能机,然后换智能机。原则上仍不接陌生电话。18年我在罗马时,有位后来荣膺院士的大佬急着告诉我个好消息,因我不接电话,只好发条短信。我赶紧打回去,并表示抱歉。大佬说完全理解,是他“坏了规矩”没有先自报家门。这是那次同学中聚时学到的重要一课,慎接电话,避免为此付钱。电话费倒是没有多少,但耽误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更何况还有骗子。如果人人都学了这一课,电信诈骗会少很多。
聚会快结束时有同学发生些争执,似乎还挺激烈。当然只是动口不动手,大家都是君子。何人何由当时就不太清楚,“蜗牛角上争何事?”反正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吃瓜群众,莫名惊诧。该不会是抢着买单打起来了吧?如前所述,高校教师当时是穷鬼,好处就是从来不用争着买单。现在也没有买单的习惯,除非是请美女吃饭。
聚会结束后有些头疼,主要是不适应歌厅的光照和音响。毕业十年时似乎没有聚会,至少我没有参加而且不记得收到通知。毕业二十年时在母校聚会,我没有参加,但提交了《书面汇报》。那次聚会的照片似乎看过光盘,因为还有鞍山八中校庆的光盘,到底看的是哪个记不准了。毕业三十年时在丹东聚会,《遥知同学登高处》,但行程安排有冲突没能参加。“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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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2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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