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工具取向

作为范式的科学精神

汉语语境中的“科学精神”一词可以有两种偏正语义：一是“科学的精神”，即Scientific Spirit，吻合当下的语言习惯，但缺乏明确的概念指向，因为无论在官方或大众语境中，作为形容词的“科学的”（scientific）往往作“正确的”一词使用，其意义必须结合具体语境判断；二是“科学之精神”，即Spirit of Science，此处“科学”与规范概念保持一致，可作由R.K. Merton 定义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实施的科学行为理解。

本文取科学精神的第二种语义，强调其从属于“科学共同体”或者简言之科学家的科学行为的特点。T.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范式”（paradigm）理论，他指出[1]：选择该术语是想阐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实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为某种特殊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By choosing it, I mean to suggest that some accepted example so factual scientific practice-examples which include law, theory, application, and instrumentation together provide models from which spring particular coherent tradi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Kuhn对“范式”的定义限制在科学行为本身，并不涉及“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家实施科学行为所伴随的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活动。经过M. Masterman进一步深入且系统的研究（参见M. Masterman所著的《范式的本质》The Nature of Paradigm），我们获得了引申过后的“范式”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扩展的理论视角，便于我们将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活动纳入范式理论中进行考察。换而言之，我们可以把科学精神作为Kuhn科学范式的一部分，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公认的价值取向。在不同的语境、理论框架或意识形态中，这些价值取向被具体归纳为不同的侧面。

与专业化的具体科学行为不同，作为范式的科学精神完成了对范式的横向突破（区别于Kuhn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具有更普遍的哲学或社会学意义。发轫于具体科学活动的科学精神不仅作为科学共同体科学行为的引导与约束，同时可以跨越科学专门化的壁垒积极深入非相关专业背景的公众与社会阶层，参与构成现代文明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相较于科学共同体科学行为的物质成果，科学精神在整个现代文明的建立与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角色。在当下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与旨在塑造现代公民的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教育中，潜移默化的科学精神大众化应与短临应急的科学知识普及相辅相成，甚至在长时间尺度上其所占比重还应要高于后者。

科学精神、理性主义传统与启蒙

前文已经指出，对科学精神的细致剖析要取决于语境、理论框架或意识形态的选择。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混乱，可以把科学精神还原为一般的科学范式，体现出其与科学本身一致的发展逻辑，即在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的依赖性。

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科学”是舶来词汇，其源头是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支柱之一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科学的萌兴伊始就混杂着同时期哲学的理性趣味。至R. Descartes、B. Spinoza及G. Leibniz的时代，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业已作为一面旗帜深入到当时科学活动的方方面面。虽然在科学行为层面，同一时期兴起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思潮最终奠定了近现代科学的面貌。但在科学精神的范畴，理性主义作为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延续至今。

科学精神中的理性主义的核心，可以用Descartes的“普遍怀疑原则”（Principle of General Skepticism）来概括，一言以蔽之：除了怀疑本身，凡事皆可也必须接受怀疑。Descartes以之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建立起了整套理性主义哲学，其后I. Kant的“三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Critique of Judgement）进一步繁荣了这一体系，形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而由崇尚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引领的启蒙运动本身正是科学精神从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那个历史时期的科学与哲学共同体）辐射向整个社会的一次范例。

在历史尺度上考察，科学精神的理性主义传统作为主导力量参与构成了现代公民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科学精神约化为理性主义，即怀疑、反思、批判的精神。在现代信息社会，具备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精神就是信息或知识受众主动鉴别信息或知识的意识，此处的受众既包括非专业背景的公众也包括科学共同体。

现代意义下的理性：证伪主义

人类社会在吸收科学共同体科学行为产出的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文明。这一事实反过来促成了科学共同体在现代文明社会话语体系中的权威地位。这一情况不仅没有促进科学精神在公众文化领域中的渗透，反而成为了对理性价值取向威胁最大的消极因素。信息受众对信息的主动鉴别意识让位于对信息发布者的“信赖”，信息发布者的终端往往就来自“权威的”科学共同体。甚至在科学共同体内部，随着近代科学大厦的建立及其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巨大威力的释放，怀疑的意识与批判的能力在衰退，一种普遍的非理性乐观成为19世纪下半叶科学家们的典型心态。

19与20世纪之交产生的科学危机（主要为数学危机与物理学危机）迫使科学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重拾科学精神，回归理性主义传统的必要性，作为这种回归思潮的成果所谓的“物理学革命”随之爆发。在科学史或科学哲学领域，对这场“革命”的探讨已经占据数量极大的篇幅。而其对科学精神的推进意义要在现代社会的视角下才能被完整地认识。在本文中，细致地回顾这段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物理学革命”的核心环节，1915到1916年间，A. Einstein完成并发表了他历经10年创建的广义相对论（General Relativity）。1919年5月，由A.S. Eddington与F. Dyson分别领导的两只英国科学考察队利用日全食完成了对广义相对论首次“精确的”观测检验（实际上，这只是一次“巧合”），此前饱受争议的相对论得以大行于世。继Aristotle与I. Newton之后，人类的“世界观”（物理学意义上的）经历又一次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在被Eddington实验结果震撼的人群中，K.R. Popper显得与众不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Einstein本人对此类实验的“态度”（这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此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He would regard his theory as untenable if it should fail in certain tests.）。Popper意识到，这是一种与K. Marx、S. Freud、A. Adler及其信徒对待自己学说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满怀欣喜地名之以“真正的科学态度”（the true scientific attitude）。在晚年的思想自传《无尽的探索》（Unended Quest）中，Popper写到[2]：因此于1919年未，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Thus I arrived, by the end of 1919,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was the critical attitude, which did not look for verifications but for crucial tests; tests which could refute the theory tested, though they could never establish it.）。这种现代科学背景下的价值观就是所谓的证伪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falsificationism or critical-rationalism）。在理性主义过往的各种历史形态中，它的实践意义是独树一帜的。在面对被称为真的命题时，认知主体的关注焦点应当是寻求否定机制而非不遗余力的去证明其为真。这种指向证伪的判别理念极大降低了虚假信息或知识的“存活率”。

不可否认，随着20世纪60年代Kuhn范式理论的兴起，Popper证伪主义的学术形态已经衰落了。但这种衰落所产生的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会局限在科学共同体或者说广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之内。将视野由科学共同体扩展到整个社会来看，证伪主义的谢幕还言之尚早。特别是作为现代科学精神的证伪主义态度，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功用还必须得到认真对待。

风险社会与科学精神的工具取向

U. Beck把现代社会描述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高密度与大范围的偶然性危机频发是这一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社会个体处于一种持续的焦虑情绪之中，强烈的危机感挥之不去，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整体性的“末日情结”的发生。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处于一个基于技术井喷的信息爆炸状态，社会个体与世界建立信息联系的过程中，面对远远超出其信息处理能力的海量资讯所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更进一步加深了焦虑情绪或危机感。简而言之，风险社会就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社会状态，这种不稳定扎根于社会个体心理与认知层面，自下而上地蔓延到整个社会网络。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要尽可能地消解不稳定性，从整个社会形态或结构入手是不切实际的。折衷的解决方案只能从缓解个体焦虑感入手，即在现代人的心理与认知领域建立起应对信息爆炸的精神防线。这就是在建立现代公民社会之后，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现代科学传播活动的现实价值。如果我们把当下公众对潜在的或已发生的社会危机（诸如政治、经济、环境种种危机最终都会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焦虑类比为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面对自然界未知或不确定区域的焦虑，就可以理解引导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所承载的社会价值。

旨在为现代人建立精神防线的科学传播活动，与传统的科学传播活动不可同日而语。首先，现代科学传播活动是科学共同体必须负担的社会责任。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特别是应对突发性社会危机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的相应部门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性，科学传播行为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两个终端间以媒体为中介展开。针对突发危机的应急传播，传播内容要以相关知识为主。而制度化的长期传播必须以科学精神为主。其次，现代科学传播强调受众的主体地位，内容与形式要视受众情况而定。

目前的研究集中讨论了科学知识传播受众情况的制约关系，但就面向受众的科学精神传播分析几乎是个空白。本文仅就一点作简略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作为范式的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行为的引导与约束，并且要参与构成社会文化。显然，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公众一般不参与专门化的具体科学行为（“民科”与科学爱好者不在讨论之列），他们从与科学共同体的交流活动——科学传播中获得的科学精神没有引导或约束其科学行为的功用。科学精神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形态并不适用于非专业背景的社会公众。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科学精神潜在的诉求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色彩，所以科学精神在传播过程中要完成价值取向到工具取向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将科学共同体坚持的科学精神的形而上趣味改造为平息认知危机与克服心理焦虑的实用工具。关键是要让科学精神引导公众有意识建立起实际处理庞杂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核心就是上文提到的主动鉴别意识。

参考文献：

[1T.K.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ird edit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0.

[2]K.R. Popper, 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Routledge, 2002: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