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苦难是财富，高考是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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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通过高考离开苦难的四川农村。今年，正好是所谓我“跳出农门”30年。我相信，城里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里，贴出我的一篇追思文章，以示对我离开30年的家乡的思念。
记忆中的家乡——
我出生在四川中部丘陵山区的一个小山村，离县城很远。家乡处在沱江与岷江的分水岭，几乎是年年有旱，饮水都很困难。从记事起，大人们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建水库、修水渠、建蓄水池，抗旱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从沟底往山顶挑水肥浇灌庄稼。我从8岁就开始在上学之余，就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帮贴父母，以能多分得一点粮食和减轻家里的超支（生产队分配实物折算现金数与劳动出工折算现金数的差额）。记得第一次出工做的事是为每位大人的粪桶里分发一小勺化肥。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地仍然处在战天斗地为衣食的时代。那时城里的年轻人也没有办法留在城里，纷纷上山下乡到了农村，与众多的贫下中农一起在地里刨食。
我记忆中，家乡农村生活不易——苦啊，难啊，没有尽头。
梦想，梦想——
在父母的呵护下，我14岁初中毕业，1976年那年没有经过升学考试我就顺利地进入高中学习（那时靠推荐）。1977年祖国大地开始回春，万物更新，气象万千。这年停止多年的高考制度得到了恢复，多少知识青年又有了自己的梦想。进入大学学习，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改变我的现实处境，也就成了我这时的奋斗目标和梦想。
在全区（那时，南方省县下设区公所、区代管乡），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同级学生第一名，1978年我在高考中却落榜了，这一年我们中学近200名高中毕业的同学无一人进入大学的校门，可怜当时农村中学师资水平的低和教学质量的差。高考落榜，伴随着失落、失望、内疚、悔恨、无赖，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做过美梦的学校，回到我十分熟悉又十分无赖、前途未卜、不劳作不得食的农村。
由于当时农村知识分子很缺，回到生产队我即刻就成为生产队的兼任记分员、分配员。回乡那年我刚满16岁，我已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成人，与成年人同工同酬。与成人一样，我们每天要挑上60多公斤的粪水从山下到山上30多个来回，每天要走60—70公里。那时，我在极其艰苦、机械、麻木中度过漫长的白天，体力、精力耗尽，感觉生命已到极限。
那时家乡的农活很重，人们睡觉都很早，晚上沉寂得有些吓人，只是偶尔传来几声虫鸣或狗叫声。晚上我很累，但常常不能入睡，艰苦的劳作还没能磨灭我的梦想，而且这种梦想在不停地缠绕着我，把我拖入为未来设计的梦想中不能自主。当现实唤醒梦想后，我又不得不感慨现实的无赖，从而深深地陷入失落和绝望之中，为此经常泪洒满面。在这极度煎熬的日子里，已经有不下10个上门为我提亲者，因为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当时我的家乡是凤毛麟角，女方主动提亲也就很自然了。后来，我在工作以后有幸看到电影《人生》，立即对高家林产生了共鸣，以至后来我特别喜欢看这部电影，那就是我的写照。
艰苦跋涉——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一天，我觉得应该振奋精神，重新拿起课本，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这才是自己唯一的选择，这时我反而心情平静了下来。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另外一所中学复习，准备来年的高考。我感到了希望。
回到久别的学校，我就像久旱的庄稼一样如饥似渴，学习上毫不怠慢，争分夺秒。那时学校有严格作息时间，晚上10点以后就熄灯，并且经常在晚自习时停电，为此我准备有两种照明用具。一种是煤油灯，煤油是定量供应的，煤油票是我母亲从买不起油、点不起灯的邻居家里用其他物品换来的。另一种是手电筒，电池是从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同学父亲处的回收废弃电池堆中收集的一些还残存一点电的废电池。煤油灯在自习停电和宿舍熄灯后看书用，手电筒是在熄灯以后不许点灯的情况下在被子里看书用，这两样东西给我找回了许多时间，解决了我当时的许多问题，甚至是决定我后来高考成绩的重要因素。那时学校生活非常艰苦，我每天睡眠不足7个小时，每月只能打一次“牙祭”（吃肉），我的食量很大，每顿都要消灭满满的一大饭盒饭，感觉从来没有吃饱过，每周要步行回15公里以外的家里去取粮食——主要红薯和少量的大米。在回家和回校的路上，我的担子里总是放着厚厚的一叠试题，一边走路一边要找出这些试题的解算方法。
学习，远比在农村劳作要愉快的多，轻松得多，我没有感到学习的疲倦感和满足感，总是诚惶诚恐。充满希望和决定命运的几个月复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1979年的高考中，我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了高考录取线。
高考对我一生的改变——
1979年8月的一天，记得头天晚上刚下过雨，天气格外清爽，我正在山上为棉花施肥。公社的干部为我把高考分数通知书特意送来了地边，说怕误事，要亲自教导我的手里，并告诉了我县里已经通知各乡上录取分数线的名单。我接过信，顿时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了。
我父亲是多年的大队支部书记，在区里开会时也已知道我高考过分数线的情况，区里领导破例准许他提前离会回家。我回到家里，父亲、母亲在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他们劳累的脸上掩饰不住笑容，旁边一只正在下蛋的鸡已经被父亲宰杀在水池中。第二天，在全乡的有线广播上公布了我通过高考大学录取线的消息，我是全乡近两年唯一上大学录取线的考生（后来我们乡这年又录取了一名大专生），并通知我第三天去县城体检和填写志愿。我发现，人们看我的眼光变了，看我父亲、母亲的眼光也变了。
对入大学的志愿我自然没有太高的要求，没有我不喜欢的大学，只要录取我的大学都是好大学。在众多的大学中，我的第一志愿选择了西南农业大学，其次都是一些师范学院。因为在我认为读完大学做一位乡里的干部，吃上“皇粮”也是很不错的。我顺理成章成为西南农业大学的大学生，而且我的学号（790001）是全年级的第一号。
自从我得到高考分数通知书的那一天，我爸就在为我筹备粮票、凑钱，我妈为我准备被子、新衣服，做新鞋、忙过不停。出发的那天早上，我起的很早，为的是能赶上去资阳的每天唯一的一班汽车。老母亲半夜就起床为我做饭，并为我带足了两天的食物。老父亲坚持要翻越几十里山路把我送到车站。
在大学四年里，我依靠国家总共提供的984元（每月20.50元，其中17.50元生活费、3.00元零用钱）的双甲等助学金顺利地修完了学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毕业时我没有参加研究生考生考试，直接分配到北京工作，走上了一条比我当初想象中好得多的发展道路。
今天的激情和感动——
光阴荏苒，30年过去了，自己已经到了不容易感动和有激情的年龄。但这段往事始终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动。
我感动——家乡干旱的土地，让我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困苦，给予我坚强和毅力；高考的落榜让我体会了失望和无赖，给予我人生的成熟和搏击的激情；父母的宽容让我读懂了父母的关爱和期望，给予我支持和鼓励；高考给予我机会，让我“跳出农门”，步入大学的天堂，从此让我插上了理想的翅膀，给予我无限的发展空间……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2814-215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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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家乡——
我出生在四川中部丘陵山区的一个小山村，离县城很远。家乡处在沱江与岷江的分水岭，几乎是年年有旱，饮水都很困难。从记事起，大人们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建水库、修水渠、建蓄水池，抗旱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从沟底往山顶挑水肥浇灌庄稼。我从8岁就开始在上学之余，就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帮贴父母，以能多分得一点粮食和减轻家里的超支（生产队分配实物折算现金数与劳动出工折算现金数的差额）。记得第一次出工做的事是为每位大人的粪桶里分发一小勺化肥。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地仍然处在战天斗地为衣食的时代。那时城里的年轻人也没有办法留在城里，纷纷上山下乡到了农村，与众多的贫下中农一起在地里刨食。
我记忆中，家乡农村生活不易——苦啊，难啊，没有尽头。
梦想，梦想——
在父母的呵护下，我14岁初中毕业，1976年那年没有经过升学考试我就顺利地进入高中学习（那时靠推荐）。1977年祖国大地开始回春，万物更新，气象万千。这年停止多年的高考制度得到了恢复，多少知识青年又有了自己的梦想。进入大学学习，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改变我的现实处境，也就成了我这时的奋斗目标和梦想。
在全区（那时，南方省县下设区公所、区代管乡），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同级学生第一名，1978年我在高考中却落榜了，这一年我们中学近200名高中毕业的同学无一人进入大学的校门，可怜当时农村中学师资水平的低和教学质量的差。高考落榜，伴随着失落、失望、内疚、悔恨、无赖，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做过美梦的学校，回到我十分熟悉又十分无赖、前途未卜、不劳作不得食的农村。
由于当时农村知识分子很缺，回到生产队我即刻就成为生产队的兼任记分员、分配员。回乡那年我刚满16岁，我已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成人，与成年人同工同酬。与成人一样，我们每天要挑上60多公斤的粪水从山下到山上30多个来回，每天要走60—70公里。那时，我在极其艰苦、机械、麻木中度过漫长的白天，体力、精力耗尽，感觉生命已到极限。
那时家乡的农活很重，人们睡觉都很早，晚上沉寂得有些吓人，只是偶尔传来几声虫鸣或狗叫声。晚上我很累，但常常不能入睡，艰苦的劳作还没能磨灭我的梦想，而且这种梦想在不停地缠绕着我，把我拖入为未来设计的梦想中不能自主。当现实唤醒梦想后，我又不得不感慨现实的无赖，从而深深地陷入失落和绝望之中，为此经常泪洒满面。在这极度煎熬的日子里，已经有不下10个上门为我提亲者，因为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当时我的家乡是凤毛麟角，女方主动提亲也就很自然了。后来，我在工作以后有幸看到电影《人生》，立即对高家林产生了共鸣，以至后来我特别喜欢看这部电影，那就是我的写照。
艰苦跋涉——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一天，我觉得应该振奋精神，重新拿起课本，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这才是自己唯一的选择，这时我反而心情平静了下来。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另外一所中学复习，准备来年的高考。我感到了希望。
回到久别的学校，我就像久旱的庄稼一样如饥似渴，学习上毫不怠慢，争分夺秒。那时学校有严格作息时间，晚上10点以后就熄灯，并且经常在晚自习时停电，为此我准备有两种照明用具。一种是煤油灯，煤油是定量供应的，煤油票是我母亲从买不起油、点不起灯的邻居家里用其他物品换来的。另一种是手电筒，电池是从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同学父亲处的回收废弃电池堆中收集的一些还残存一点电的废电池。煤油灯在自习停电和宿舍熄灯后看书用，手电筒是在熄灯以后不许点灯的情况下在被子里看书用，这两样东西给我找回了许多时间，解决了我当时的许多问题，甚至是决定我后来高考成绩的重要因素。那时学校生活非常艰苦，我每天睡眠不足7个小时，每月只能打一次“牙祭”（吃肉），我的食量很大，每顿都要消灭满满的一大饭盒饭，感觉从来没有吃饱过，每周要步行回15公里以外的家里去取粮食——主要红薯和少量的大米。在回家和回校的路上，我的担子里总是放着厚厚的一叠试题，一边走路一边要找出这些试题的解算方法。
学习，远比在农村劳作要愉快的多，轻松得多，我没有感到学习的疲倦感和满足感，总是诚惶诚恐。充满希望和决定命运的几个月复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1979年的高考中，我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了高考录取线。
高考对我一生的改变——
1979年8月的一天，记得头天晚上刚下过雨，天气格外清爽，我正在山上为棉花施肥。公社的干部为我把高考分数通知书特意送来了地边，说怕误事，要亲自教导我的手里，并告诉了我县里已经通知各乡上录取分数线的名单。我接过信，顿时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了。
我父亲是多年的大队支部书记，在区里开会时也已知道我高考过分数线的情况，区里领导破例准许他提前离会回家。我回到家里，父亲、母亲在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他们劳累的脸上掩饰不住笑容，旁边一只正在下蛋的鸡已经被父亲宰杀在水池中。第二天，在全乡的有线广播上公布了我通过高考大学录取线的消息，我是全乡近两年唯一上大学录取线的考生（后来我们乡这年又录取了一名大专生），并通知我第三天去县城体检和填写志愿。我发现，人们看我的眼光变了，看我父亲、母亲的眼光也变了。
对入大学的志愿我自然没有太高的要求，没有我不喜欢的大学，只要录取我的大学都是好大学。在众多的大学中，我的第一志愿选择了西南农业大学，其次都是一些师范学院。因为在我认为读完大学做一位乡里的干部，吃上“皇粮”也是很不错的。我顺理成章成为西南农业大学的大学生，而且我的学号（790001）是全年级的第一号。
自从我得到高考分数通知书的那一天，我爸就在为我筹备粮票、凑钱，我妈为我准备被子、新衣服，做新鞋、忙过不停。出发的那天早上，我起的很早，为的是能赶上去资阳的每天唯一的一班汽车。老母亲半夜就起床为我做饭，并为我带足了两天的食物。老父亲坚持要翻越几十里山路把我送到车站。
在大学四年里，我依靠国家总共提供的984元（每月20.50元，其中17.50元生活费、3.00元零用钱）的双甲等助学金顺利地修完了学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毕业时我没有参加研究生考生考试，直接分配到北京工作，走上了一条比我当初想象中好得多的发展道路。
今天的激情和感动——
光阴荏苒，30年过去了，自己已经到了不容易感动和有激情的年龄。但这段往事始终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动。
我感动——家乡干旱的土地，让我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困苦，给予我坚强和毅力；高考的落榜让我体会了失望和无赖，给予我人生的成熟和搏击的激情；父母的宽容让我读懂了父母的关爱和期望，给予我支持和鼓励；高考给予我机会，让我“跳出农门”，步入大学的天堂，从此让我插上了理想的翅膀，给予我无限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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