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上了一门作曲系和音乐理论系的20世纪音乐理论课。用一堆数学方法，集合啊矩阵啊什么的理解音乐。然后还要用那些方法自己写曲子。一开始倒还挺兴奋，但是越到后来越觉得差了点什么。说白了那些理论就是十二以内极其冗繁的加减乘除，完全可以编几个程序瞬间搞定（后来才知道老师的丈夫是个懂程序的音乐学家，早就把那些程序编好了放在网上了）。最后期末论文本来可以按部就班地找个没人听的懂的无调音乐曲子做做加减法，但是最近一直在读认知科学的书和文献，各种令人兴奋的想法在脑子里碰撞，于是遂决定借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把音乐学的和认知科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串起来。不过还是要找个曲子分析，想来想去就写20世纪新音乐的开山之作《春之祭》吧。要写就要写最牛的。

     于是开始去读那本语言学家Jackendoff和音乐学家Lerdahl合写的名著《调性音乐的生成理论》（A generative theory of tonal music）。它是第一本也只迄今唯一一本成熟的以语言学中的生成语法和认知科学为类比建立音乐理论的著作。开始读几节便句句与我这几个月的困惑不谋而合。它说20世纪以后的音乐理论大致分为两个主流，一派注重数学上的对和声和结构的分析；另一派注重音乐“本身”，不愿意用过多的音乐以外的东西（比如数学）来研究音乐。而《调性音乐的生成理论》主张音乐理论背后的基础应该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因为音乐并不像数学那样“客观”，再精妙的数学结构，如果不能被耳朵听到那就不能算数；但音乐在根本上就是心理和认知的产物，“音乐本身”并不能给音乐理论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样，音乐理论也不能代替音乐本身）。

    乍一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到今天也不是音乐理论方法中的主流。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前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能解决的问题与音乐这样复杂的现象相比实在是太幼稚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曾经算不算是“科学”都争论了好久，如今它们即便算是科学了，也很可能是在它们发展的初期。要让这样的学科为精深和高度成熟的西方古典音乐理论“奠基“，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了。

   《调性音乐的生成理论》仿照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之于语言，试图为音乐——至少是调性音乐寻找一些普遍的准则。不过除去技术细节，两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准则和规律究竟多少是先天取决于人的生物性的还是后天在文化和环境中培养，即生物学、认知科学和哲学中经典的nature versus nurture的问题。

   发现了语言学和音乐理论的基础原来都有相似的认知科学问题，然后我想怎样把它们和《春之祭》扯到一起。我原本以为这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是根本找不到什么头绪的，结果一查文献发现音乐学家早就在争论《春之祭》及其他当代音乐中的相似问题（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可能是20世纪的大哲阿多诺，他也是为杰出的音乐学家），但是他们的争论多是在哲学和思辨层面，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争论和音乐学甚至语言学的基础之争的关联。

   于是终于把认知科学、音乐理论和《春之祭》联系到了一起，不仅分析了《春之祭》本身，还始料未及地串起了一大片，并问及了音乐理论及认知科学的一个基础问题。虽然相比于一个成熟的研究这只是开了个头，但也足够让我兴奋的了。

   音乐和认知科学的结合其实才刚刚开始，基本还处于完全没有门道的地步。现在在理论上最主流的方法便是30年前的《调性音乐的生成理论》所开拓的方法，当然它也类比了处于主流60年的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麻省理工的教授Pesetsky乐观的估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会在30年之内找到答案。而同在麻省理工的乔姆斯基则对更成熟的语言学都不尽乐观，他描述现在的语言学依然在“前伽利略”时期，而对人类的认知问题想有一些眉目则更是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