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1978秋，开始了我新的人生道路。严格说，1978至1981年是转折，1982年才重新开始。

1978年，二进复旦。见到了不少才华横溢的同学，本专业的有谢遐龄、朱亚宗、张富昌、朴昌根、吴伯田、关鸣和闵龙昌，还有现在国外的陈奎德和周义澄，外专业的更多了，其中的佼佼者有葛剑雄等，现在仍活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领域。还遇到了0862的同学水启昌，一起听了量子化学课。当然，还遇到了文革期间由物理系转到哲学系的大名鼎鼎的胡守钧。

1978 -1981研究生的三年，实在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期。我不知道，科学网上曾经历过硕士阶段的各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硕士阶段，是否会有我一样的感受，我也不知道我带过的硕士、博士，在毕业多年后是否会有我一样的感受。

这种转折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知识和思维方式。主要是在李继宗老师和戚进勤老师带领下全面接受哲学史和哲学思维方式的训练。

其二是对人格和人生的探索，对社会的参与，以及对自身权利的捍卫。其实，这种始于1978年的精神贯穿了80年代。

上述影响既来自于上课和讲座，也来自于同学的影响。1978，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与恢复高考一样，浓缩地吸纳了在社会上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吸纳了已经积聚了十年的激情和思绪，呈现出我前所未见的鲜明的个性。讨论中，同学从不同角度的发言和切入点，往往比课程本身给我以更大的冲击和更深的启示：为什么我想不到这一点？

不仅是专业，我们还关注当时的小说等各个领域。不同专业的同学一起参与，新的杂志一来，你看《十月》，他看《当代》，我看《收获》，其他还有《钟山》……，然后从中选出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篇彼此交流，看眼力如何，是否真有价值。

这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感受再也不会有，一去不复返……

做论文阶段是真正的爬坡，即使在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如此。选择做化学史上的哲学问题，仅仅是沿原有的知识结构迈出一小步，却已经是个人人生道路的一大步。

想起导师，一时思维窒塞……如此慈祥的老人……。当时的我毫无哲学功底，历练至今，修成疑似正果。在科学网上屡屡有网友问，你是“研究哲学”的吗？对我的博文的评论是，“高深，看不懂”。

然而当年，把论文初稿呈交导师，导师阅后的回答也是3个字：看不懂。只有化学，没有哲学！

回家，将当时时髦的立体声收录机的两个喇叭一左一右放置在我的两侧，然后是贝多芬的“皇帝”。置身于强大的音流之中，暂时忘却论文。母亲还有姐姐嫌声音太吵，父亲平素在家中通常说一不二，此刻无语。当时，既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几乎查遍了上海高校和上图有关化学史的资料，然后把史料抄在一张大的白纸上再贴在墙上，区分出若干线索，再按时间寻找彼此间的关系和规律。听一段音乐，到墙跟前看看，能否发现蛛丝马迹，还缺失什么，然后再去图书馆，有了新的资料，再抄到纸上，或修改线索，或填补空白之处。这张纸涂改过多，难以辨认，再抄到一张新的白纸上，然后再改。到换到第5、第6张纸时，线索渐次明朗，浮现出某种“哲学味”。渐渐的，导师感到我的修改稿中有可取之处，予以点拨，再改。直到有一天，导师说，我看出门道来了。

论文终于通过，我恢复常态后，父亲说，在我为做论文“发狂”的那些天，家里人包括他自己，谁都不敢做声。是全家在陪我“脱皮”。父母之恩，渗透在点点滴滴，体现在无言之中。

我的论文题目是：化学史中的V型曲线。在论文中形成的观点，成为我日后学术的一个重要支柱，并由此扩展开去。从本体出发，持历史的视角，更成为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哲学味”不是从外部的强加，而是一定要由事物本身及其历史沿革中抽象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现在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奠基于此。这是我的“始基”和“本原”。

研究生阶段，上了不少课，看了不少书，也听了多次讲座；不过，真正感到提高的环节还是写毕业论文。后来固然也写文章，出专著，其水准当在毕业论文之上，但这些毕竟与有导师把关不同。文章投出去，用，最好；不用，拉倒，或转投其他刊物；要修改，大概也就一个回合。时间上基本上也由着自己。至于专著，发过论文和著作的地球人都知道，多篇相关论文的整合，再补充洋洋洒洒无关紧要的“过门”和连接，也就基本成型了。哪里有导师把关这么严，指导那么细？毕业论文，真正是在爬坡。

因为文革，0862没有经过毕业论文阶段的磨砺就毕业了。我的研究生阶段，补了这一课，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终身受益，未必非要“脱一层皮”，例如偶然的机遇，金庸的小说常有这样的情节。但是如果真的“脱了一层皮”，那么就一定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