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新进同事张文秀带着新稿来讨论，称国外学习期间被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说“买东西”而不说“买南北”。当时不能回答，为此纠结。近来灵感突现，从五行学说中找到答案。在五行学说中东为木，西为金，南为火，北为水。木和金可以买卖，火和水没有买卖的行为。东西的木和金代表了一切能携带的物件，南北的火和水代表的则是无形物事，不能携带。因此，只能说“买东西”而不能说“买南北”。

张的解释富有想象力，为张高兴。讨论中进而指出，张的解释与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网上曾见文章介绍，古人就是这样解释“买东西”的，具体哪位古人，一时记忆不起。为张惋惜，特棒的想法却被古人抢了先。看得出，小张听过怅然若失。

有想象就有启发。讨论中忽然意识到，凡事就怕追问为什么，既然因为木金而使东西代表有形物件，那么古人又为什么把木、金、火、水、土分别配属给东、西、南、北、中呢？如果转一下方向，把木配属在南，金在北，买东西不就变成了买南北了吗？

关于木金分别配属东西的原因，也有多种解释，都是古人以后人解释前人，不是更古的先民这样配属时所思所想的如实记录，其解释只要合理就被人传诵。既然古人能以后人合理解释前人，我们同样可以另辟蹊径，重新解释先民将五行配属五方的原因，不必把古人的说法视为金科玉律。

曾经从发音角度解释各种事物名称的由来。名称发音相同相近的事物，大多存在着某种相通的联系。例如，声表示响声，人们无需探究声中隐含的意义；升与声同音，代表上升运动，人们无需探究上升运动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它不像降落那样会砸到头；生与声同音，生就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再追问为什么就钻牛角尖了。声、升、生就在无需探究其意义上相通起来，联系起来。音指含有某种意义的响声，所以听话听音，“意为心上音”；因、隐与音同音，因此都有“用心揭示原因”的含义。东西南北的命名也能找出这种相通的联系。太阳东升西落：太阳升起，天下大明，万物皆动，先民因此用“动”的同音词“东”表示日升的东方；太阳落下，万物皆息，先民因此用“息”的同音词“西”表示日落的西方。太阳升到最高处，天下最明，但这个最高处所在的方向却难以确定，很难像东、西那样确定，毕竟面对日升日落谁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对于太阳最高处所在的方向，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个指向，都差不离儿，但各有不同，先民因此用“难”的同音词“南”表示南方。四个方向，太阳唯独不顾其中一个，就像目光永远扫不到自身后背一样，先民因此用“背”的同音词“北”表示北方。先民认为太阳是光明的主宰，不能独自在天空飞东飞西，于是设想由通体乌黑如同烤焦的神乌负载着巡天。神乌也是乌，也要落在树上歇脚。先民因此进一步设想，在遥远的东方有一株神树叫扶桑，供神乌落脚，这样五行中的木便与东方联系起来。日落西山，万物皆息，息就是不动，不动则失去变化，五行中最稳定不变的是金，“金科玉律”“固若金汤”“真金不怕火炼”，等等，说的就是金的稳定性，金因此被配属给西方。火配属南方更容易理解，毕竟太阳到达正南时，天下最光明最炎热，火力最足。五行之中水最怕火，被火一烤，水便消失得无形无踪，先民因此认为水应该远离火，深居北方。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的雨常由北方而来，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的黄河中游地区更是如此，“云向南，水漂船”，农谚都这样说呢。五行只剩土，五方只剩中，土配属给中，看似自然而然，其实道理自在。中华文明以人为贵，人必须生活在世界中央，而且脚下要有土以便种粮吃饭，否则就违背了人贵原则。

上述解释非常圆滑，但远不能成为金科玉律，关键是欠缺通俗性。没有通俗性便没有流行，没有流行，理论终将埋没沦陷在故纸堆里。南火北水是比较通俗的，不用过多解释，人人共知，但在俗用表示物件的东木西金上却没有了通俗性。金的稳定性要通过大量比较归纳而成，物息不变也需要反复体验才能知晓。也就是说，要理解金配属西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才行，对于为生活而奔波的劳苦大众而言，怕很少有闲工夫去弄明白这些知识。木配属东更要借助神话来编排故事，会有不信邪的杠头争论：“乌鸦停栖在树不假，但树可在东也可在西。飞鸟入林而栖，扶桑在西神乌可就近歇脚，为什么劳顿一天还要奔回东方再休息呢？”面对这样的杠头，迷信的人张口结舌，怕是要集体判决杠头死刑了，就像雅典公民对待苏格拉底那样，定他个亵渎神灵的罪名，除之而后快。可见，不解决通俗易懂的问题，五行配五方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今天灵机一动想到一套解释，婆明天脑门一拍提出一套理论，看似百家争鸣，其实百姓迷惑。

五行的说法由来已久。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甘誓》。《甘誓》是夏朝开朝君王启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斥责有扈氏“威辱五行”。后来，在成书于周朝初年的《尚书•洪范》中，五行被具体为水、火、木、金、土。其实，更早的《尚书•大禹谟》中就有“水、火、金、木、土、谷”的说法，被《左传》《国语》总结为六府。也就是说，五行是从六府中减去谷这个人为生产物之后五类自然物的总称。中华先民很早就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水、火、木、金、土五行是生产谷物、食用谷物的基本自然物，缺少任何一个便无从“民以食为天”。水、火、土不必细说，庄稼不能种在空中，也不能长在黑暗中，就是背阴处都长不好，没有水庄稼终将枯草一把。农业发祥于新石器时代，当时先民能够使用的农具多是木器或者装有木柄的组合工具。新石器晚期先民认识到金属，青铜器时代由此萌发，甚至有大禹收九州之金铸九鼎的传说。我国历史上，金曾长期指称以铜为主的各种合金，到黄金大量使用时，金被用来专指黄金，原来的合金铜因为与黄金颜色、性质相同而被改称为“铜”。青铜时代初期，由于稀缺珍贵，金属难以大量用于农具，用来制作手工工具以加工木器农具则远比石器便利，于是金属取代石材成为手工工具的主要用材，缺少金属，生产生活就会处处不方便，金因此与水、火、土、木并列成为五行之一。既然必需，先民自然要关注它们的产地。

说到产地突然想起一事。最近刚合作写了一篇讨论周人在豳地复兴的文章。《史记》称周人祖先从后稷开始世代为农师，在夏朝末年不窋失去农师职位率族逃避戎狄之间，定居在现今庆阳县，后来不窋的孙子公刘又率族南迁到现今宁县城关镇建立古豳国。古豳国的农业区主要在董志塬上。董志塬是最大的黄土塬，很适合当时技术水平较低的农业生产，周人因此在这里生活四百余年，把农业技术发展到全新高度，以至于古公檀父再次率族迁居岐山脚下的周原后，仅用时百年就灭商建立周朝。董志塬向东越过马莲河就是子午岭林区，在古代遍山林海苍苍，树木参天。董志塬向西不到三百公里就是六盘山，考古研究发现其山东麓有古代铜矿遗址，无疑是古豳国铜的主要产地。{注：写作《董志塬周人复兴的生态学本质》一文时，查阅有关青铜农具使用问题，记得见有一文题名称宁夏固原泾源县发现古铜矿遗址。前日修改至该处，要落实文献出处，以免所记铜矿遗址年代晚于古豳国，造成证据无效，却反复查不到原记文献。只好放弃该条资料，另寻证据。寻找起来却颇费周折。由于缺少金属考古基础知识，不知用什么关键词搜索铜矿遗址文献，只得从青铜器考古查起，查到宁夏地区铜矿资料，要么没有遗址，要么遗址年代晚于古豳国，均难用作证据。直到在赵元山等的《从考古资料看青藏高原冶铜业的起源与发展》中读到“青藏高原冶铜业的起源甚早，距今5600年~4000年左右的宗日文化中已有铜器出土。青海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砷铜、青铜器物及拉萨曲贡遗址中出土的铜簇说明，距今4000年左右青藏高原已进入青铜时代”，才意识到我国西部青铜器出现较早，甚至有中国青铜文化西来之说，这同样是古豳国“金在西方”的证据。进而又联想到有人因为妇好墓出土新疆和田玉器而提出丝绸之路之前已有玉石之路，古豳国就处在这个玉石之路上，铜料或铜制品作为珍贵物资一定也会由该路进入中原。这样才算摸到门路，把查寻范围由六盘山扩大到我国西部地区，并进而确定冶炼、冶金等为搜索关键词，最终果然查到河西发现夏商时期冶铜遗址，从而落实了古豳国金在西方的证据。古豳国时置商代，我国江淮地区发现铜矿，从而开创了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盛期。但古豳国地处西陲，江淮铜料尽被商王朝截留屏蔽，很难得到东来铜料，只能通过当时的玉石之路得到西来的铜料，因而才有金在西方之说。这样，该处文字必须重写。——2020-8-17}古豳国时期，我国因江淮地区发现铜矿而完全跨入青铜器时代，受商王朝强大需求的屏蔽作用，偏居西陲的古豳国很难得到来自东方江淮地区的铜料，只能通过当时的玉石之路（见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2期）从西方获取铜料或铜器制作工具。当时的铜与玉石一样珍贵稀缺，无疑会与玉石一样沿路东输。地质资料表明，祁连山北麓铜矿资源丰富（见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3期）；河西走廊也发现了多处冶铜遗址，时代早于或与古豳国相当（见李小强等《河西走廊4200年以来青铜冶炼的元素地球化学记录》，湖泊科学，2010年1期；陈国科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0期；李延祥等《敦煌西土沟遗址冶金遗物研究》，敦煌研究，2018年2期）。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古豳国的金主要来自西方。古豳国都城位于马莲河边，该河在董志塬东侧由北向南汇入泾河。其实马莲河古称泾河，堪称古豳国的母亲河，后来人们注意到现今的泾河源头更长，马莲河因而被降级为支流。泾字本义是南北流向的河，用来指称马莲河可谓名副其实，而现今的泾河却大致呈东西流向。也就是说，在古豳国的周人看来，水确实源于北方。再加上天下皆同的南方第一大火和脚下世代耕作的黄土大塬，在古豳国的周人眼中，世界就是由东木、西金、南火、北水围成的一方土地。灭商建周后，周人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在古豳国时期形成的世界观随之成为主流，他人只能接受不能怀疑。周王朝东迁后经过数百年的春秋战国，礼崩乐败，儒道兴起，百家争鸣，在重构世界观的过程中，人们早就淡忘了古豳国那个小世界，只剩下“五行属五方”这个核心，为求其合理，学者们便纷纷给出一套说辞，甚至玄乎其神。

那一日与同事小张讨论到此，颇为自得，认为给“东西”找到了最通俗最合适的解释。

讨论的当天下午，网上搜索到两篇“买东西”考证文章，发现明末清初集中出现了几个“买东西”由来的解释。比较有名的一个，崇祯皇帝问：为什么市场上人们说“买东西”而不说“买南北”呢？群臣哑口无言，周延濡机敏地回答“南方火，北方水”。崇祯皇帝曾经流连市场，对物价了如指掌，因此才有“买东西”之问。此外还有“东作西成”“东木西金”“东京西京”“东市西市”等解释。近人陈江考证发现明朝末期文献中“买东西”的说法次数逐渐增多，认为这个俗语是伴随着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热潮流行起来的，最初用东西代指东洋、西洋货物。之后徐时仪考证指出，宋代就已出现“东西”指称物件的记录，甚至在元代就出现了“不是好东西”的感情化用法，进而认为“东西”原为“买卖四方”物产的专称，先是泛指一般物品再统称各种事物。

阅读上述资料中实然意识到：由“买东西”固然可以寻得“五行配五方”的解释，进而回答“东西为什么能代表事物”的问题，但是“东京西京”“东市西市”“东洋西洋”“买卖四方”等解释同样自有道理，而且不必借助五行学说，直接由方位来解释显得更通俗易懂。与方位解释相比，五行配五方之类解释，除了显得高大上之外，并没有充分论据，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徐时仪先生认为，解释俗语来由多是根据一定联系联想将看似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不一定正确。也就是说，徐先生连自己提出的“买卖四方”说也未敢肯定是否正确。

想到这些，隐约感觉“买东西”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徐时仪先生已经感觉到因而不敢肯定自己。其中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现在看来，问题就出在“买”字上。由于最初的提问是“为什么买东西不买南北”，人们就从“买”字上作文章，联想起可买到或能买到物品的地点方位，从而把东西与事物扯在了一起。如果去掉这个“买”字，那么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用东西而不用南北泛指事物”。这样一来，“五行配五方”“东木西金”“东京西京”“东市西市”“东洋西洋”等解释马上就没有了合理性，暴露出东拉西扯的破败，只剩下“买卖四方”说还能勉强支撑，也难免牵强附会之讥，这应该就是徐先生不敢肯定自己“买卖四方”说的原因所在。

现今俗语中，东西并非仅限于买卖时才泛指事物，甚至不需关联任何行为单独就能泛指事物，因此完全可以去掉“买”字以及任何动词。另一方面，“买东西”可以促使东西演生出新含义，即先有“买东西”后有东西泛指事物，那么同样也可以设想先有“东西”后有“买东西”，即东西先自被用来泛指事物，然后才有“买东西”。先有“东西”后有“买东西”，这个设想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徐先生考证：宋代文献记载“所在逃户，见在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其中称桑田屋宇等为东西；元代大剧作家马致远写有台词“犯着吃黄窳者不是好东西”，黄窳为发黄粗劣之物，的确不是好东西。由此可见，“东西”至少不晚于“买东西”。陈江先生考证：清代藏书家翟灏认为物产四方，概括称之为东西，就是像编年历史称为“春秋”一样。这个“四方物产”解释不是从买而是从产地说起，并与春秋联系在一起，确实不错，只是需要进一步解释时就绕不开四方配四时的问题。四方配四时的确有事实根据。我国先民最初利用北斗指向来判断春夏秋冬四时：斗柄指东为春季，指南为夏季，指西指北分别为秋冬季。由此可见，“四方物产”说需要先科普天文知识，再点明春种秋获农事规律才能说清楚。这样的“四方物产”说不仅有失通俗性，而且还留下较大缺陷，因为渔猎采集之类物产与春秋四时关系不大。较起真来，“四方物产”说仍然从“产”这个具体动词开论，最终还要落在“买”上。这样的解释仍然没有把东西独立出来，但到底比其他解释更深了一步，体现在其开论依据是人所共知、没有歧义的常见之事，而“东京西京”“东市西市”“东洋西洋”等解释都是以特例开论，难免以偏概全之讥。“四方物产”说毕竟仍以具体动词开论最终要落在“买”上，以至于徐先生对自己阐发该说而成的“买卖四方”说很不自信。

其实，就有关买东西的各种解释而言，都是通过联想把东西与事物扯在一起，说白了就是东拉西扯。“东拉西扯”分明显示：除了“买”和“产”之外，还有很多动词可以搭配东西方位词使用（见《含“南北”二字的四字成语》）。分析发现，搭配使用的动词大都促使“东西”演生出“事物”含义，例如“东张西望”“声东击西”“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东家长，西家短”，等等。也就是说，在日常口语中早就存在东拉西扯式的成语或俗语，这些成语俗语共同定义了东西泛指事物的含义，能买的当然只能是东西。有些词也可以与南北搭配使用，例如“南征北战”“走南闯北”“南来北往”，等等。网查这样的词有三十余个，远少于东西搭配词一百二十余例。特别是其中没有一个搭配使用的动词促使南北演生出“事物”含义，因而也就不能说“买南北”了。

为什么东西被约定俗成地泛指事物而南北却没有呢？统观搭配东西的各种动词可以发现，它们大多强调行为的频繁性或多地点性，频繁而且多点发生的行为就是日常行为，自然牵扯着日常事物。“东西”一词，字面表示方位，字间隐含太阳升落时间，人们因此在口语中用东西搭配各种动词表示日常行为，并不言而喻地带出行为关联的事物，就像“东家长西家短”一样，这是中国人含蓄性格的体现。统观搭配南北使用的各种动词可以发现，它们大多强调行动的困难性和环境的变化性。我国南北气候相差悬殊，南方多水且热，北方少水且冷，在这样的范围内行动必须时刻面对新问题，克服新困难，牵涉的是大事、难事，而非不值一提的日常小事。“南北”因此没能演生出泛指事物的含义，不说“买南北”也就顺理成章了。用东西泛指事物还与中国人的关切式问候有关。不像欧美人“早上好”“下午好”那样直白，中国人熟人之间见面总是根据情况询问“吃了吗”“干什么去”，言语中自带脉脉温情。作为回应，中国人的回答也往往不具实、不具体，“吃了”“东边去一下”，甚至回一声“哦”“嗯”，笑而不答。有些问候很具体，“您这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您这跑东市奔西市的买什么呢”，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情况下，回应更不能具实具体以免挟人之嫌，于是“哦，找东西”“噢，买东西”，顺水推舟、依势作答之中，更多了几分中国式幽默。

2020-8-10行草于兰，8-17定稿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