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岛》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其文化散文集，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

余秋雨：我是一个“随行随吟”之人

　　二十几年前，白先勇读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即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尔雅出版社。记得当年尔雅出版社在新书的扉页上印了一句话：“余秋雨是白先勇最推荐的大陆作家。”事过二十年，白先勇认为这句话还是正确的。他说，从《文化苦旅》到《君子之道》，余秋雨的很多书，几十年都在守护中华文化。他的书受到那么广泛的欢迎，首先是因为他始终在写我们的中国文化。他也写过世界各国的文化，但核心还是中国文化。他关切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DNA”。余秋雨的散文，从世间流行的小品文拔身而出，接上了唐宋八大家的大风范。在现代散文的成就上，我们要给他最高的敬意。

　　不仅散文创作是在书写我们的中国文化，余秋雨的小说创作也在试图找回中国散落在历史记载之外的故事。他希望用象征的艺术找回那些散落和遗失。

　　2015年，余秋雨连续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先是《冰河》，又有《空岛》(作家出版社)。

　　“我用历史纪实的笔调，写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余秋雨在《空岛》题记中说。看似两种相聚甚远的表达，却在《空岛》中呈现出恰到好处的融合。

　　《空岛》，借用故事起源于和珅对财富的追逐，他想把中国最大的海盗——王直的宝藏收入囊中。多番寻访之后，黑衣人何求，朝着目标之一，扬州赵府的藏书楼——海叶阁出发。自此，秀才岑乙、黑衣人何求、赵府主人之女赵南、赵南的侍女小丝、藏书楼的诸位长老和扬州城里的老老少少，毫不相干的人们命运彼此牵连，连同海叶阁、梓园、辅仁书院这些传统文化的象征之地一起，卷入小石激起的千层巨浪之中，经受着种种考验。

　　空岛，究竟在何处？余秋雨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向人们讲述着从古至今的文化定律，大善大美，小丝小缕，相互维系，彼此相依。空岛皆空，却蕴含了美丽的生命哲学。

　　4月18日，读书报专访余秋雨。

　　读书报：您从来不用电脑写作，但是创作成就斐然，前一段刚刚出版22卷本的余秋雨合集，今年又推出两部作品。您如何看待写作？

　　余秋雨：写作是我的生命，有一点像矿藏的地质层。矿藏的横断面有一层一层的地质层，每一层互为依据。我的第一层是合集里面近十年的国际演讲，包括在联合国的演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演讲都收在合集里面。联合国网站第一条是我的演讲，影响很大；我的第二个矿层是20年的全球考察，我可能是全世界唯一走遍了古文明遗址恐怖主义地区唯一的人文学者。20年的全球考察，没有成为世界旅游，而是文化活动呢，是因为有30年的学术研究，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是我有40年的创作训练，我在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前，还担任写作教师时，自己也写，每天训练学生写。这后面还有50年的古典修养，我的合集里面翻译了《庄子》、《心经》，翻译了屈原、苏东坡，这都是50年古典信仰建立起来的。

　　每个人的地质层面是不一样的，我走遍国际，所以国际上新的艺术思潮对我有重大的影响。同时考察提升了我的艺术感觉，又使我考察的文章写得有温度。大家完全看不到我的作品里面有任何剑拔弩张的东西，而是有比较丰富的人生。

　　读书报：网络时代，您如何对待当下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余秋雨：舆论环境无所谓好还是不好，完全看创作者本人怎么面对，很长时间以来文化传播的层次比较低，使得我们的舆论环境不太懂得艺术。艺术已经寂寞了，我们热闹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有些媒体不研究一下演员在表演上的突破，而是关注表演之外的事情。这使得艺术家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显得很寂寞。专业评论很有魅力，写出来很有价值，如果老讲绯闻就没什么价值了。

　　读书报：您不上网，但是进入微博时代，大家对过往流行过的一些风格会有新的评价，您会介意吗？网络阅读是否算是阅读的一种？

　　余秋雨：文学没有新旧，文学不会过时，《离骚》还没有过时，《红楼梦》还没有过时，只有好不好，没有过时不过时的区别，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文学和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不一样的是留下了永恒，这点非常重要。

　　不要认为网上接受信息就是阅读，给朋友们发这个发那个就是阅读，这搞错了，我们还要认真的把文学作品作为阅读。

　　读书报：20世纪80年代您早期的创作多是戏剧理论方面的专著，那个时期您对于戏剧理论的研究对后来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余秋雨：我在写作散文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这是一个体制庞大的学术工程，使我对世界各国自古至今最重要的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名著，有了比较完整的把握。因此，我到世界各地考察，永远不会胆怯，心想，我熟悉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圣哲。

　　读书报：您对于文学的热爱始自什么？

　　余秋雨：始自天性。后天的阅读经验和审美经验，又提升和强化了这种天性。这是我生命深处永远潜藏着的一种美丽。

　　读书报：在90年代，您的大文化散文在文坛引起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您的散文作品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中特有的灵动与活泼，在散文中独树一帜。《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千年一叹》等每一部作品都在文坛掷地有声。能否谈谈，您的散文创作几十来有怎样的变化？

　　余秋雨：谢谢您的表扬。写散文之后，海内外绝大多数读者都把我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其实我的主业还是学术研究。研究的方向，已渐渐集中到以下四个方面：中国文脉，中国人格，中国美学，以及中国文明在全球座标中的位置。这些课题都很重要，近二十年来联合国总部、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邀我去演讲的，也都以此为主题。但是，我又不希望这些过于严肃、过于理性的研究吓走了我的广大散文读者。因此，力图用散文笔调来表现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那么多书。在这方面，司马迁是我永远追摹的榜样。欧洲的榜样更多，但比司马迁都差得多。

　　读书报：作为学者型作家，您的作品却每每都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但成为常销书，也是畅销书。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这证明，我们的读者并不拒绝思考深度。这里出现了三个“度”，那就是：只要加入作者的生命温度和审美高度，就能把思考深度全然激活。今天的读者，虽然也喜欢放松型、消遣型的阅读享受，但在放松过后，却会认真接受一些“美丽的艰深”。您的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譬如台湾读者就对我的著作在华文世界长期畅销非常好奇。上一个月，白先勇先生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试图解答这种好奇。

　　读书报：在行走中思考、写作、沉淀，您的作品与一般意义的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您希望自己的作品带给读者怎样的思考？

　　余秋雨：法国思想家卢梭说：“如果停止行走，我就停止思考。”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经在课堂上要他们一次次标出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行走路线，并借此告诉他们，真正伟大的文字，总是先让脚写在大地上，再让笔写在简册上。当代的写作，更需要自己的单个生命与永远陌生的土地的碰撞。文字，只是这种碰撞所溅出的火花。

　　读书报：为什么会想到“转型”创作小说？还是一种多年积累的必然？

　　余秋雨：实在算不上“转型”。文化只讲高度，不限专业。你看达？芬奇，深入到很多学科，都卓有成果。我曾在德国魏玛城的歌德故居逗留了很久，他涉足的领域也极为广阔，倒反而没有留下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大诗人的多少印记。中国的苏轼，诗词、散文、论文、书法、绘画、音乐、医药、佛学，无一不通，且门门登顶。我当然不能与他们比，只能自比一个老农。今天耕地，明天修堰，后天种稻，出门赶车，回家喂猪，都会。我们不能说，这个老农怎么频频“转型”，天天“转型”。

　　读书报：有多年的戏剧理论和创作的积累，小说创作是否得心应手？

　　余秋雨：还是借用那个老农的比喻：有了耕地的经验，对泥土的习性就很了解，对土地与水的关系也很懂得，因此一旦修堰，也就得心应手。古人说：“天道无隔，一通百通”。我很愿意做这样一个老农。

　　读书报：《空岛》用历史纪实的手法完成悬疑小说，令人耳目一新，这令我想到戏剧的力量。您在创作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余秋雨：您是内行，居然一读就发现了戏剧的力量。其实，戏剧的力量也就是“叙事张力”，戏剧要有，电影、电视剧、小说都要有。现在我看很多电影和电视剧作品，镜头很好，表演也不错，却在根子上缺少“叙事张力”，常常为它们深感惋惜。“叙事张力”也可以说成“讲故事的魔力”，不仅能让观众享受，也能让讲的人享受。您问我在创作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享受着讲故事的魔力对我自己的诱导和激发，实在是神妙无比。

　　读书报：与您的首部长篇小说《冰河》相比，您认为《空岛》的创作又有哪些新的变化？这种悬疑的构思，是否对您的创作与阅读都构成一种挑战？

　　余秋雨：《冰河》、《空岛》、《信客》是三部不同的小说，但又可连在一起读，我想用三个历史方位，来艺术地阐述中国的人性风范。这三个历史方位，也有时间的连贯性，大致是：明代、清代、现代。悬疑的构思，只是一种艺术手法，借以把故事揉紧，并快速推进情节，可以省掉很多篇幅。这对现代人比较适合，也是二十世纪的部分作家对十九世纪过于冗长的小说模式的解构。

　　读书报：“空岛”中蕴含着的生命哲学，让人引发更多的思考，同时也会联想余先生本人对生命的思考。

　　余秋雨：不错，我喜爱的艺术作品，都与生命哲学有关。生命哲学的最高部位，并不是抽象思维，而必然是艺术形态。亚里斯多德写过《历史哲学》，但他把诗看得比历史更高，他是对的。中国儒家，也把“乐”与“艺”放在归结各种大学问的地位，他们也是对的。当然，很多艺术作品与生命哲学无关，那也很正常，因为艺术的天地很广阔。我本人，由于历尽磨难，又一直在思考着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陷阱、生命的崇高。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行政事务、日常生活、千里行旅中，也是这样。

　　读书报：为什么会想到以和珅对财富的追逐作为故事的题材？您认为这个故事对当下社会有怎样的启迪？

　　余秋雨：我写和珅，并没有现实影射的意思，而只是迷醉于三个“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典、最大的海盗、最大的贪官。这三个“最”组合在一起，一定能产生特别有趣的巨量级涡旋。因此，还是着眼于“叙事张力”。如果留一隙现实主义的联想，那就是把大文章做小了，非常可惜。

　　读书报：您愿意谈谈小说创作与戏剧、散文创作的不同感受吗？

　　余秋雨：各有着迷之处。德国诗人海涅说，小说、戏剧、诗歌，是人类精神中三种基本美丽的自然迸发。他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个人，作为这三种基本美丽的最高代表。尽管海涅不了解中国文化，但他把文学的几种基本体裁与人类的几种基本美丽连在一起，显然是不错的。每一个文学创作者，其实都具有人类精神中的基本美丽，只不过精力有限，各有侧重罢了。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级”和“气格”。

　　读书报：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作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争议比较多的，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争议？

　　余秋雨：有关我的“争议”较多？我看到的，只是四次无聊的诽谤。我没有出来争辩，因此构不成“争议”。

　　第一次，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大家读一读我写的《寻石之路》就明白了。我曾公开悬赏，谁能举出我在这个笔名下写过哪一句话，我就支付自己两年的全额薪水。悬赏已经二十年，至今无人领赏。我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躲在外文书库开始写作那部六十八万字的《世界戏剧学》。请想一想，在那个稍稍偏离“革命样板戏原则”就要入罪的年代，写那部书需要什么样的勇气？相比之下，那些诽谤者当初在干什么？

　　第二次，是说我的书中有大量“文史差错”，还有“抄袭”，全国哗然。但是，后来有一个记者找到那个诽谤者，要与他比对证据，那人才轻松地说，他是“想当然”。

　　第三次，说我在汶川地震中“捐款二十万元”是“诈捐”。但是，我在哪里宣布过我要“捐款二十万元”？事实是，我在灾区以五十多万元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至今仍邀请诽谤者们随时参观。而且，学生们还会教他们数学：五十万，比他们心中的二十万，要大一些。

　　第四次，说我和妻子离婚了，还伪造了妻子的离婚声明。结果，我的妻子马兰立即发表了一个正版声明：“若有下辈子，还会嫁给他”。

　　就这四次，其他没有了。从去年开始，中国司法部终于有了逮捕和审判造谣、诽谤者的案例，他们也就不闹了。有的读者问我：“为什么当初不起诉他们？”我说，他们其实是一群无聊的可怜人，不相信人生中有勇敢，有奉献，有爱情。他们什么也没有，再把他们关在监狱中，就于心不忍了。

　　读书报：小说创作如此游刃有余，是否今后的创作将在小说上有所侧重？

　　余秋雨：我是一个“随行随吟”之人，从来不对自己的今后，作任何计划。您说我“小说创作如此游刃有余”，又说“耳目一新”，我一听就高兴了，那“见好就收”吧。已经出版的《秋雨合集》多达二十二卷，在书架上长长一排，里边还不包括《空岛》、《信客》这样的小说。如果加在一起，那就实在写得太多、太多了。我又至今未用电脑，纯粹是最原始的“手工写作”。握着笔，一字一句地写，居然让稿纸堆成了小山。读者见了，一定会疼惜我的手。那就不要再让我多写什么了吧。如果还写，可能更多地是写书法。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国内那些重要碑文，都是由我撰文，又由我亲笔书写的，例如炎帝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以及仰韶遗址、秦长城遗址、云冈、都江堰等等。我的六卷书法集，去年获得了全国“金牛杯”金奖，最近还会出一部我的“墨迹”精选，请大家指教。

　　读书报：在当下浮躁的碎片化时代，您认为作品怎样才能引导读者的热情？您对《空岛》等小说创作，期待几何？

　　余秋雨：没有什么期待。成熟的读者不必引导，他们在远处就能闻到林木之气。我出了那么多本书，没有一本举行过首发式、签售式、研讨会。我与文学评论界也毫无交往，因此，全国有那么多“散文奖”，《文化苦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项。但是，这一些对读者都不起作用。我对读者，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不想用任何方式去诱惑他们，或骚扰他们。他们如果现在没发现我的小说，迟早总会发现的，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