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读书报》结缘很早，早到该报创刊的时候。当时我在《中国矿业报》作编辑，拐着弯被约稿，便零零星星地发些人心不古的感慨，欣欣然，觉得自己凑近了文化人的堆里。那是1994年。

   大概在1997年夏天，“科技视野”专刊创办时，呼延华在稻香园找到我。我把N多年前为《科技日报》周末版设计的一套未遂方案，诸如“科学时评”、“科学文化”、“书评”、“科学与艺术”等几大板块，添枝加叶，倾囊相授；于是屡遭约稿，频频露面。呼延华铺好了摊子，不久就离开了。继任者是毕业不久的王洪波。

   被约最多的是书评，出版社想推广，洪波就约评论。我那时年轻胆大精力足，啥书都敢接，几乎“第一推动丛书”出一种，我就评一种，成了“科技视野”的百搭书评写手。回想起来，没有严肃活泼地跟出版社另要一笔稿费，是一大憾事。当时《中华读书报》给我千字一百，而《婚姻与家庭》千字五百。取一百而拒五百，何等风骨！

   自然我另有所获。一方面是涨知识，被动阅读了数理化天地生诸多领域的大师之作，无论是关于科学本身还是科学活动的过程，都积累了河海之量的资料和靶子；另一方面是长本事，出于一个文学青年的自尊，每写一篇，我都力图写出一点新东西，即使没有新想法，也要在文体上有所改变。才高，任性，我对大师从来以平视的姿态，与之对话，时而我注大师，时而大师注我，写到高处，便扬言要扇某诺奖得主“大耳刮子”，不亦乐乎。

   次多的是所谓的科学文化。自以为是文化人，又懂点儿科学，读过斯诺《两种文化》之后，一方面觉得公众普遍不懂科学，特想给人科普，讲讲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啥的；另一方面又觉得社会普遍误解了科学，特想代表科学讲讲啥是科学。在浓烈的人之患情结与显摆欲的激励下，键盘叮当，曾一个通宵写出长篇评论《爱因斯坦的意义》，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

   用力耕耘便有收获，很多文字常为友人用来打趣。朋友们每有新书，也愿意让我先拍，拍砖拍马。

   多年之后的某一个黄昏，我在北京街头行走，接到了吴国盛教授来自上海的电话，说正与江晓原、刘兵、刘华杰、王一方等一干科学文化人饭局，所行酒令是田松文章的标题，转了两圈而未能绝，虽然远隔千里，通过电磁波的正当应用，顿时醉倒。

   我有不少抽屉思想，却很少抽屉创作。作为一个懒散入骨的人，其实是想得多，写得少。突然有了阵地，不由得莫名兴奋，小心撒野。

   1997年11月，《鸡与鸭与李约瑟》在“科技视野”一经发表，便引来诸多板砖，诱发了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又一轮争论。据传闻，此文差点断送了我的科学史博士。1998年春天，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录取在即，据说，有位老先生拿着这篇文章对所长刘钝先生说：“这个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来我们所干什么？”好在刘钝先生对我等科学文化人青睐有加——科学文化人这个招牌，我记得就是刘钝的命名——回答说：“人家已经考上了，总不能不让人家读。”于是我顺利入所，成为陈久金先生的弟子。遥想此前两年，我曾考中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录取在即，据传闻，另一位老先生指着博士录取名单说：“这个人是搞伪科学的，我们不能培养这样的人。”于是我已经调档的录取进程戛然而止。两者相比，天上地下。

   板砖横飞，方显我英雄本色。天性不服输，爱较真，扣死理，逢强则强，我有很多观点都是在论辩中激发出来的。有对手，更激发我的写作欲和创作快感。

   作为这场争论的延续，出于对民族虚荣心的不以为然，我又发表了《易经、计算机与思想的传承》（1998年9月），意外得到业内高士戈革先生的褒奖（戈革，《给田松先生的公开信》，1998年10月），大慰我虚荣之心。后来，经潘涛介绍，我成为戈革先生至死而未翻脸的忘年之交。我的另一个博士学位从他的玻尔研究中受益颇多。我总共写过两篇记述戈革先生的文章，其中第一篇《现代学者，古式文人》（2004年）发表在“科技视野”上。

   我最早的科普理论文章《科普：从传统走向现代》（1997年11月）和第一篇相对正式的科幻研究文章《“科幻批判现实主义”大师》（2008年12月）都是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我的民科研究，也曾在“科技视野”上有过介绍（《“沙滩上建房子”的人》，洪波专访，2004）。

   我在“科技视野”上曾有过一个专栏，“稻香园随笔”。从2003年春节开始，每月一篇，一直到2005年年底，《中华读书报》改版，“科技视野”寿终正寝，三年，凡25篇。最初只是想晒晒抽屉里的思想，后来就成了思想的同步呈现。有一个版面在等着，有洪波在催着，常常是动笔前的一点点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迅速生长，捣着捣着就捣出来一头驴，结果大大超出预想，给自己一个惊喜。有些想法在脑袋里觉得清楚，一敲出来就发现各种问题，逻辑的，词语的，例子的，于是打磨文字，也是打磨思想。常常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比喻，编一个恰当的故事，耗时耗心。写作的过程就是思想的过程，思想的过程也是写作的过程，思想与写作同步，这种体验让我兴奋、幸福。

   在读博士之前，我就存着一个念想，打破学科界限，对人类生活有一个完整的阐释。通过稻香园随笔，我逐渐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诸多层面的看法，一个完整的形象呼之欲出。身处经济社会，就业率、工作、拉动内需、GDP之类的术语在我们的话语之中，也限制了我们的思想。我试图描述一个完整的经济过程，但是有几个关节一直未能打通。2004年夏天，应一位陈年老友之邀，我在莫桑比克生活了一个月，我看到了大片的荒野，当地人简朴简单的生活。一天晚上，在彭巴小城，灵光凸显，牛角尖钻破了。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工业文明的症结！发展的魔咒就此破除，所谓发展，归根结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我所看到的世界，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解释。长时间里零散的文字在彭巴聚合起来，有了新的标题，《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这是稻香园随笔中至关重要的一篇。我充分地享受了思想的乐趣，写作的乐趣。

   这三年里，我把“稻香园随笔”视为我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少写了学术文本，损失了很多量化考核的数字。“科技视野”停刊之后，我应李焱之约，在2006年转移到《博览群书》，又写了七篇“稻香园新笔”，直到李焱离开。

   回想起来，我对这段生活与写作充满了感激之情。人生短暂，一生之中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能写的文章也是有限的。相对于学术文本而言，随笔是鲜活的思想。洪波给我设定的这个专栏，给我的思想铺设了一个跑道，让我在这几年里完成对于现代化生活的整体批判的雏形。否则，我的写作和思考可能会被更具体的量化考核所左右。

   是作者，也是读者。至少在2007年出国之前，我是“科技视野”及《中华读书报》的忠实读者。目睹了这份报纸的成长，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直接参与了中国新世纪科学文化的理论建设和普及。“科技视野”创办之初，国内还没有专门讨论科学文化的刊物及版面，很快聚集了一批具有类似背景、类似兴趣的作者，也成为“科学文化人”的一个重要阵地（另外还要算上《科学时报》的“读书”和《中华图书商报》的“阅读”）。若说是中国新世纪反科学主义思想的摇篮，也不为过。

   2002年科学文化人的上海会议之后，总结了一个学术宣言《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宣言署名柯文惠，其实是科学文化会的意思，我和刘华杰、韩建民起草，江晓原定稿。宣言从知识论、社会实践、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自然观等四个层面对科学主义作出了定义，并逐一批判。直到今天，这个表述仍然是全面而准确，一直被我采用。宣言在《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和《科学时报》“读书”上同时刊出，反科学主义思想公开亮相，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口诛笔伐。反科学主义，从其亮相之初就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直接面向公众的社会思潮。

   2003年，松山科学文化会之后，吴国盛教授在“科技视野”上发表署名文章《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这是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

   2005年初，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辩论“人类是否敬畏大自然”从《新京报》上展开，这相当于一场全民范围的环境伦理教育，也是环境分子的自我教育。几年里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讨论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有了具体的表现。反科学主义思想成为敬畏派的理论武器。在这场辩论的末期，《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蒋劲松的关于人与自然与科学的两个不等式。另一篇是杨通进的文章，指出敬畏自然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理念之争，将辩论提高到文明建设的高度。

   2005年的第四届科学文化会议总结了一个学术备忘录《岭树重遮千里目》，发表在“科技视野”上，其中回答了《宣言》发表几年来遭受的质疑，也对刚刚发生的敬畏自然之争进行了回顾。这份备忘录署名柯文惠，我有一次做起草人，江晓原定稿。其中指出比科学主义潜伏得更深的缺省配置，一是本质主义，一是单向的社会发展观。

   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我今年有一些新的感触。我是觉得，反科学主义与科学主义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两个不同观点，而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一份报纸，或者一个专版，对于社会文化如何影响，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人们习惯认为，报纸只是提供一个发表文章的场所，重要的还是作者和作者的思想。但是，从建构论的角度，或者按照刘华杰教授的“学妖”说，正是编辑的存在，栏目的设置，使得作者的思想得以呈现。一个版面，一个专刊，就如一个咖啡馆，把作者聚合在一起，加上读者的阅读与反馈，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场。就以我个人经验而言，媒体直接参与了这个场的建构，也使得我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呈现。

   2007年我出国访问，一年的时间里不能翻阅《中华读书报》，只能点击网络版，洪波无法再约书评。所以我对这份报纸的记忆，也基本上停留在这个时间之前。曾几何时，“科技视野”思想激荡，板砖纷飞，是我生命历程的重要片段。

   写作，是我生命呈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