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李白绝对是最家喻户晓的名字，他那些流传千百年的诗句至今脍炙人口。从小就接触过李白诗作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写作之外多年研习中国古诗，他自己也写古体诗，按照诗词格律，态度恭谨而意兴遄飞。

   去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张大春在和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讲座中谈到他关于李白的上百万字长篇小说写作计划，此后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大唐李白：少年游》繁体版出版。时隔半年，2014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该书简体版亦与读者见面，张大春再度现身北京，站在东四工人文化宫舞台上面对前来参加理想国文化沙龙的现场读者，将近一个小时不紧不慢地谈李白，谈古诗和他的这部新作。

   《大唐李白：少年游》讲述了李白早年追索诗艺、寻幽访胜、行走江湖的游历人生，盛唐历史、民俗风物、唐诗解读等等都能在书中找到位置，藉此或可破解诸如李白的身世、师承乃至内心世界的种种谜题。把这个故事讲好，有着多年职业写作历练的张大春责无旁贷。但他写作此书的意旨不止于此，对这部作品而言，小说这种体裁很可能是引领读者走向作者笔下李白诗意生涯的入口。或者说，仅仅用长篇小说来定义这部作品是不够的。张大春从不缺乏在写作上探索的热情，此番以小说、历史、传记、诗论在这部新作中共冶一炉，这份勇气甚至还让他依循唐人写诗的背景和规律自作若干首古体诗嵌在文中，向古人致敬，为今天的读者设置猜谜般的惊喜。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虽然两小时后就要赶赴首都机场搭乘回台北的航班，张大春兴致不减，索性站起来，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边踱步边回答问题。不时吟诵书中诗句，带入感十足，就像他在台北家中每天写作前那样，空气中有位旁人看不见的李太白，按时造访……

   读书报：从那么多中国古代诗人中选择李白，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小说、历史、诗论杂糅的形式去写，你酝酿了很久吧，写起来顺利吗？

   张大春：其实决定写这个题材起意很快。我读书时对李白就有各种形式的接触，包括他的诗、他仅存的一幅字，还有他的生平和流传下来的故事。我常跟我内人说起研究古诗、写诗的事情，她不太感兴趣。前年（2012年）10月的一天，在出版社工作的她建议我说，你要不要写一部与诗和诗人有关的书？我说，写什么呢？她说，就写李白嘛，大家都知道李白，也会有兴趣读。我马上想到“盛唐李白”四个字。对“盛唐”和“李白”这两个关键词，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我们分别对这两个词的误会和不解，我是太有兴趣了。之后把“盛”换成“大”字，就成了“大唐李白”，这四个字是平上去入都有。

   接下来，我在两个月内写了二三十个小段落陆续发在脸书（Face?鄄book）上，序号是我随便标的。本想一直用这个方式写完，最后把这些段落拼起来，但就长篇小说叙事来说，这么做有点不负责任。这种尝试我做了一两个月，脸书上的朋友看了就说，哇，这好像这本书的预告片。其实这些段落几乎没有一个“镜头”被剪到最后出版的书里。写完这些段落，我决定回到比较瞬时的文本，这种瞬时不是单一地把叙事轴拉开，而是给以大量干扰，这种干扰就是解释李白说的话什么意思，他所处的状态有什么样的背景，制度啦环境啦历史脉络啊乃至他的心情都放在里面。

   读书报：《大唐李白：少年游》的这种表现形式虽然并非你考虑很久才动笔完成，但这么多年浸淫在中国古诗词里，自己也写诗，应该说对这些不陌生，这算是无意识的一种准备吧。

   张大春：是的。针对你这个说法，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证据。我长期注意到李白的诗里面“米”呀“里”呀“水”呀用得比较多，他特别会调度仄声韵。另外我还注意到李白明明是写律诗，但会大量使用律诗里犯规矩的句法，打造成不合律的句子。我发现，崔灏等诗人在写诗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越是在格律变得很巩固的时候，越是有些诗人要扭着写，这是涵盖了诗人个性的趋势。所以我在这部小说里更加强调这一类而不是这一个诗人在格律越来越稳固的时潮之下逆流而上的特点。

   读书报：抛开李白千百年来在中国的知名度及其诗作流传的广度，就诗歌本身，他是你最认可的诗人吗？

   张大春：我自己也写古体诗，就要以一个写诗的人的态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卓越的诗人应该是杜甫。那李白该是什么位置呢？他的意义更在诗史之外，不应该以排名第几去衡量他，他的影响或者说他带来的冲击包括了好几个层面。他的诗歌把包括大量典语的士人语言调度得灵活而巧妙，在大量行使典语的同时渗入庶民语言、口语。为什么李白对我来讲有特殊意义？他本不是士人，但是通过周旋、交际建立他个人的某些商业活动据点，比如酒楼，通过游历去普及和传扬他的名声。在盛唐，不论你是不是士这个阶级，一旦扬了名，真正的士人也会羡慕你。对于声名的迷恋是盛唐时期主导性的社会氛围，李白利用了这一点。恐怕连杜甫也不能超然其外。

   读书报：《大唐李白：少年游》既然是小说，难免演绎和虚构，不过书中有些诗句是你对古人原诗的增删，甚至有些诗干脆就是你写的。这么做更符合你写作此书的本意？

   张大春：我能这么写，必须对李白的诗作非常熟，并不是说能背下来就是熟。我会看一首古诗的表面逻辑在哪里，深层逻辑在哪里？诗总有逻辑存在，可是李白的有些诗真的是完全没有逻辑。有些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被错解，或者被编选者编错，也可能是他的初稿或二稿三稿，被抄错了。这总得给读者一个解释。像书中唐代诗人沈佺期那首《结客少年场行》就是我写的，《结客少年场行》有好几个版本，存世的独缺沈佺期那首。我在他的身世、情感基础上，依照他的笔法写出来，很多读者都没看出破绽，因为沈佺期太有资格写这首诗了。

   读书报：应该说，这部作品容纳了你对古诗词的研究心得，也释放了你对李白诗作和生平的理解，写作过程挺过瘾吧？是不是也要讲究个度？

   张大春：当然很过瘾啦。我每天早上大概六点起床，六点半把老婆孩子送出门，七点我坐在书桌旁，感觉书桌前面还有把椅子。太白，坐，我们聊聊，你要不要上场？那一刻非常美妙，感觉就像迎候一位每天都来的朋友。你不见得喜欢他，但是他愿意到你面前任由你发问和探询。他不得不回答，因为答案都在他的生平、诗作和各种资料里。有时我会揣摸，我这样说李白可不可以。当我自己觉得可以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同意吧。

   怎么写李白是个道德抉择。我会不会运用手上掌握的叙事工具任意而为？通常我在这个时候会很小心———别再替李白编什么了。这种写作上的控制力是我的修行。写或不写书中这些诗，我也是非常小心，提醒自己不要过度。这个度的把握倒不难，难度在于我写作的时间压力，我还要去广播电台录音、做节目，等于让我在写作之余透透气。也会在电台节目里说说我正在写的作品……

   读书报：这好像是你写作的某种旁白……

   张大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有时候我宁可停下来，节目照做。拿出与那时正在写的情节相关的一首诗，在节目中先做些解释。节目是预录的，我录下礼拜四节目的时候，必须写到下个礼拜五。写不出来怎么办，放一首诗或者一个小掌故填补过去。我已经写了四十多年，没有什么所谓的瓶颈，真的有瓶颈，至多三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读书报：听起来你的写作是非常职业的状态，像一门手艺。

   张大春：对呀，像个工匠，是劳力活。

   读书报：作家阎连科前两天在一个沙龙上说你的写作是图书馆式的，此前李洱在一个发布会上也说你有望成为华语文学界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你怎么看来自同行的这些评价？

   张大春：不管是百科全书式写作还是图书馆式写作，他们大概是在强调，小说作为一个知识载体是不是需要具备这样的深度、广度或者认识论层面。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小说应该把人生中的某个片段或者爆发的情感、对人生的感性成分呈现出来。小说有很多种，这只是众多门类中的一个。李洱那句话听起来的确是赞赏，但不仅仅是对我的赞赏，那意味着小说被赋予了什么期待，是满足读者好奇心还是求知欲。这种期待正好牵涉到小说的性质，如果没有结构，知识就只是资讯、信息。什么可以形成结构？当然是思想，小说是用思想去贯穿那些资讯。小说作为结构性的载体，恰恰证明了信息不应只是零散的。

   读书报：你在《大唐李白：少年游》“代序”里写到，“一个个号称盛世的时代，实则往往只是以虚荣摧残着诗”，实际上在所谓盛世，诗人的地位是有点尴尬的，或者说盛世未必是诗的好时代。

   张大春：这可以有个辩证的说法。盛世，对诗人是不好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是反过来说，盛世一定也提供给诗人许多难得的机会。

   读书报：你写过有个人成长体验的小说、家族史、民国世情小说、文论、亲子普及读物、志怪短篇小说，直到《大唐李白》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你想写没写或目前无力驾驭的写作吗？

   张大春：越多人写的题材，我越不会写，比如爱情。人人都在写爱情啊，你能超越谁呢？我不会写。

   读书报：你已经确定了《大唐李白》的整体规模是四本，甚至四本的书名都取好了，这些是动笔时就定下的吗？目前进展如何？觉得哪一本最难写？

   张大春：确实是在写第一本的时候就定了要写四本，《少年游》、《凤凰台》、《将进酒》、《捉月歌》。现在第二本《凤凰台》快要写完了，预计今年三四月份写完，九月初写完《将进酒》，明年这个时候写完《捉月歌》。不能比较这四本哪本更难写，记得当初写完《城邦暴力团》，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此后再无难事。结果，此后的写作步步都是难，哈哈，走一步难一步。

   读书报：你一向精力过人，和《大唐李白》后三本的写作、做电台节目并行的工作还有吧？

   张大春：可能还会写一个电影剧本，不过我的确不会在这个时候太去想下一个计划，怕分心。但我一直打算，写《大唐李白》之前就在想，继续写我那些“未完成”的系列，如《欢喜贼》系列、《城邦暴力团》前传、后传，有的只剩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