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9部学术专著（其中有6部为英文版），但毕生之作的核心还是我的“三部曲”：《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社会主义的企业家》（Szelényi， 1988）和《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Eyal， Szelényi and Townsley， 1998）（若我能将2010年出版于匈牙利的近作《如何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译为英文版——我正在做这项工作，它将是“三部曲”的“后记”）。其中，《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中文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三部曲”中的“第二卷”（《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第一卷”已经有了很多外文版本（包括英文版、法文版、西班牙语版和日文版），但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这些作品来自于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变迁的经济社会风貌以及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多样化道路的上下求索。《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官僚化改革的反思；《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则试图去理解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内部的早期市场改革（以匈牙利为个案来透视）；最后，《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则是对1989年～1991年间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决裂，以及激进式的转向自我调节（self-regulating）的市场经济历程的一份较早的研究报告（同时试图将“中国个案”放在一幅正在远离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路线图上去理解）。这三部曲是一系列“辩证性”的工作，第二卷是对第一卷的主题的一种“扬弃”，第三卷又“扬弃”了第二卷，并在某种程度上“重返”或者说综合了第一卷。

　　让我简要回顾一下三本著作的主要观点和假设。

　　我从《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开始。该书（和我的朋友乔治·康纳德［George Konrád］合著，他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的源头是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令人惊叹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吉拉斯的这本书（Djilas， 1957）是对“传统”斯大林 /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最富洞察力的分析之一。他的分析深嵌于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学术传统之中，批判性地剖析了“传统类型的社会主义”中官僚制的角色。托洛斯基指出，当斯大林的官僚们将自身形塑为一个特权“集团”（caste）之后，作为“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就已经“变形”（Trotsky， 1937）。吉拉斯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不接受“工人国家”的假设，也不认为仅仅一个官僚特权“集团”使社会主义“变形”了。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由官僚“新阶级”统治。对我们而言，集团或阶级 （class）这两个术语中的哪一种能更好地描述斯大林 / 毛泽东时代官僚们的特权地位并不特别重要。我们折中地将官僚称为“等级”（estate），但是我们非常同意吉拉斯的说法——传统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也无甚关联。那它是什么？依据韦伯（Max Weber）的传统，我们尝试将斯大林和毛泽东主义体制中的权威类型界定为“卡里斯马”统治（除了一些极度压制时期有争议的“非合法性”［non-legitimate］）。

　　它是一个根据等级（rank）而非阶级来分层的社会，因此，官僚集团属于统治“等级”。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解决卡里斯马人物去世之后的领导传承问题，因此，他们都在急切地寻找一种权威的替代性体制。这就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起点。当卡里斯马人物离去之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将走向何方？最为明显的策略便是促成官僚和技术专家的联盟，并以这种方式合法地统治社会。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统治“等级”中也有一部分技术专家。早些时候，“工程师”就扮演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角色（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工程师对凡伯伦［Veblen］关于苏维埃体制下工程师的预言太当真了），但通过那次声名狼藉的“工程师审判”——苏联历史早期的一次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s）——官僚则宣示了其最高地位。 “红与专”问题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持续性张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在与之非常相似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僚集团的霸权却从未受到质疑。随着卡里斯马领袖的逐渐离去，重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期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相当多技术专家都主张通过科学性的计划来建立一个理性化社会——我们称其为理性化的再分配体制——去克服市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因此，支配的性质开始从卡里斯马型权威向一种理性的权威转移，但是它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法理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新体制的权威却声称是以实质理性为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由卡里斯马型权威向实质理性赋予的权威的转移开始改变社会分层体制。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等级次序（rank order）开始转向阶级（class）分层体制。因此，吉拉斯的新阶级概念就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新阶级不仅仅由官僚集团组成，它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行动者的联盟，其中，官僚集团与技术专家，甚至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强力地联合了起来。我们认为，如果官僚集团开始通过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大量自由表达机会以获取他们的忠诚，并与之建立起了初步的伙伴关系；那么，由于技术专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群体，他们因此只会选择与官僚集团联合起来。我们相信，这种更宽泛的新型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形成并非空谈，一个理性的秩序对于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人文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技术知识”或实质理性的担纲者（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带来了“革命的火种”，他们不仅仅是专家，他们还属于“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俄语和许多东欧国家语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经常对资产阶级秩序的形式理性嗤之以鼻。知识分子的这种反资产阶级的倾向偶尔会将他们推向右翼激进主义，但是，更典型的情况是，他们与激进的、革命的左翼更加亲和。是的，那里有海德格尔（Heideggers）和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s），但是，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萨特（Sartre）和毕加索（Picasso）（其标准称谓是 “同路人”）是更为典型的形象。我们在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准备草稿，并在1974年的秋季完成了该书。1974年，我们认为这一新阶级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正在形成过程中，或处在萌芽状态。也是1974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新阶级的形成是这一新阶级内部诸多派系激烈斗争的过程——我们对技术官僚群体的“反击”（counter-offensive）进行了研究——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统治阶级的到来，一个阶级分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具有历史性的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不可避免，同时，我们也更愿将这一过程视为一种危险而不是一种社会需要的结果。数年之后，我遇到了诸多东欧的读者，他们都基本误解了我们的著作并告诉我：“很抱歉，你们想把知识分子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完美计划并没有实现！”。事实上，这实在不是我们的“计划”，它只是一个悲观的预言。

　　1975年，我离开匈牙利到了澳大利亚，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中，我都无法回国。当我回去时，面对着眼前的巨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朝向我在1966年～1974年间所预测的方向发生。当我1974年离开匈牙利时，我们属于一群异议知识分子，我们的大部分同事正在体制内谋求立足。现在则有了流动大学（flying universities）和对既有体制进行激烈批判的地下出版物，同时，我们的诸多知识分子同事也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官僚集团在向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群体做出让步方面行动迟缓（因为写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我曾被当局监禁和驱逐出匈牙利），同时也不再愿意与技术官僚（technocrats）分享真正的权力。 甚至那些对既有体制最怀好感的技术官僚们也开始抱怨经济改革的步伐过于缓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失去信心。1982年，只有极少人走得远到去宣扬“资本主义”，大众的共识似乎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无论是这一潜在的新统治阶级联盟的“资深”伙伴（技术官僚）还是初级伙伴（人文知识分子），他们都开始与官僚集团和社会主义事业保持距离。

　　然而，旧体制罔顾知识分子的觉醒，表现得与从前一样稳定，但是这种稳定却是以一套新的妥协为基础的。但是，与官僚集团向农民和工人阶级做出的让步相比，自新经济政策（NEP）以来，在与知识分子进行妥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得更加顽固。当然，这都起源于农业的改革。20世纪60年代初期，匈牙利人民完成了农业集体化，但实践中还是带有巨大的灵活性。农民不仅允许保留一块为家庭生产的自留地，同时，他们还可以自主决定在自留地上经营何种作物。同时，他们也被允许在农民市场上销售农产品，粮食的价格管制也逐步取消了。在大概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粮食短缺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这对匈牙利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农民阶层缓和政策的成功为与产业工人阶级的缓和提供了榜样。这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着。在完成国营公司的强制工作之余，工人们已经被允许发展他们兼职性的私营商业。许多小企业，诸如餐馆、加气站、商店等等，都逐步转租给了小企业家。所谓的“企业工作小组”（enterprise work collectives）也已形成。这些工作小组效仿了农业生产中的“家庭责任制”，他们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私人“探险”。国有企业将无法在平时上班时间完成的生产任务“分包”（subcontracted）给工作小组，因此，他们下班后继续呆在企业，使用企业的设备和原料，完成承包的生产任务，并获得额外的报酬。一种与国家 / 集体所有部门经济相伴生的新兴市场经济正在出现：农民和工人正在变成农民企业家和工人企业家。一些估计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超过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于这样的“第二经济”。以知识分子为基础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宏图”却并未实现；相反，另一个新兴阶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我对这些未曾预料的发展非常着迷。是到了进行自我批判的时候了，虽然知识分子并未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企业家群体正在形成；同时，他们成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异军突起”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主体，在这一经济形态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部门与一个新兴的，虽然仍处于附属地位的私营经济部门形成了互补关系。这确实看起来像一条介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我的同事——罗伯特·曼钦（Robert Manchin）——的帮助下，我接触到了一组极好的数据库，即1982年的收入调查，它提供了一套完美的农业家庭生产的数据，它能够与另一个有关社会流动的数据库合并，后者包括了家庭生产者的家庭背景和生活史的相关数据（Szelényi and Manchin， 1987）。在另外两位非常杰出的农业专家（帕尔·朱哈兹［Pál Juhász］和巴林特·马扎尔［Bálint Magyar］）的帮助下，现在，我们就可以“捕捉”到他们出生时的背景，这一新阶级的诞生与社会起源，当然，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将分析限定在了农业部门之内。我们的主要发现是：新兴的农业企业家倾向于来自那些在社会主义时代之前具有商品生产传统的家庭。因此，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的印象是对农民的“资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这一历史性进程的临时打断。随着商业机会的重新开放，那些“相同”的家庭，即那些在社会主义时代之前已经具有经营性特征的家庭的子孙又重新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轨道之中。因此，相应的理论意涵是：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一个“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interrupted bourgeoisification）时代。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在东欧待了很长时间，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和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转型这一历史进程投注了大量兴趣。这简直是一场社会结构重构的实验室式的试验。因此，我与唐纳德·特莱曼（Donald Treiman）合作（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社会分层领域的专家），我们从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了大笔基金去实施“1989年后的东欧的社会分层”这项大型社会调查，它覆盖了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唐纳德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社会分层的总体性情况，而我则对新精英的形成和旧精英的转型非常着迷。我们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有趣的研究计划。我们不仅对人口总体进行了随机抽样，同时，我们还以另外一个重要的样本群体来完善它，那就是那些1988年列于“高干表”（nomenclature）并在1992年仍旧处于相似职位的人群。如此，我们就能观察到“旧精英”的转型方向和“新精英”的社会来源和生命历程。

　　我们对“高干表”的界定非常窄，那些属于“高干表”的人，他们的职务都需要由党中央进行管控。事实上，党管控的干部职位要宽泛得多，几乎所有的只要有权威运作的地方（包括商店的管理人员、地方委员会的官员等等）都会受到党的管理，但是它们只受较低级别的党组织控制。我们想去测量的是顶层精英，他们属于这个国家顶端的3000人～10000人。我们所调研的每个国家的党中央规定了哪些职位是需要它们的直接批准。我收集了这些名单（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有一定的变化）并创建了一个“理想型”的“高干表”，它包括了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时期都典型的由党中央直接控制的职位列表。随着党垄断权力时代的瓦解，“高干表”也随即消失，因此，对1992年的调查，我们“仿制”了一份“高干表”，选择了那些在1988年或之前由党中央控制的相似职位任职的人员。

　　事实上，既有的研究认为，1988年～1989年的东欧巨变呈现出明显的“精英再生产”（elite reproduction）现象。一些学者，例如埃米尔·汉克斯（Emér Hankiss） 和扎德唯·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认为，旧的共产党的精英利用他们的权力职位将“权力资本”转化成了“经济资本”（Hankiss， 1990； Staniszkis， 1991）。一个新的“高干”资产阶级正在被打造出来：不管怎么变，本质上还是他们（plus 愀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我对这个假设非常好奇，从我们能掌握的逸闻趣事来讲，这听起来是对的，因此，我决定与我当时两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念书的学生吉尔·伊亚尔（Gil Eyal）和艾莉诺·汤斯利（Eleanor Townsley）合作来检验这个假设。然而，我们搜集的证据却只能部分地支持精英再生产的假设。旧精英的存在和新精英的进入（精英的再生产和精英的循环）在不同国家具有差异，在精英的不同部分中也具有区别。

　　在俄罗斯，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精英再生产的证据。这在政治精英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对经济精英而言也是正确的。我们的调查在1992年～1993年进行，这或许离共产主义体制的瓦解过于近了一些。但是，1993年之后的情况与我们早期的观察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毕竟，普京（Putin）还是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位特工，同时，俄罗斯最富有的十人中有三人，即：亚历克佩罗夫（Alekperov）、波塔宁（Potanin）和普洛赫洛夫（Prokhorov）来自之前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东欧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在那里，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之前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被逐出了权力殿堂，极少数人则退休了，也会默默死去。一些以前的异端知识分子，比如，哈克拉·哈维尔（Haclav Havel），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阿尔帕德·岗兹（爀瀀ád G渀挀稀）等则迅速上升到了很高的政治权威地位；同时，在任何时点上，匈牙利和波兰的最富有的人都没有共产党高干的背景，虽然很多人是以前经济体制中的中层管理人员。

　　因此，既有的理论假说只能解释部分现象。在俄罗斯，精英再生产的情况极为明显，而用精英循环的说法来描述东欧的转型则更为贴切，虽然在经济领域中也部分表现出再生产的迹象（在一个突然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管是作为所有者还是管理者，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拥有的管理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他们都非常有用）（Szelényi and Szelényi， 1995）。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一直以来，我都对中国的转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不会说中文，加之我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从来都没超过一个月，所以我要说的观念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还是乐意谈谈我的作品与中国转型之间的可能关联。我们从《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开始，接着围绕《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进行一些解读，最后对与中国情况可能最为相关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进行一些讨论。

　　20世纪90年代，我一直非常想将我们在俄罗斯和东欧的调查同样在中国也进行一次，与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唐纳德·特莱曼一起，我们试图将东欧的研究扩展到中国。结果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要对全国的精英甚至是一个省的精英进行调查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精英研究计划，但是，他们二位成功地进行了一般性的人口调查。毋庸置疑，从精英演变这个角度看，中国代表了一种与俄罗斯和东欧都极端不同的类型。它的政治体制没有瓦解，因此就根本没有所谓的政治精英循环的问题。但是，经济精英的生产机制似乎也显示出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路径。迄今为止，从胡润富豪榜来看，在过去十年中，只有一位“高干”资本家，那就是荣智健，但是即使他也无法为“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现象提供坚实的证据（吕鹏，2013）。他的父亲荣毅仁之所以曾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是因为他来自“红色资本家”家族（社会主义时期之前的一个富裕家族），中国的领导层需要他的工商业社会背景，因此给了他很高的领导职位。胡润富豪榜上的其他人都只有普通的社会背景，最典型的就是来自农民或工人家庭，他们都是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当然，胡润或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信息有多可靠，我们是不清楚的。富豪榜编者胡润就指出，他的榜单可能遗漏了50％的最富裕的中国人。然而，在俄罗斯或东欧，大部分的新富们都乐于炫耀，如果他们没有被置于“富豪榜”，他们就会非常不高兴（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主要是那些通过非法渠道获得财富的人）。然而，在中国，拥有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件容易受非议的事情，因此，有钱人更愿意“隐藏”起来。举例来说，杜双华，日照钢构集团的控股者、首席执行官（CEO），2008年当他听说胡润排行榜准备将他列为中国第二富裕的人时，他就试图说服胡润将他从榜单上去掉（虽然没有成功）。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此表示担忧，事实上，在后来的几年中，他确实从富豪榜上消失了。对于是否的确发生了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化，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听说了某些领导人的个人财富或某些家族的巨额资产时，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惊。在中国，要准确地衡量人们的个人财产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将财富隐藏起来，还有些人则试图控制大量形式上的国有企业，但事实上，这些公司很可能成了这些控股人员的私人企业。

　　1998年，我将中国称为“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from below），以区别于苏联或东欧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from above）。我将对这种概括做出一些限定（虽然，倪志伟刚刚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近期的著作，取名就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Nee and Opper， 2012］），但是，我也坚持认为，用它来概括中苏转型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准确的。然而，一些从普通社会地位上升到拥有巨额财富的巨头资本家更愿意隐藏这一点，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在前苏联或它的东欧卫星式国家中都没有出现。

　　现在，让我们转到《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在我的所有著作和三部曲中，这本书是政治取向上最激进的一部，或许也是与中国的情况关联最小的一部。该书挑战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基础性的假设，那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我很怀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我认为它通过代表国家利益和成功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来逐步保持它的合法性，当然，我也非常明白，这种主张仍旧被看成是一种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种说法在苏联或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显然是不会被接受的。而且，它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也不甚相符。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统治是非常坚实的，一种笼罩性的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明确地表明“红胜于专”，具有一种独特的反智主义倾向（anti-intellectualism）。知识分子听起来非常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同时，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也倾向于不把它仅仅理解为官僚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内部斗争，这至少是官僚统治“等级”发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技术官僚（technocracy）的任何反弹都是不允许的。同时，我也不认为邓小平的崛起是构建一幅有关知识分子的新阶级蓝图的标志，它更像是社会主义者与农民之间的一种妥协，在保持再分配经济支配地位的前提下重新开放市场，而不是与技术官僚之间分享权力。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本书与中国还是有一些关联。儒教所主张的精英统治（meritocracy）的理念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CPC）就成了“中国的儒家党”（Confucian Party of China）（就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笑称的那样［Bell， 2010］），让一群受过教育的精英来统治国家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此，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似乎就孕育着两股竞争性的社会思潮，一种主张通过一群受过教育的称职的官僚精英来统治；另一种则与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比较亲和。在社会主义实践以前的中国社会，受过教育的精英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很可能在将来重新获得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因沉重打击所失去的东西。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目前已经是美国的四倍！）和对创新能力的着重强调都表明：上述看法绝非凭空臆测。

　　让我转到《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来讨论。从我所说的三部曲来讲，它是与中国最相关的一本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书中对“第三条道路”的强调（Szelényi， 2008）。关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性质问题，学界至今仍旧争论不休。对一些人而言，中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参见科尔奈最近的一些研究； 黄亚生则称其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Huang， 2008a］），官方意识形态则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他一些人，例如倪志伟则称其为混合经济（hybrid economy）（Nee and Opper， 2007）。黄宗智则强调，在中国，不可见的市场之手与可见的政府之手通过“第三只手”（国有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政府则将它来改善社会福利，以期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得到了融合和互补（Huang， 2011）。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

　　让我进一步澄清“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中的含义。我尽其所能地强调：我并未宣称“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我仅仅只是认为，“第三条道路”是东欧国家最可能的未来。即使是这种谨慎的预测最后也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预言。可能是因为来自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压力（同时也包括共产党垄断权力的瓦解），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沿着芝加哥学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路线图前进之外，别无任何其他的选择或试验。这种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但是，我也无意宣称：如果按照“第三条道路”的试验方案前进，结果将更好。这只是有所不同！这种转型更少是内生的，更是一种意外而非预先的计划，对人群中的一些特定社会阶层而言（比如，对农民企业家、工人企业家而言），将更加痛苦，但对另一些人群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对一些以前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变成了新兴的大资本家，又如对知识分子而言，虽然没有获得阶级权力，但是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特权和发表言论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至少1985年之前，中国也在沿着一条与我所称的“第三条道路”差别甚小的道路前进。它确实在建构一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为农民（peasants）转变为小家庭“农场主”（family farmers）提供了可能，乡镇企业则为乡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基层干部兴办小型私有企业提供了可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中，也没有对国有企业做大的改革和动作。1988年，倪志伟在他的影响深远的“市场转型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至少在转型的早期，“直接生产者”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而“干部”则受到了相对损失。

　　然而，几乎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1985年之后，中国的确转轨了，在20世纪90年代则表现得更加剧烈。黄亚生将上世纪最后十年称为“大转折”（the great reversal）（Huang， 2008a）。改革初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以缩小城乡差距（甚至减小基尼系数），而自那之后，改革的注意力则转到了城市。20世纪90年代晚期则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结果引起了收入差距的显著性扩大。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事实，关于中国“政治化资本主义”（politicized capitalism），倪志伟已然有所著述，认为它是明显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Nee and Opper， 2007）。改革前十年导致了权力和财政的大力分权，90年代则发生了一次重新集权（一次重要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权威的角色）。黄亚生认为21世纪前十年，以“建设和谐社会”的名义，对乡村发展投入了大量新资源——这至少代表了向改革早期的部分转型（Huang， 2008b）。

　　2012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对黄亚生关于过去十年相当乐观的评价提出了一些质疑，现在经常被看作“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如果说过去十年的主要目的是处理上世纪最后十年遗留的过度不平等问题，那么他们显然失败了。2013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了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受到了许多独立学者的极大质疑（比如，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基尼系数的估计就达0.61）。另一方面，即使官方数据，也比前十年高出了很多，现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除了南非之外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现在看来，过去十年貌似表现得过于官僚化和国家主义了，许多事实评论员都推测认为，新一代政府很可能会“回到”20世纪90年代那种对市场更加温和、更自由化的政策。

　　当然，我相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历史比我所能把握的情况实在要复杂得多。但是，我还是非常自信地认为，把改革的前十年称为“自下而上的变迁”（当然，在让自下而上的能量顺利爆发出来方面，中央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合理的；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随着一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通过分税制改革将大部分税收收入重新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这至少部分转向了俄罗斯或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

　　然而，我必须强调这种转向只是部分的。事实上，社会主义体制的变迁是从底层开始的，从家庭农业和小规模的乡镇企业生发的，并在这些改革进行二十多年之后，才触动国有部门的改革，这些对于中国的成功转型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是部分对此做出了贡献。与俄罗斯和东欧的转型相比，中国转型的社会成本要小很多，在俄罗斯和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瓦解之后，国内生产总值（GDP）迅速下降了20％～50％，而中国则连续三十年保持了年均近乎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且几乎没有中断过。

　　将中国与俄罗斯或东欧的社会转型进行比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就像是在拿苹果与橘子对比一样。就像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从一个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农业社会开始转型的，因此，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背景下，就具有极大的可能去实现经济的“粗放式”增长。相反，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背负着很大的、过时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包袱。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俄罗斯和东欧的共产党都瓦解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那种认为只要尽管解决产权问题（因此，只要将公共财产私有化）所有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理论学说在没有遇到任何抵制的情况下便得以渗入。然而，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主要变迁之后，中国共产党仍旧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也的确减缓了资本主义力量的渗透。

　　虽然我并不怀疑上述这些因素在理解中国特殊的转型道路方面的重要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还是愿意说，那些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理念，尤其是“第三条道路”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的概念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转型为何较其他前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为顺利。中国从农业开始改革，对小规模的私营或半私营企业培育了很多年，一步步地向外贸进口开放市场（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推迟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尤其是推迟了银行部门的私有化，这些都帮助它避免了致命性的冲击。三十多年过后，我们现在仍旧对中国道路的性质感到好奇，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对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仍旧没有清晰的答案。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俄罗斯和东欧而言，由于没有沿着中国的道路前进，没有进入我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中所描述的“第三条道路”，那么，他们是否就一定犯了错误？不，我绝对不这么看。前苏联和它之前在欧洲的卫星国家所能选择的转型道路是由其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东欧还受到较小的国家经济规模，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极大依赖所影响）。如果从这些诸多的影响因素中选择一种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定然会选择政治因素。1986年，当我完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的初稿之时，我根本预想不到各国共产党会突然瓦解。随着党垄断权力这一结构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及社会主义理念（甚至是社会民主）的破坏和去合法性，大规模的私有化、激进地解除市场管制及外国资本的迅速进入也就再也无法阻挡了。

　　下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既然我仍然相信中国确实走了一条特殊的转型道路，）中国模式能够持续下去吗？这当然至少在两方面会引起人们的怀疑。首要一点当然是在政治方面。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长期来看能够持续下去吗？萨克斯和可能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可能，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或正在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而资本主义却需要以多党民主政治为基础。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倾向于认为自由民主是一种“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则。我现在就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写作这篇导言，它是一个典型的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达到了后工业化的阶段）；然而，它不仅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君主专制政体，它是利维坦（Leviathan），霍布斯（Hobbes）可能会对它非常喜欢。同时，新加坡的情况又如何呢？（传说新一代领导人对新加坡模式就很欣赏）新加坡是一个准多党体制，以一党控制为基础来运行。引用周恩来对尼克松或基辛格询问他有关法国革命的看法时的回答：“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最近我们已经知道他所指的是1968年而非1789年的法国革命，但是这仍旧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中国沿着它自身的道路前进了好几千年，它从来没有经历过一般性的奴隶社会，也没用经历经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它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与苏维埃非常不同，难道现在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大到足够让这一长久的历史轨迹发生改变？暂时还不好说。

　　最后，一些人将中国的成功全部归因于处于经济增长的粗放式阶段（extensive stage），及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策略。随着中国即将进入集约式阶段（intensive stage），相较于国际市场而言，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急速减缓到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所见到的水平。这是一个有力的观点，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考虑到中国模式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少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绝对贫困，保持了经济快速成长，并且这种增长能够容纳急速增长的不平等，它的确见效了。“所有人都水涨船高”（All boats were raising），这才是社会政治稳定的真正基础。

　　如果真是到了关键时刻，我会押宝中国模式将会持续存在下去。我刚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上面读到了一篇对基辛格的采访。当被问及对希拉里（Hilary Clinton）在中国所做的向中国推介自由民主的演讲的看法时，他回答道：“希拉里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她的演讲与中国历史却相隔甚远”。真是很棒的回答。当然，我也坚信，既然中国一直沿着它自身的道路前进，我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中试图传达的信息就仍然相当有意义。

　　*本文系作者为即将出版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中文版撰写的导言。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博士在翻译过程中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