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创新意识、使命意识，均是从《易经》中得到的启发，这些也正是领导者应有的特质。

在日本，松下幸之助对中华国学的推崇与运用早已扬名。在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王永庆对传统国学智慧的佐证。究竟千年的国学智慧能够给现代企业管理带来哪些永恒的启示？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冯沪祥，曾经做过蒋经国的秘书，和马英九是留美同学。他早年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两岸和平促进协会会长等。他多年一边倾注于对传统国学的深入研究，现担任北大、清华等名校客座教授；一边学贯中西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在哲学领域积淀颇深。

《中外管理》近日特别有幸分享到了冯沪祥教授的精彩观点。

领导者应有的特质

《中外管理》：您曾经讲过，看待《易经》要有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在今天，领导者最该从《易经》中学什么？

冯沪祥：我们平常所说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使命意识，均是从《易经》中得到的启发，这些也正是领导者应有的特质。

忧患意识。孔子讲过：“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也曾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实际上，这就是告诫领导者应该高瞻远瞩，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永葆竞争精神。在古代，一个有力的例证便是，周文王在黑牢中遭到迫害，却仍能不懈奋斗，推演易经，正是源于忧患意识。

创新意识。《易经》第一卦是乾元，代表“天”生万物的创造精神，到第64卦，即最后一卦，仍叫做“未济”，代表永远创新、不能停止的精神。这提醒领导者要能主动革新，勇于走在市场前沿，永不止息。

使命意识。这正是孔子所称的“天命”，代表每个人都有其天生所赋予的使命。松下幸之助就很钦佩这句话，他曾说过：“孔子不凡的力量即源自天命。”而松下幸之助对自己认定的天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帮日本脱离贫穷”，因其志向高远，经营企业有方，最终成就了“日本经营之神”的地位。

创新是不变的精神

《中外管理》：《易经》的智慧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哪些帮助？中国企业领导者应该怎样灵活地将它运用于企业管理？

冯沪祥：松下幸之助曾特别强调“领导人不能受制于旧观念”和“领导人必须有日新月异的构想”。这些观点来源于孔子所称赞的一句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商汤刻在脸盆上的座右铭。

如果领导者每天早上洗脸时，都能以此自勉“日新又新”，每天自我反省：是否比昨天进步？是否比上周进步？就能真正去不间断地创新，这也正是《易经》中倡导的“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精神。

《中外管理》：大家经常谈创新，可是在现实中总是束手束脚。制约企业创新的障碍是什么？领导者应该如何突破？

冯沪祥：简单地说，制约企业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束缚太多，条条框框太多，如此怎能去创新？

个人认为，创新对领导者的最大挑战，主要存在于心理层面，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自认权威被挑战了；二是自认地位被动摇了；三是自认利益被削减了。所以，要突破创新的障碍：第一，本身要有胸襟，鼓励创新，创造更多空间；第二，要有王阳明（明代哲学家）的“知行合一”精神，即知即行，创新是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能做到才行；第三，要能做到赏罚分明，凡实行者重赏，凡阻碍者重罚。

《易经》的管理精髓

《中外管理》：作为中华文化的传统智慧，《易经》给现代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冯沪祥：第一是“创新”。孔子说：“生生之谓易。”译成英文即应是“Creative Creativity”，实际上就是“创造性的创新力”。这就是说，要有创新创意、生生不息的精神。

第二是“旁通”（extensive connection）。《易经》64卦，即32组旁通系统，代表《易经》很早就认识到，宇宙万物之中，物物相关，环环相扣，息息相通。因此，企业领导者特别注重沟通，重视“旁通统贯”，亦即相互协调，不能自我为中心，并且上下一心，而不能上下离心。

第三是“和谐”（comprehensive harmony）。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的是相反相成，而不是相反相斗。这比西方所倡导的“为反对而反对”、相反相斗的很多制度，要高明很多。这提醒企业领导者，要能以和为贵，目标一致，而不能搞分化，内耗内讧。

《中外管理》：在您眼里，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能力，使他能够在企业中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冯沪祥：从儒家来看，孔子在《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实际上儒家强调，领导者自身一定要“修身”，才能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对企业首要的要求就是能够正派经营，才不会有黑心产品。另外，儒家所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民”在企业中就是“用户”，这是国学中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用在管理哲学上就是“以用户为本”。

从道家来看，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要求成功的领导者必须放下身段，如水一般，用低姿态到一线去，倾听民意和心声。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江海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以我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必定是成功的“倾听者”，也是成功的“沟通者”。

再看法家，管仲深具民族大义，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顺利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对中国企业而言，一定要有民族精神，能以建立“民族品牌”为己任，更要以超越世界品牌为目标，才能真正使企业兴盛与强大。

学贯中西，国学最卓绝

《中外管理》：现在，不少中国企业家深受西方管理大师思想的影响，甚至照搬照套。您怎样看？通过对中西方哲学的对比性研究，您觉得哪些思想值得推荐给企业领导者学习？

冯沪祥：中西文化不同、国情不同、背景不同，当然不能硬套。然而，很多西方管理大师的思想，其伟大之处其实也与我们的传统国学相通。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杜拉克就曾经强调：“管理的成功之道，重点在于去除隔阂，核心在于创新。”“去除隔阂”指的就是“沟通”，再加上“创新”，这正是《易经》的核心思想。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不乏有值得推荐的经典思想。比如：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当代西方思潮重要的显学，其中代表人物哈伯玛斯（J. Habermass）所强调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对于企业领导者都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通过“批判理论”，可以不断自我反省，检讨哪些应该寻求变革；通过“沟通理论”，应该加强与员工的沟通、与客户的沟通。这些都是最有价值的领导智慧。

今天，西方管理大师或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汲取了这两大理论的精华。可见，中外企业的成功之道，均可从中华国学中找到相同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