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有一张最著名的照片，是他把舌头吐出来，被记者拍下来（见图一、图二）。以前几乎所有的书刊读物都解释说，这是1951年3月14日在爱因斯坦72寿诞时被摄影记者拍下来的。没有人对此有什么异议。

   1997年8月美国出版了一本丹尼斯·布莱恩（Denis Wiley Brian）写的《爱因斯坦生平》（Einstein: A Life），后来由笔者和李香莲翻译成中文，由高教出版社2008年出版，2012年再版。然而，在这本书中，作者布莱恩先生对这张照片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

   （1948年）12月12日，即鲍林造访后一个月，爱因斯坦因为胃部剧烈疼痛送进了布鲁克林犹太医院。经过初步诊断，医生怀疑他的疼痛是胆囊引起的；但是经过外科医生鲁道夫·尼森（Rudolph Nissen）手术后，发现下腹主动脉上长了一个动脉瘤，因为这条主动脉来自心脏，因此这种瘤子会造成潜在的致命威胁。当爱因斯坦恢复知觉后，他只同意接受一位记者的书面采访，但拒绝与媒体见面，他说这是因为“我的病情不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但当他听见医院一位主管大声斥责一位坚持要采访的记者时，他求情说：“不要发火嘛,他们靠这生活呀。”然后他把记者请进病房,在握手时说：“对不起,我不能与你交谈。”他送给每一个护士一个签上了名字的小铃铛,让她们乐坏了。

   爱因斯坦偶然听见一位医生说,现在医院很缺乏病房,他立即坚持说“自己好多了”，要求转移到普通病房去,这样可以把他住的单人病房,让给更需要的病人住。医院说那样可不行,如果他住进普通病房，麻烦可就大了。于是,爱因斯坦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几天之后,杜卡斯来给爱因斯坦办理出院手续,然后从后门离开。但是,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早拥在那等候,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几乎都来送他,祝他迅速康复

   在回家的路上,好几位摄影师穷追不舍,爱因斯坦向他们伸出舌头做了一个怪脸，哪知恰好被一个摄影师抢拍下了这个镜头。这张照片登上报纸后，他把照片剪下来寄给为他动手术的医生，还在照片上写下了一句俏皮话：“尼森看我的肚子，全世界的人看我的舌头！”（见2008年中译本《爱因斯坦全传》第372页）

   布莱恩写得“有鼻子有眼”的，看上去既有比较明确的时间（1948年12月中旬手术以后），又有第二天的报纸发表的文章为证，即：爱因斯坦还说“尼森看我的肚子，全世界的人看我的舌头”，而且还“把照片剪下来”寄给手术医生尼森……布莱恩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传记作者，因此我完全相信了他的“独家消息”。

   但是我对布莱恩新说法的信心在看到下面这本书的时候，开始动摇。这本书是2010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出版的《永远瞬间的幻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书。书上对同一张照片仍然如以前许多书上的解释一样：

   1951年3月14日爱因斯坦72岁寿辰上，国际合众社摄影记者阿瑟·薛斯（Arthur Sasse）试图说服这位寿星朝着镜头笑一笑。这天他已经为摄影者多次做出微笑的姿势，这次他只是伸出了他的舌头。这一个表现出严肃科学家的轻率瞬间的镜头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个符号。照片中爱因斯坦坐在小车里，位于玛丽奥·奥斯古德·艾德洛特（Marie Osgood Aydelotte）和弗兰克·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e）之间。他们分别两人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前任校长和高等研究院院长。

   这儿连摄影记者都有名有姓，拍摄者是著名国际合众社的摄影记者Arthur Sasse！何况还指出坐在爱因斯坦左右的人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夫妇。在网上查找Frank Aydelotte和Arthur Sasse条目，在他们的名目下，果然就有这张伸舌头的照片，而且照片上坐在爱因斯坦左边的人果然是弗兰克·艾德洛特！这一下可让笔者吃惊和疑惑了。

   笔者想，如果找来那张1948年12月底的报纸，一切不都水落石出了吗！？但是笔者实在没有本领在网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找到那张报纸。情急之下想到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我给在美国西雅图定居的外甥女杨然（Anna Young）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她设法与布莱恩先生（Denis Brian）联系上，直接问作者他的说法到底可靠不可靠，如果可靠，请一定告诉那张登爱因斯坦照片的报纸名称。

   杨然对我的疑问很有兴趣，她9月10日给布莱恩的经纪人发了一封电子信，询问上述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真实？ 9月16日，杨然获得布莱恩先生(Denis Brian)的直接回复：

   March 14 1951 is correct.  I was mistaken.  Denis Brian

   杨然非常钦佩布莱恩最终忠实于事实并勇敢认错的品格。他就这么干干脆脆，什么解释都没有，只回答两句话：“1951年3月14日是正确的。我弄错了。”但布莱恩的错误，促成我的一个错误：我把他的错误解释写进了我的一本书《爱因斯坦图传》里。

   接下来我似乎却略有不甘心。布莱恩是一位颇享声誉的美国作家，仅我手头就有他的三本中译本书（除本书以外，还有《居里一家——一部科学上最有争议家族的传记》和《鲜为人知的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此外还有他著述的《熟人眼中的海明威》、《普利策传》、《杀人犯死了》等著作。这样有影响的作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没有认真考察一下，就唐突地写进了这么大部头的一本书里（《爱因斯坦全传》译为中文56.6万字，据报载第一版发行50万册）？作为传记作者，布莱恩先生显然有严重失误，在未进行认真审核的情况下，结果以他一时的疏忽“糊弄”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记得当时我在翻译到那段文字时就曾经这样思忖过：为什么作者未注明此消息确切来源？是摘自哪一张什么报纸？当时我虽觉得这里有漏洞，但由于太信任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传记作家，就未追查下去。现在想来后悔至极：我在翻译时，为什么就没有把我当时的疑问弄个水落石出，而轻易、绝对地相信了作者？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将这一条“了不起的独家消息”写进我自己的书里，结果贻误读者，实在惭愧之至。

   我认为，翻译者肩负的任务不仅仅是把外文译成中文，还有责任发现作者可能出现的错误。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