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记者述评中读到“莫言曾在新浪微博上表示，他在瑞典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而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安娜的悉心翻译。”（见《新闻晚报》）感到述评讲到点子上了，不夸张的。
　　陈安娜何许人？她原本是瑞典的一名兼职中文翻译，因嫁给中国人，随夫取了个中国姓。须知在瑞典，每年只有一两本中国图书出版，而在过去20年里她竟翻译了20部中文小说。可见其掌控“死生之窍，存亡之钥”——你要进入瑞典语境，让当地人乃至诺奖评委看得懂，没这大姐出力就甭想！
　　“陈安娜”们就这样重要？很多国人会不以为然吧。王元化曾讲到，1986年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上不少人提出何以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评委马悦然答曰，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的纷纷质问。王氏却有持平之论：“在群情激愤下，他显得有些狼狈。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诺贝尔奖自然不是翻译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八个评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懂中文，其余十七位评委阅读中国作品全都需要依靠翻译，而作品是否可以获奖是要靠全体评委投票通过的。请你说说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中，翻译重要不重要？”
　　不是说要将中国文化品牌推出去，尽快改变中外文化产品贸易的惊人逆差（有说比例达十比一、甚至百比一的）吗？不消说，“软实力”首先看自身。真个是产品没有竞争力，倒也认了。问题是并非这样。外贸讲“比较优势”。我们先人留下的典籍，有够多的堪称完美的优势。即使现代，也有多少佳作想必不输于老外。汪曾祺曾打抱不平：“沈从文的作品，比日本川端康成总还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沈却一直未获提名通过。”这，也许有胳膊肘往里弯的嫌疑？那么，你看马悦然屡屡点明的：近百年来中国不止一个小说家、诗人有资格拿诺贝尔奖。可见，“软实力”离不开外部的推介力。
　　外部推介，诚然属第二性，是配角。但是，当翻译成为今日中国文学输出的短板、由于高质量中译外人才稀缺而致中外理解隔阂之际，外部推介的地位陡然提升。记得王炳根从关西大学访学归来，写过《日本关大图书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一文，说及图书馆里中国作家的著作林林总总，可惜，仅仅少数日译本借阅率高，绝大多数中文版无人问津，如摆放了60年的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单行本，“余则成为第一个借阅者”。这可能归咎于翻译的笔力欠缺。此时此刻，用得上那句“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吧。哲学上说，矛盾的次要方面会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主要方面，此之谓也。
　　翻译，翻译，该由谁来中译外？现在说，院校正培养大批外语人才哩，一旦生力军上阵，还愁中文经典不走向世界乎。恕我泼冷水：除非这些孩子将来个个水平如杨宪益，否则其译作运到外国书店之日，即坐冷板凳之时。君不见，一些地区在国外出版宣传品，但凡文字由我们同胞自己翻译，就收效的不多，笑话倒不少。不要说普通翻译人才了，即使关照其高端，也犹如谢天振教授所述，其博士生做“《红楼梦》英译史研究”，发现尽管“杨宪益先生的译本比起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准确高明，然而她在国外知名的几大图书馆发现，借阅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过杨本的寥寥无几”。事实是，国家间文学交流，最宜由外语翻成母语，而非由母语译成外语。
　　杰出的外语翻译家，必是输入国的母语大家。采访草婴时，得知老人家于翻译肖洛霍夫文是何等艰巨，非唯忠实原作，且需汉语“艺术再创作”，字字珠玑般译完小说后还请朋友孙道临朗读，以矫正拗口处。倘由俄国人译成中文，能有此信达雅兼具的韵味？好比巴尔扎克的小说不由傅雷，而由法国人翻译成中文，你看得下去？同理，时下若干出版社“用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即使不至如马悦然挖苦的“把小说给‘谋杀’了”,至少也会将中国小说给幼稚化、浅露化的。
　　振兴文化出口事业，务期一大批“陈安娜”尽快涌现。开创者往往难获即时认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有时会入不敷出。据报载，海外的中译外学者一般只能业余兼职。以致前几年依然是，“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我，一个就是我的学生陈安娜”（马悦然语）。“现在专门翻译中文作品的，在美国和英国也许只有我跟 JuliaLovell两个人。”（葛浩文语）此种状况，真真行不得也！
　　能不能尽快推出优稿优酬政策，扶助甚至催涌高水准的外国汉译家呢？至少，先将眼下这些重量不重质的“中译外”习惯性理念及做法来一番改革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