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西医的理论开中药，或反之

武夷山

《建筑宗师梁思成》（林与舟编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31页说：

1937年12月间，在逃难途中，林徽因患急性肺炎高烧40度。

“更为幸运的是，在大约一百个也被阻在这个小村里等车的外来者当中，有一位女医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专门研究过中医药。她给林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的当地能买到的中药。梁思成每天给林徽因煎中药服用。两周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大家放下心来。”

这是根据西医的理论开中药。与此对称，就是根据中医的理论开西药。我不是开玩笑，几年前，我听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药理论研究室主任岳凤先先生在一次报告中非常认真地说：“真正把中医理论钻研透了，西药都可以当中药来用”。可惜我没有机会追问他，请他告诉我一些这样的例子。

我发现，真正了不起的医生，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多半都很开放，而不是惟我独尊。我曾抄录过一段“马海德学中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413049.html），有兴趣者可浏览。

下面转贴岳凤先先生一篇文章：

谈“中药西用”与“西药中用”

摘自《健康报》 作者：岳凤先

“中药西用”和“西药中用”的问题，现在有几方面内容应当考虑和明确，即，能不能做到，如何做到和有意义。 首先看“中药西用”和“西药中用”能不能做到。不论中药和西药，都是由化合物分子所组成，其作用对象均为人体，即中药和西药具有物质和生物活性的同一性，故“中药”可“西用”，“西药”可“中用”。从实践上看，近些年很多中药（包括复方中药、单味中药）乃至中药中的化合物或单体化合物研究成西药，而呈现“中药西用”，如黄连、大蒜作为西药抑菌消炎药而用于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尽管尚未从用药法规上得到认可，但已有一些人对某些西药进行相当程度的研究表明，西药确具中药基本内容，可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例如头孢拉定、利血平、阿托品等，当它们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有人研究头孢拉定，其为苦寒药，具清热解毒功能，适用于实热证细菌感染者，若对虚寒证细菌感染者使用，不仅无效，且易致菌群失调的二重感染。

“西药中用”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尽管可有多种，但根本上还是临床应用。在给药前后均作中医临床诊断，那么，根据患者中医临床诊断情况的变化，来归纳确定此西药的中药基本内容，包括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功能与主治及禁忌，使之可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达到“西药中用”，此为一般方法或谓根本方法。现在的问题是，等待使用者多，具体研究者少，但只要认识此种研究的必要性而为之，则可能引致医药学出现较大变化。

“中药西用”时，西药的弊端如不良反应突出等则会同时出现，可概括为：精确性增加，准确性变差。“西药中用”的结果是，不但保留了西药原有精确性，更增加了对人体作用的准确性，从而避免不良反应（起码可能减少不良反应），有利于疾病防治。如利血平，有人研究其中药基本内容，此药对肝阳上亢高血压具效，对痰浊内阻高血压疗效不佳，属不适用范围。如阿托品，临床报道，从0.5毫克至1500毫克均有中毒病例报告，为何相差3000倍？以往从个体差异“阿托品化”不同而解释，但难于指导临床实践。有人研究阿托品的中药性能，此药为热性药，故从中医临床讲，对热证候者使用，剂量再小，亦易中毒；而对于寒证候者使用，剂量再大，即超过药典多倍，亦安全有效，直至寒证象解除，如此则能指导临床应用。其实“西药中用”的意义是广泛的，可以说是中医药学在当代再对人类健康作出新贡献的重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