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郭文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cc03f30100dr2y.html）

若干年前，我得了一种怪病，遍寻良医均不得治。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上苍让我碰到了一位高人。那是一个想来有点传奇色彩的邂逅。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故事的过程在此不赘，单表结果，那就是折磨我多年的顽症居然被他治好了。许多亲戚朋友问我，那人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竟有如此神效。我说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他开给我的全部药只是一个词儿：安详。但事实确是这样。他说所有的疾病都来自非安详，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要想康泰就要长养安详之气。我问如何才能安详。他说安详有许多层次，获得安详是一生的事情。我请教他就我而言当下应该怎么做。他说，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我问哪些书是安详的书，他给我介绍了七八部。当我听到《论语》《老子》《庄子》《六祖坛经》首先出现在他的书单中时，心中大为震动，我没有想到这些平时再熟悉不过的经典竟被他配在这味汤剂里，以安详的名义。最后，他特别给我介绍了一本书，名叫《了凡四训》，这倒是我此前从未听闻过的。他还叮嘱我，每天用于阅读这些书的时间不能少于两小时，是否读懂并不重要，关键是读，一遍遍地读。病急乱投医，带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按他的书单开始读书，不想身体果然渐渐好起来；两个月后，折磨人的病痛基本消失；半年后，我成了一个让大家羡慕的健康人，生活和事业也顺起来。

我首先开读的是南 怀瑾老先生讲的《论语别裁》，后来直接读原著，反复地读，读着读着，从前觉得十分枯燥的文字出味儿了，活起来了，好像能够感觉到心里有一扇扇窗户打开了，那种渐次亮堂起来的感觉真是美好。后来的一天，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孔圣一生所做的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能我这样猜度有些大逆不道，我想那个“三十而立”，大概就是初证安详；然后他又修行了二十年，通过不惑，知天命，才达到“耳顺”境界，应该是无漏安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究竟安详了。再看有关孔子家族的报道，几千年绵延不绝，我想这可能就是安详的绵延不绝，他的子孙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万贯安详。那部《论语》本身，就是一个大安详源。由此推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不绝，也是安详的绵延不绝。又想，四大文明古国中，两个追求速度的国家都灭亡了，而两个追求安详的国家却存下来了。总之，有那么一段时间，对安详很着迷，也对有关安详的一些方法论很着迷。再后来，当安详能够被随时“操作”时，我发现它的另一面是一种全新的快乐，一种从前没有体会过的快乐，一种能够感觉到它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的快乐。

有许多全新的感受想让大家分享，没有缘由。也有许多在传统儒学家看来可能非常“反动”理解想就正于大方之家，于是便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反动”是个褒义词

众所周知，孔子的核心主张是仁。那么到底什么是仁？千余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在我看来，它和“反动”大有牵连。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怎么理解？关键在“克己”。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两个字非常简单，就是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的什么？众说不一。我的理解是，自己身上什么最难以管束就战胜什么。比如各种感官享受，比如贪嗔痴慢。假如我们把这些难以管束的东西称为生命的惯性，那么“克己”的过程就是战胜生命惯性的过程。按照圣哲的观点，人的成长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且彼此“性相近”，只不过因为“习”而“相远”。这种“习”在我看来就是生命的惯性，它来自欲望，来自后天的污染。因此，“克己”就是一个往回走的过程，克服生命惯性的过程，“反动”的过程。因此，“反动”在古代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它的出处我没有考证，但应该是老子的“反为道之动”。老子非常喜欢婴儿，他说你看那初生的婴儿成天啼哭却噪子不嘶哑；你看那小拳头紧紧攥着，连大人都掰不开；你看那小鸡鸡成天挺着，却丝毫没有不雅的感觉。一切看上去都是美不可言，为什么？因为他是当初，当初最美，当初也最有生命力。婴儿脑海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没有过分的欲望，没有房子、票子、车子、位子和美女，包括自我实现等马斯洛讲的人的五种需要，在小肚子吃饱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处在安详和自足里，可谓大自在。

　　把一个成年人“克”成一个准婴儿状态，那个境界，应该接近于“无我”，应该接近于孔子心中的“仁”。我们想想，当每一个人都达到“无我”境界，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有私欲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按照非此即彼的公理，那么一个心里没有自己的人，肯定只有苍生，只有别人了。试想，假如社会上人人心中都只有别人，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吗？因此，我一直认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可能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前提，因为物质的丰富是没有止境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达到“无我”的境界、“仁”的境界时，才有可能实现。

　　但这个“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古人把人的这种后天“习气”形容为“飓风”，一点也不过分。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件事是错的，不合道的，但就是忍不住去做，那个惯性真是太强大了。“习相远”，正是这种像飓风一样的“习”，使我们的“性”不再“相近”，因而人心不古，因而礼崩乐坏。为此，孔子才要我们“克己复礼”，才要我们向回走。　　　　　　　　　　　　　　　　　　

　 　两个指标　　

　　在“克己”方面，颜回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颜回了。《论语》中有多处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大家最熟识的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甚至这样在子贡面前夸颜回：“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连他自己都不如他，这个评价够高了。但我特别看重的却是另一句赞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孔子赞扬颜回的两个依据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认为，他的三千弟子中，能够做到这两条的，没有第二个人了。孔子为何如此重视“迁怒”？当年读《论语》，读到此处，还不服气呢，心想如果“不迁怒，不贰过”就可以是一个贤者，一个君子，那做一个贤者一个君子也未免太容易了。后来有了生活阅历，才发现孔圣简直是太伟大了，才发现是否动怒是衡量一个人修养的极重要指标、极重要的尺度。贪、嗔、痴是佛家说的三毒，三毒中治其他两毒相对容易，唯治“嗔”难，因为当一个人还“嗔”的时候，说明那个小我还在；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还有“我”在，就会有“嗔”在，“嗔”之于“我”，可谓如影随形；我们看那个“嗔”字，是一个“口”把“真”吃掉了，就是在你“嗔”的时候，是假的在做主，是鸠占鹊巢；再看那个“怒”字，是心被奴役了，被什么奴役了？被小我，或者说是假我，或者说是魔。所以孔子在《为政》篇中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直到六十才“耳顺”。就是说，他从十五岁开始“克己”，一直克了整整四十五年，到六十岁的时候才“耳顺”。什么叫“耳顺”，“耳顺”就是荣辱不惊，就是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开心，别人诅咒你的时候也开心，所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能够把右脸给他，别人把痰吐在你脸上你也能够说声谢谢。在众多需要我们“克”的惯性中，最难的是面子——脸皮关。当一个人能够在别人侮辱的时候不发怒，说明他的脸皮关已经过了。士可杀，不可辱，说明受辱比受杀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受辱是一个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的概念。释道两家说如果“杀身成仁”为“仁”，那这个境界还不究竟，还是一个限量境界，还有一个“杀身成仁”的“求”在。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苍生，不是为了大众，而仅仅是为了那个“仁”而杀身，还不圆满，那还是一个贪，还是一个自私，只不过它更隐蔽，仍然需要“克”。甘地说，真正谦逊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谦逊。可见这个“克”是一个了不得的功夫。再比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子贡所言还是小我，还暗藏着有求，还在有为里，还在执著里，还有一个对比的外在对象在，是贫时不怎么，富时不怎么。而孔子所言则大平常心了，是向内用功夫了，贫时向内求乐，富时向外施爱，仍然是乐。是贫时怎么，富时怎么。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功夫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耳顺”，说明那个人的小我已经没有了，大我也没有了，既然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不可能有那个动怒的了，自然也就没有那个“怒”了（有一次，佛陀在树下禅坐时，一位婆罗门气急败坏地上前大骂佛陀，随侍在旁边的阿难听到后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佛陀却如如不动，非常平静。婆罗门见状怒不可遏，用力吐了口水在佛陀的脸上，扬长而去。回家的路上，婆罗门想起刚刚的粗言恶行，相对佛陀的平静，感到很羞愧，于是决定向佛陀忏悔。佛陀笑答：“昨天的我，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我，还没有到；当下的我，刹那刹那生灭，请问你要向哪一个我道歉呢？”佛陀认识到世间万法本是“缘起缘灭”，所以能以平常心去对待婆罗门无礼的谩骂，这便是因见性而得到的菩提之忍，是由于深刻体悟到自性、法性本来空寂，本是不生不灭、便无所谓忍与不忍了，以至于在境界当前，能够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而当一个人没有我的时候，心里只有众生了，只有众生了，那就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作为决策者，肯定也没有失误了，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所以，只有成为一个君子，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决策者。

生活中，迁怒伤身；工作中，迁怒误事；治理国家中，迁怒甚至可以亡国。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刘备就是一个，当时举兵伐吴，就是典型的迁怒，结果被火烧连营。司马懿就修到家了，诸葛孔明以女人衣羞辱他，他也不动怒，不发兵。周瑜就不行，被诸葛亮气死了。所以最后得到天下的是司马家族。当然，这是演义中的三国，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一种人生境界的理解。1993年7月，中国“银河”号货轮驶向科威特，美国硬说货轮上载有化学武器，派出军舰跟踪，飞机拍照，还强行登船检查；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2001年4月，美国军机侵入中国南海领空，明目张胆地收集情报，还撞毁中国飞机。面对美国一次次挑衅，中国既予以谴责，又采取克制态度。这无疑是颜回之学在新时期的成功传承。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慈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佩服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他说，美国是头号经济强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源，中国如果奉行对抗性外交政策，经济增长就会中断，民众的生活将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专注于自身崛起的努力之中，是妥善之策。因为中国必须为经济发展赢得长久的国际和平环境。

不迁怒如此，不贰过就是更高深的境界了。先哲认为，人的一生要完成八万四千个功课，才能圆满毕业，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上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意味着有一个功课永远完不成了，所谓不圆满，就是指这个。假如太阳在它的轨道上稍微打一个盹，那这个太阳系就要出问题。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时间，有历法，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永远“不贰过”的太阳。手表是我们每个人的必需品，但是很少有人想过，它是太阳“无过”的成果，因此，那永不停歇的滴滴答答声，其实是对太阳的礼赞。因此，古人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人生。当然，人非圣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犯了，立即改掉，就没有错误，如果不改，就是两个错误，如果再犯，那则不是用倍数能够计量的了。故而有曾子在《学而》篇中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实这个“三”，我认为传统的解释还是讲错了，他并不是说我一天要三次反省自己，而是时时刻刻，看自己是否在道中，在仁中，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如果你一顿饭的工夫离开仁，那你已经不是君子了，就是罪人了；一个人只有时时刻刻在仁中，在道中，才能做到“不贰过”；否则就会给自己留下“非仁”的缝隙；而只要有缝隙，强大的狡滑的生命惯性，就会乘机而入；所谓“留下一个缝，黄金捅个洞”。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不贰过”，说明那个人心中已经是一片“仁”的晴空了。而一个人只有处在一种绵延不断的仁中，身心才能得到大滋养，对于外界，也才能随处结祥云。就像打太极拳，如果一套拳打下来，你能够做到“意”始终不断，身心就会感到通泰；假如“意”断掉，你就会觉得身心特别难受，比不打还难受，就像身心被什么分割了一样，打过太极拳的同志都知道，要从“坚守”过渡到“不守而守”，再到“随心所欲”，需要一个慢长的训练过程。而颜回能够做到不贰过，就意味着他人生的太极拳已经没有那个“断”，而是“不守而守”了。先贤们为了训练觉知，有许多办法，比如头顶一碗水长时间站着，比如在悬崖上走钢丝，假如你有一丝杂念，前者就会洒水，后者就会葬身深渊。而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顶水而立，何尝不是走钢丝。而依佛陀关于觉悟的第次，当一个人能够“不贰过”时，他的知觉应该是到了“圆觉”的境界了，已经超越了“过觉”了。过觉的大意是指，当一个错误或者错误的念头发生，自己能够马上意识得到，这时一个人已经能够自己“牧牛”了，不需要别人时时刻刻盯着了，这个境界已经很了不起了。过觉上去是圆觉，圆觉上去是妙觉，妙觉上去是正等正觉。可见一个人能够“不贰过”，之于觉悟，已经快要登堂入室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类比，因为他们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

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采访深圳爱心大使著名歌星丛飞，他有一句口头禅：停不下来了。就连好事做到一定程度都会停不下来，何况坏事，所以历史上有许多腐化堕落分子，从他们的交代中我们知道有些人也是有过回头动机的，但是他停不下来了，所以孔子说一个人要有“慎终追远”的功夫，就是说当一件事没有发生时，我们就要察觉它，把握它，所谓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因为你种下一个因，肯定就有一个果，肯定就要你去收场，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把错误消灭在起心动念那里。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是必要的，但法治是不究竟的，你在墙上弄上玻璃，只不过是提醒小偷翻墙时更加小心而已。因此，管理和教化要从开头做起，要从那个“因”上做起，让那个念头一升起就被照灭。我们老祖先创造的这个“照”字真是好，勉强说就是你的自觉要像日月高照，不要让心里有瞬间的暗影存在，丝毫的杂念升起，一旦升起，就照灭它。用“照”“灭”之，真是妙不可言。我们想想，一个人心中连一丝一毫的杂念都没有了，他还能够去犯罪吗？　　

　　 一个标准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许多年来，在“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中，大家更多地把重心放在“贯”上，但在我看来，它的重心应该是“一”。这个“一”，应该是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它是孔子之道的总纲领，就像释家一样，修行的法门四万八千种，但最基本的还是那个“不二法门”，也即“一”。因此，通过这个“一”，儒释道三家相见了，也相通了（《黄帝内经》中那个修身养性的最高法门“抱圆守一”的“一”，大多专家把它解释为“身体”，我觉得还是讲错了，它应该是和儒释道三家所讲的“一”相等或者相近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默契只能在孔子和他的高足曾参间达成，要给其他弟子讲，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也有可能既“失人”又“失言”。果然，孔子出去后，师兄弟们围着曾参问“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矣”，这是一个无奈的勉强的说法，但也道出一些“道”的意思。我们再看“忠恕”二字的会意，“忠”者“中间的心”，不左不右的心；“恕”者“如心”，我想这更应该是对一个觉悟者的当下状态描述：不左不右，不偏不依，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就像那个源头上的没有被污染之前的“心”，它大概接近那个“一”那个“仁”了。因此，我坚决相信汉字绝对是圣人所造。我们看那个儒字：社会需要的人，非儒，多余人也；禅：别的都没有了，包括妄念，只剩下心了（如果一个心还有附加条件，那就不是“禅”，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性”）；佛：已经不是人了，无我了；道：首人（第一个人）走的路（首人是谁？），最初的那个道路，那是一个大宇宙原则，或者说是一个人首先要走的路，或者说是一个人必须要走的路；忙：“心”的死，意即人在忙乱的时候，“心”已经不在现场，亦即“亡”，因此“亡”了“心”的那个状态，就是“忙”；慈：现在的心，当下的心；再看“安贫乐道”，只有安贫才能乐道，只有乐道才能安贫。真是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因此，曾子用“忠恕”来表述“夫子之道”，虽然达不到拈花境界，也算得上大高明了。

假如我们把它拿到现实生活中经世治用，不妨可以理解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事实上，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设身处地，恐怕已经离君子不远了。当发动战争者能够站在难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世界上的战争可能会少掉一些；当开发者能够站在自然的角度考虑问题，生态失衡的状况可能会改变一些；当包工头能够站在民工的角度考虑问题，拖欠工资的现象可能会少掉一些；当管理者能够站在被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当被管理者能够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做事，对抗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当丈夫能够站在妻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妻子能够站在丈夫的角度考虑问题，家庭暴力肯定会大幅度减少，离婚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当父母能够站在儿女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儿女能够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问题，真正的父慈子孝才会发生；当老师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学生能够站在老师的角度考虑问题，真正的尊师重教才会发生。

慈悲，差不多应该是“夫子之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

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无著是第四世纪最著名的印度瑜伽士。他进入山中闭关，专门观想弥勒，热切希望能够见到弥勒，从他那里接受教法。无著极端艰苦地做了六年禅修，可是连一次吉兆的梦也没有。他很灰心，以为他不可能达成看见弥勒的愿望，于是放弃闭关，离开了闭关房。他在下山的路上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块丝绸在磨大铁棒。无著走向那个人，问他在做什么。那人回答，我没有针，我想把这根大铁棒磨成针。无著惊奇地盯着那人看；他想，即使那人能够一百年内把大铁棒磨成针，又有什么用？但又一想，人们居然能够如此认真地对待这种荒谬透顶的事，而自己在做真正有价值的修行，还如此不专心，于是调转头，又回到闭关房。三年又过去了，还是没有见到弥勒的丝毫迹象。现在我确实知道了，我将永远不能成功。因此，他又离开了闭关房。不觉间，到了一个巨大得几乎要碰到天的岩石下，看见有一个人拿着一根羽毛浸了水刷石头。无著问，你在做什么。那个人回答，这块大石头挡住我们家的阳光，我要把它弄掉。无著甚感讶异，对自己的缺乏决心感到羞耻，于是，他又回到闭关房。可三年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一个好梦，这下子他完全死心了，决定永远离开闭关房，在下山的路上走了没多久，他看到一只狗躺在路旁，整个下半身已经腐烂，布满密密麻麻的蛆。无著的心中一阵难过。他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拿给狗吃。然后蹲下来，要把狗身上的蛆抓掉。但他突然想到，如果用手去抓蛆的话，会把他们抓死，惟一的办法就是用舌头去吮。无著于是双膝跪地，看着那堆恐怖的、蠕动的蛆，闭上他的眼睛，倾身靠近狗，伸出舌头。下一件他知道的事是舌头碰到了地面。他睁开眼睛，那只狗已经不见了，同样的地方出现了弥勒，四周是闪闪发光的光轮。

终于看到了，无著说，为什么从前您却不示现给我？弥勒说，你说我从前不示现给你，那不是真的，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但你的业障，你心上的灰尘(所以才要“时时勤拂拭”)却让你看不到我。你十二年的修行，慢慢溶化掉一些你的业障，因此你终于能够看见那只狗。今天，由于你难得的慈悲心，业障完全消除了，你就能够以自己的双眼看到我。如果你不相信这件事，可以把我放在你的肩膀上，看别人能不能看到我。

无著就把弥勒擎在他的右肩上，到市场去，逢人便问能看到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人们说。只有一位托钵僧说，你把一条腐烂的老狗扛在肩上做什么。无著终于明白，是慈悲的力量转化了他的业障，打通了他和弥勒的通道。于是五体投地，向弥勒顶礼。弥勒就传给他无上的瑜伽法门，使他成为四世纪印度最著名的瑜伽大士。

在此，我更愿意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寓言，一个象征。它告诉我们，慈悲是一条道路，一条通往光明，通往真理的惟一通道。

仁会遗传

有一个大秘密孔子没有讲破，那就是仁的遗传学意义，当一个人到达仁的境界以后，除了自己快乐，还有什么好处？孔子自己没有回答，但是别人替他作了回答。据载，当年孔家向颜家求亲，颜父一听是孔家，立即同意了这门亲事。颜母说，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也不去考察一下，至少应该面视一下当事人。不想颜父说，不用，孔门乃积善之家，不会有错。颜父的话果然应了验，后来孔门出了一位圣人不说，而且家道两千余年不衰，现在家谱已经记载到第七十几代，仍未衰相。当然，孔子是大济世家，肯定不是出于求得善报才去行道，但是对于世人，特别是讲究现实功用的世人，这个秘密不应该不让它公开。据研究，人的遗传基因中有一种类似于计算机芯片的东西，自动记载着人的善恶，并且按照一定的程序定时结算，阶段性地或者永久性地公布一下，那就是报应；被奖励者鸿运当头，被惩罚者运气扫地。这种结算有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有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只要你活着，就不能逃脱它的监控。有许多生命科学家已经发现，接受别人的良性祝愿可以改良人的细胞组织，而一些非常的大祝愿可以改变人的细胞组织，当一个人在万分感激的情况下，发出的感激会把一种类似遗传密码的东西发送给施恩者，这种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好运制造者。窃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祝福吧？古人肯定是看破了这一点，过去的那些郎中，四处行医，一不收钱二不收财三不留名，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一秘密的。有人考证过全国不少高考状元，居然有一半他们的祖上是被世人传颂的教育世家。

报载，新加坡有一老太太，今年已经一百一十岁了，还能像小孩一样翻跟斗，好像不知道老是怎么回事似的。她的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收养孤儿，办孤儿院，一百岁时，政府不让她工作了，给她发津贴，“勒令”她在家休息，可是没用，公差前脚走，她后脚又溜到孤儿院去了。报载，宁夏某县有一位名叫田振业的老人，八十岁时被大夫宣判“死刑”，不想八十四岁了，还能骑着自行车上街，截至此年，他已经有十四个孙子考上大学。据知情人讲，这位老人一生行为特别，有许多关于他的“段子”：当年给中学当出纳，煤油照明时代，一天傍晚，校长端了两盏灯去盛煤油，其问为何，校长说，一盏是爱人的。他说你爱人在小学，你到小学盛去。我们可以想象，校长如何尴尬。电力照明时代，上自习停电了，其把蜡烛依剩余的自习时间按比例切成半截给教师分发，教师们气得叫“田半截”。集资办学期间，盗贼半夜来偷木料，他为了追回一根松木椽子被小偷打得住院。许多辍学的学生被他悄悄叫回来，悄悄地接济，学校和教师却一概不知，直到后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了，工作了，人们才从他们的文章中知道田振业老人的这一善行。更让人不可接受的是有许多过路的乞丐，都被他收留过夜，翌日走时，还打发盘缠。等等。同这些“段子”一样，人们也传颂着在他身上发生的许多奇迹：骑自行车从几十米深的渡口掉下去，换了石头，也要摔碎，不想他翻起来扛了摔得稀巴烂的自行车没事似的回家；把新房子让给年轻教师，自己住危房，有天夜里，在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房子塌了。等等。

　　前段时间，有朋友强烈地推荐一本书，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书都可以不看，唯独这本书不能不看，说他的孩子原来是个问题学生，五毒俱全，看此书后，焕然一新，脱胎换骨一样。我问是什么书竟有如此魔力，他说《了凡四训》。又是《了凡四训》，当年那位高士推荐给我，因为书店没有卖，就作罢了，这次就想知道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了。上网一查，原来是明神宗年间一位名叫袁黄（号了凡）的大进士给自己的儿子写的，果然了得。他对“仁”的遗传学秘密做了革命性的阐述。古人讲，错过是罪，就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不敢说“书无未曾被我读”，但也读了不少了，但我觉得，这本书的确是不能错过的。宋儒朱熹有一首诗讲得非常好，他说“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我读过此书的感觉是，以前我们的教育大多都是“枉费推移力”，如果让孩子们自己读了此书，就可以“中流自在行了”。话说回来，如果让世人懂得了“仁”的遗传学秘密，那么也可以“中流自在行了”，社会也许可以不必要那么多警察了。

        “学而时习之”和“学习”无关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解释很多。有人说学习并且常常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有人说让仁德的思想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不是很快乐吗？我的理解是拿“仁”到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古之“习之”者举不胜举。范仲淹、岳飞、辛弃疾、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等等。他们一个个用生命的耀眼弧线划亮了儒学的天空，众所周知，在此不谈。这里我想说说《四库全书》中记载的一位大儒赵清献。赵清献名忭号阅道，官至监督御史，人称“铁面御史”，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清献，其诸多事迹中最让我动容的是“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请问我们有谁敢把自己白天所做的事情悉数告之天地？因为俯仰无愧天地，所以才有“晚年学道有得，临终于后人诀别，神志不乱，安坐而殁”。有研究者取证，人在临终时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一生的所作所为会在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许多人的大恐惧大慌乱大痛苦都是在那时发生，赵阅道能够安坐而殁，是其“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功夫对他的应现和表彰。设若我们的每个官员都能够将“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因此，我在多个场合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道德才是第一生产力。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说难道“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你想“仁”，那“仁”就在你身边。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办公室里聊完天回家时，听到女厕所里的水哗哗响，我连着问了两声有人吗？里面没有人应，就冲进去关掉水笼头。出来朋友笑我，你也不怕人家说你耍流氓啊，我说听着水这样哗哗地淌，我心里就难受。朋友说你又何必，大家都在浪费，靠你一个人能给地球节约多少水。我说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当我把水笼头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快乐的，我已经知足了。在如此顺便的情况下，收获了一份快乐，何乐而不为呢？有段时间，我每天上班时总是背着一个大包，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是一个饭盒。别人买早点都用一次性塑料袋，我不用，我不用并不是担心它是医院里的那些废旧垃圾做的，而是不想通过我的手给地球增加一个癌细胞。那段时间，我动员爱人买菜也用布包，但是坚持下来很难，但难就不意味着你要放弃，你可以在别人用两个时用一个啊，你可以力所能及地去做啊。

这是“习之”吧？

每到一些单位和学校去讲课，讲台就成了我“习之”的一个好去处。

　　我的一位学生分配到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参加工作不久，他来给我说，现在的每一个工程，如果严格地追究，质量过关的不多，大多时候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给他讲了吕洞宾的故事。当年吕洞宾的师父给吕洞宾教点石成金之术，当他得知这金子五百年后还会变成石头时，他给师父说自己不学这法术，师父问为什么，他说这不是叫我坑五百年之后的人嘛，师父高兴地说洞宾你考及格了，就把最上乘的法理教给了他。我说你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可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造化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让你替他把关，你就要有一种吕洞宾的精神。这位学生听了我的话，严格执法，坚决爆了一桩豆腐渣学校工程，代价是不久就被调离质量技术监督局。他来向我诉苦，我给他说和那些在自己的岗位上混一辈子的人相比，你的生命已经被你自己点石成金，哪怕只有一次，但你已经尽力，造化会因此奖励你。曾参说：“为人谋而不忠乎？”现代人说：“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作为人，你已经是一个君子；作为公务员，你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学生释然。不久，他在另一个岗位又干出了出色成绩。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常给儿子说，我不要求你一定要考第一名的学分，但我必须要求你争取第一名的人格。我常拿先贤的“无以恶小而为之，无以善小而不为”教育他。他说事实上他也想做好事，只是没有时间。我说你不做坏事就是做好事，再说，你可以在顺便的情况下做好事啊，比如，喝完饮料你总可以把易拉罐扔在垃圾箱里吧，上完公厕你总可以把水龙头关上吧，到公园你总可以绕过草坪吧，到大街上你总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吧，遇到哪位同学有困难你总可以力所能及地帮他一下吧。等等。有时，饭不可口，他不免会发些小脾气，这时，我说：“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儿子会面生愧色，把掉着的脸子放下来，拿起筷子吃饭。平时，儿子讲起他们同学谁谁的父亲在如何重要的部门，如何日进斗金。我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儿子神情中的艳羡也会去之大半。等等。儿子没有想到，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说给他的。

　　初中时，有位老师来家访，听得出她的最高教育目标是教会学生竞争。我说我的要求正好相反，我不要求你一定要给我带出来一个状元，我希望几年后你交给我一个懂得敬畏，知道廉耻，具有爱的能力、感恩的能力、回报的能力、快乐的能力的产品，而不是一个考试机器，竞争的机器。

　　儿子没有让我失望。高中分文理班时，被班主任争抢，我把他看作是“习之”的成果。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就文化工作者而言，我们编发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稿（片）子，就是在“习之”。我也常给同事讲，一部（篇）文字垃圾被签发，要比洪水猛兽还可怕，其罪业和印数成正比，和读者成正比，有一千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千个恶因，有一万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万个恶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就等着收获等量的恶果吧。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所以，作为出版工作者，真应该以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姿态供职。

作为一个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我在应宁夏人民出版社约请编选拙著《大年》和《点灯时分》时，一改从前哪篇都舍不得的优柔寡断，毫不犹豫地删去了那些可能污染人心的文字，结果受到大家欢迎。在北京召开的《大年》研讨会上，评论家一致的评价是它温暖、智慧，特别是干净。有评论家说，读了《大年》，才知道作者是一个不忍心把世界弄脏的人，这让我惭愧，事实上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已有相当一段时间，每有新作诞生，我都先让儿子看，我把能够拿给儿子看作为我写作的一个标准之一。现在有人把拙作《大年》和《点灯时分》当作枕边书每晚给自己的小孩读，有学校把它作为辅助教材，有心理医生把它作为心灵鸡汤推荐给患者，我觉得这是我的无比光荣。

　　我想这也是“习之”。

　　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按照党章要求自己，就是在“习之”；作为公务员来说，敬业奉献就是“习之”；作为国家来说，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习之”；作为世界来说，不以强欺弱，和衷共济，就是“习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草于2006年初春

2006年仲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