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就睡眠不好。此刻，已是凌晨4点，仍然辗转反侧，干脆起床坐在电脑前，在先进通讯手段异彩纷呈的互联网时代，来给你写这样一封长信。

   你是谁呢？是我的兄弟姐妹、同学同事，是我见过面抑或未曾谋面的朋友……总之，你是我的倾诉对象。我想给你说，我，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我的激情燃烧，眼含热泪源自昨天访问的一个家庭。

   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家世。这个家庭的主人叫周荣庆，而周荣庆的伯父正是我们敬爱的开国总理周恩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家世。这个家庭的主人叫周荣庆，而周荣庆的伯父正是我们敬爱的开国总理周恩来。

   可是他们现在却在河南焦作过着比普通人还要普通的生活。周荣庆早已去世，他的爱人晋菊清——一个73岁的老太太，至今蜗居在工厂上世纪60年代建的一间筒子房里。周荣庆、晋菊清在焦作育有两儿一女，孙辈也是两男一女，孙女是老大，已结婚成家。目前，祖孙三代11口人中，只有周荣庆的大儿子周志勇有正式工作，是市城管支队的支队长助理，科级干部，月工资3000元左右。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

   他们已经这样平凡、平静、平常地在焦作度过了54个春秋。

   54年间，他们与焦作的普通市民一样，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无所谓隐，也无所谓显。日子虽然过得平淡，甚至穷酸，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反倒让周围人常常从他们身上感到一种渗透肌肤的纯粹、阳光与向上。

   从显赫的家世到平凡的生活，从中南海西花厅到河南北部的一个小城，似乎是一个谜。

   在焦作市城管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志勇平静地向我说着。

   他说，他爷爷兄弟三人，排行老二，叫周恩溥，字博宇。老大就是周恩来，字翔宇。他还有一个三爷爷，叫周恩寿，字同宇。大爷一支，没有后代。三爷一支，6个子女。他爷爷只有他父亲这一个儿子。他们做孙辈的，平时称呼总理叫大爷爷，称呼邓颖超叫大奶奶。但是，他的父母却称呼总理叫七伯，称呼邓颖超叫七妈，这是按家族排行称呼的。在家族里，总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寿排行十一。

   总理没有子女，不光视他们这些侄辈、侄孙辈如己出，还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对大家都非常亲。

   说到老人对晚辈的好，志勇平静的脸上便渐渐充盈了幸福感。

   他说：“小时候，去中南海，呆上十来天，也不定见上大爷爷一次。而大奶奶，一般都在家。我一去，她就给我做丸子，就是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现做的鱼啊虾啊，还有从西花厅前现摘下的桃子，都是大奶奶给我的最好食物。”在河南出生、河南长大、说一口地道河南话的周志勇，说起这些，舌头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又深深地一咽，幸福感便从这一舔一咽中泄露出来。

   志勇说，还有一次，大奶奶专门煮了嫩玉米给他吃，他比划着：“这么长，整穗的。”但他并不怎么感兴趣，大奶奶说：“吃吧，很好吃的，营养好。”他说：“我姥姥家的田里到处都是。”邓颖超这才一笑，如有所悟般地：“哦，你看我这记性，我们家志勇就生活在种玉米的地方……”

   总理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

   志勇说，他们一家到河南来，是按总理的要求办的。

   那个时候，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正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

   总理就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

   就这样，在1957年，周荣庆转业被分配到了河南汲县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跟着他一块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7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他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

   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调到了工厂——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来，又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都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干部。

   就是在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刚从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的晋菊清，铸就了他们一生的姻缘与佳话，也使这个家庭在河南繁衍生息、默默无闻50多年，和豫北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

   我这次去采访的时候，向市里两位领导问起，他们都感到很惊讶：“真的？不会吧？我怎么压根没听说过？”还有一个干部说，过去他似乎听志勇的同事说起过，但他不相信，还说人家是“吹哩”，志勇的同事也没辩解。这次听我说了，感叹：“没想到，还是真的！”

   这正是周家人的本性，他们不有意去宣扬什么，也不着意去掩盖什么，只过自己的本真生活，若大象无形却让人看到圣洁，若大音希声却让人听到深邃。他们的这种天性，不仅深入自己的骨髓，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周志勇的同事，周家的邻居，没人不知道周家与周恩来的关系，但谁也不去渲染，说“人家志勇都不提，咱去说那有啥意思？”

   晋菊清和周荣庆相处了大约半年，在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你知道你在和谁谈恋爱吗？”

   “你们不是知道吗？不就是老周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你在和周总理的侄子谈恋爱！”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地跑去找周荣庆核实。

   当时，周荣庆正提着浆糊桶在厂区贴标语。她劈头就问：“你真的是周总理的侄子？”

   “是的，周恩来是我大伯。”

   “那你不早说！为什么要骗我？你要早说，我咋敢高攀你？周总理是你大伯，俺父母是农民，这太不般配。咱不谈了。”晋菊清连珠炮似地一说完，扭头就走。

   周荣庆一急，慌里慌张地追上说：“小晋，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不信你去问我妈妈。”

   二人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对这个眉清目秀惹人喜爱的姑娘说：“好孩子，你和荣庆谈得好好的，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

   “我怕。”晋菊清低头小声道。

   “怕啥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待：你们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听着老人的话，再想到恋爱半年来荣庆的所作所为，既没对自己发过脾气，更一点看不出他是那么大领导的亲属而盛气凌人，和大家没有任何区别，晋菊清“不谈”的决心就动摇了。

   王兰芳趁热打铁：“菊清，荣庆也不小了，你要是同意，今年就把婚事办了吧？”

   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和20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周荣庆与农家女结婚，周总理连连称赞：“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9年后，已有两儿一女的晋菊清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妈妈。

   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兰芳对晋菊清说：“菊清呀，你陪我去趟北京吧，我想你七伯、七妈了。”

   晋菊清一听，很兴奋地问：“咱们一家都去？”

   王兰芳说：“荣庆不去，他在家上班。你带着孩子陪我一起去吧。”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到，这婆媳二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作为共和国总理的至亲，竟然凭着几张站票，在火车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当时，她们没有买到坐票，晋菊清找来一张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接口处，自己则带着3个孩子站在婆婆身边。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夫妇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侄媳妇说的话，晋菊清至今想起来，仍然是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

   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说：“菊清啊，你知道吗？咱俩还是老乡哩，我也是河南人呢！来来，咱俩比一比，看看哪个老乡个儿高。”

   晋菊清说：“我知道七妈是河南光山人，婆婆告诉过我，但话从七妈自己口里说出来，让我感到七妈是那么和蔼可亲。”

   邓颖超把晋菊清拉到一起，举起右手顺着自己的头顶平移到晋菊清的额头，说：“嗬，还是你高一点。”

   接着，邓颖超又把自己穿的鞋脱下来，让晋菊清试试大小。晋菊清一穿正合脚，邓颖超就笑着说：“看来咱婆媳俩有缘分啊！”

   “我没想到，七妈这是在给我量尺寸啊！回河南时，她送给我很多衣服和鞋子。总理也送我一块手表。”晋菊清说。 

   大约中午12点，周恩来从办公室走出来，笑容满面地冲王兰芳说：“嗬，兰芳来了。”话音未落，就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并嘱咐晋菊清：“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人有三亲六故，周恩来同样也有自己的亲眷。但他要求他的亲属们，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战争年代，不要说；建国后，他当了总理，更不要说。建国前不说，是担心亲属们因为他而受到牵连；建国后不说，是担心亲属们因为他而受到特殊照顾。以至于他的弟弟周恩寿干脆以字“同宇”为名，以防人们从那个“恩”字上猜到与他的关系。

   周志勇说，他们兄妹三个改名，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晋菊清和婆婆一起，带着三个孩子第一次去北京那次。在午饭桌上，周总理问起孩子的名字、年龄，晋菊清说：“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荣庆就给他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当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就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周总理还没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并笑着对邓颖超说：“我看这名字起得不太好。”

   邓颖超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此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

   周总理想了想，也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从此，周志勇兄弟两个就叫起了邓颖超奶奶给他们起的名字——志勇、志军。女儿“志红”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觉不会影响总理，也就照旧叫“小莉”了。

   这就是周总理的家风！哪怕起名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得很周到、细致，生怕自己的亲属打自己的旗号，更别说在其他事情上以权谋私了。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

   周志勇还讲起一件往事，说他三爷爷一生有两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解放后一次淮安老家也没回成。

   为什么没回成？总理不让他回，说：“你是我周恩来的弟弟，你一回去，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就得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地方的钱财，又耽误地方上的工作。”

   1965年春节前夕，周总理决定平掉老家的祖坟，一位堂嫂想不通。已退休的周恩寿觉得这是一个回老家看看的机会，就找周恩来要求：“哥，我回去做十嫂（堂嫂）的工作。”

   周恩来一听很高兴，当即表态：“好呀！”

   但转念一想，又立马制止道：“你不能回去！”

   就这样，直到1985年周恩寿去世，一次老家也没回成。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这就是一国总理的亲眷！

   亲爱的朋友啊，当我采访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止不住想起周恩来曾在建国初期中直机关负责人会上发出的“盛世危言”：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包括我在内的407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他还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止不住想起去年发生在河北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又想起最近山西永和县常务副县长的儿子公开叫嚣：“我爸是县长，在永和县就是国法！”还有那些媒体不断披露的“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

   我不能不感叹：真是天壤之别啊！

   周总理专门交待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志勇说，他爷爷周恩溥是1944年底去世的。当时，他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让交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没说，一顿严刑拷打后，才被放出来。没几天就含恨告别人世。

   他奶奶王兰芳、三爷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解放后不能正常上班。周总理就对他们说：“你们拿着人民的‘小米’（指工资），又不能正常上班，干脆提前退休吧。”

   如果正常退休，能拿到70%到80%的工资；而提前退休，比例要小得多，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周总理就说：“你们的生活、看病钱，我出。”

   就这样，周总理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三弟，拿出50元给二弟媳。看病吃药钱也是总理根据需要另出的。

   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全部参加工作，持续到王兰芳去世。

   并且，周总理专门交待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周志勇这些后代，现在的住房虽然寒酸、生活虽然清苦，但从来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也从来没向谁抱怨过一句。

   晋菊清现在的住房，是在群英机械厂工作时分的。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住到现在。

   那是一个看上去破旧不堪的红砖楼。

   晋菊清住在二楼最东头，像集体宿舍一样的一间筒子房。厨房是用石棉瓦搭出的一个几平方米的地方；在一楼的楼梯下面，是这个73岁的老人平时使用的公共厕所。我说：“您岁数大了，上个厕所也很不方便。”她说：“没事，我身体好。”晋菊清看上去的确是一个矍铄、健康、爽朗的老人。

   家里很简陋，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沙发，只有几把小木凳。我去访问的时候只能坐在床上。

   志勇家，我没去过。但志勇说：“比母亲住得好多了，98平方呢！我让她搬过去，她不去，说习惯了。”

   志勇的房子是1998年买的拆迁安置房，比较便宜，一平方500元。就这他还借了两三万块钱。

   说起钱，志勇说，他上班有工资，母亲还有1300元退休金，弟弟、妹妹、弟媳、妹夫虽然没工作，但做点小生意，也能维持生活。母亲1989年退休后，还找了一份在市政府家属院看管自行车的活儿，每月能多收入150元，可补贴家用。

   话题扯到家庭上，志勇介绍，他爱人在市供销社日杂公司上班，去年刚退休。他有一女儿，今年28岁，也没工作，女婿做点小生意。他妹妹有一男孩，25岁，化工技校毕业后在焦作轮胎厂打工。弟弟家一个姑娘，20来岁，正在郑州上大学。

   志勇1976年高中没毕业，就到焦作市郊区百间房公社下乡。1978年底到武汉当兵，3年后退伍到焦作市宾馆当服务员，后来到市政上搞绿化环卫工作。1988年市里成立城管支队，把他抽去了，在大街上巡查。在一线整整干了20年，到2008年才被选拔到城管支队机关工作，去年被任命为支队长助理。

   城管支队支队长王会彬说，志勇工作好，年年被评为先进、优秀共产党员，还被河南省建设厅评为“文明执法先进个人”。

   志勇说：“干一份工作，不管干啥，把它干好，就行了。我最忌讳别人说你工作不中。”

   看看吧，朋友，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后代！

   他们没有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索取、享受，而是自食其力地生活；他们能干啥就干啥，干了就要干好，决不仗着前辈的功劳去要钱要官；他们生活清贫而无丝毫怨言，生怕给组织添丁点麻烦，更不会去钻营谋求。

   从中南海到豫北小城，从一国总理到一介百姓，落差要多大有多大，但他们从未感到这是个落差。

   没有落差，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就不会伸手索取。

   他们把自己的欲望降到了尘埃里，却把境界伸到了蓝天上。

   他们是天地之间的一面明镜，映无言，照无声。

   这就是他们在平常中的纯粹！这就是他们在平凡中的非凡！这就是他们用平静在世人心底掀起的波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官员把自己还正在上学的子女安排进公务员队伍，早已去世的人还继续领工资，考公务员时比照自己的子女“量体裁衣”定标准；更有一些贪官，动辄几套、几十套房产，几千万、上亿家庭财产；还有一些人，拿着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还嫌少……这样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的行为方式，面对革命前辈，面对周志勇们，难道不感到羞愧？不感到汗颜？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在晋菊清的小屋里，老人给我取出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送给她的一件遗物。这是邓颖超在世上常穿的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当时，赵炜把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遗物分送给了周恩溥、周恩寿的后代们。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正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存款！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这些遗物，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了。唯独这件化纤大衣，晋菊清却一直珍藏着。

   晋菊清珍藏的，还有一些老照片。是他们在北京与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拍的，大大小小，20来张，夹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老旧相册里。

   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地翻看。

   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做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普通的后代，我们更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感到不安的事情来。

   一次又一次地翻看，相片和相片夹子都磨损得比较严重，以至于有些照片都夹不住了。

   指着一张与总理和邓颖超的合影，晋菊清说：“这是和七伯、七妈在西花厅门口照的。”照片上有周总理、邓颖超，有总理的一个婶婶，总理的三弟，还有荣庆，他们站在后排。周总理的三弟媳、晋菊清和几个小孩，站在前面。照片背面写着的日期是1974年7月。这是一张不可多见的周总理的全家福；

   还有一张邓颖超去世时，晋菊清和亲属们在舰船上抛撒骨灰的合影；

   还有晋菊清手扶周总理办公室靠背木椅的照片；

   还有晋菊清与邓颖超的合影……

   志勇说，最遗憾的是，1983年他结婚时，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的相，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说到这里，志勇想到总理和先后谢世的四位亲人，一阵伤感不禁涌上心头。

   他说，对不起啊，我去年得过一次脑梗，现在情绪不好控制。

   稍许沉默后，他说，1976年和1992年，对于周家，是两个悲伤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晚，他们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大奶奶邓颖超发来的。

   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就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

   而就在总理逝世的50天前——1975年农历11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兰芳也走了，只有68岁。

   1988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邓颖超病重了。

   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了病中的邓颖超。

   晋菊清至今还记得，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给她说的话：“这不是菊清吗？好孩子，不许哭。今后无论怎么样，都要坚强些！”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病了，并且一病不起，至到1992年1月15日走完他63岁的人生历程。

   病中，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与世长辞了。

   晋菊清从广播中一听到这个噩耗，就带着3个孩子去了北京，终于为七妈送上最后一程，与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我曾经这样问志勇：“你们一家在焦作，算来已有50多年，市里领导知道不知道？”

   志勇说：“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找过领导。”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是很早了，大概是文革时期。因为总理秘书的电话是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身体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次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已承受不了。

   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大概是说：“你们那里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她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其他不用管。”

   “你们找总理办过什么私事吗？”我又问。

   志勇说，他父亲找过一次，但根本不敢找总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的何部长，帮地方买了辆处理的旧红旗车。

   总理后来知道了，把周荣庆狠狠训斥了一顿。

   自此，周荣庆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类似事情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志勇的小弟志军没有工作，想让邓颖超帮他找点活干。

   可是邓颖超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从此，周家任何一个人，无论什么事也不敢去给老人家添麻烦了，都是自己设法克服、解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一份资料上说，周恩寿在华北大学培训后，按正常程序被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工作。总理却找到单位领导交待，在他弟弟的工作安排上，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此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分配的住房也只是一个小胡同里的两间平房，20多平方米。一家8口人，就挤住在那里。

   且不论周恩寿是总理的小弟弟，单凭他早年给觉悟社当交通员、四期黄埔军校学员、攻打武昌城、给共产党筹集药品和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等功劳，在建国后也不至于享受这么低的待遇，但就因为他是总理的弟弟，要做到、必须做到“两个尽量”！

   ■采访手记：

 亲爱的朋友，最后，还想告诉你的是，我是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从网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有关这个家庭的帖子里知道这事的。

  去采访前，曾经担心周志勇不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一个不图名不图利的人，记者的采访只能打扰他平静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当我与他联系上时，他却爽快地答应了，说“这是你的工作，我肯定得配合！”

  在我与他母亲谈话的时候，他不吭声到街上买来一包7块钱的“红旗渠”烟和一瓶“康师傅绿茶”待客。而他平时抽的是比“红旗渠”还要便宜的“红梅”烟。

  这个时候，我身上揣的20块钱一包的“黄金叶”香烟，也不敢和羞于掏出来了。一如鲁迅先生所说，志勇的行为，榨出我身上和灵魂深处的“小”来了。

  事实上，我们不少人内心深处都有许许多多的“小”在作怪。

  我们向往一颗平常心，却常常被虚荣遮眼；我们痛恨贪污腐败，但一旦自己掌了权、管了钱，也难保不是那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周家和他们的后代那样，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本真；不怨天不怨地，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我们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党的开创者和他们的后代，当年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在追求什么？而我们今天在他们开创的这片蓝天白云下，又在干什么、想什么、追求些什么？

  我们党已走过90年风雨征程，在欢庆党的生日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灵魂不需要来一场彻底的洗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