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的“大人物”：穆藕初

　　解密中国企业家

　　曾怎样超越了泰罗？

　　策划 / 本刊记者 李 靖 顾问 / 穆家修

　　我们无法忘记一张“老照片”，也不应忘记。

　　一年前，《中外管理》在做“新泰罗主义”专题时，曾着重提到“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穆藕初先生。几乎在管理学刚刚成为人类一门新科学时，他就已经到“科学管理之父”泰罗(1856-1915)身边学习、考察，并很快以“科学管理”为内核，在中国做出了一批现代民族企业。

　　穆藕初先生努力的结果是：“科学管理”在中国企业的引进，比欧洲还要早！

　　而且，“穆氏科学管理”在“泰罗制”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实践和思维层面已经超越了泰罗！也由此，穆藕初成为了历史铭记、影响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商人”、“大人物”。

　　说到中国现代商人的发端，我们往往会找到胡雪岩等红顶商人身上，甚至把胡雪岩作为学习对象——且看书摊和电视上层出不穷的演绎。但是红顶商人本质是“官商”，而官商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楷模。甚至可以说，他们更多是商业伦理与商业价值的扭曲者，并贻害至今。

　　商业与管理，应有其独立的价值与足迹。而中国最早真正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意义，并且于实践层面在当时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家，其实是穆藕初先生！

　　“新泰罗主义”推出后，穆藕初先生的儿子穆家修先生随即联系《中外管理》，感慨：父亲所衷情一生的“科学管理”，曾经是被批判的。直到看了“新泰罗主义”之后才真正明确：“科学管理”不仅有价值，而且是中国企业当前所“亟需”——看看我们频发不止的各种安全事故、看看我们泛滥到麻木的各种低效和浪费……“科学管理”作为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夯实企业管理根基的“软件”，是中国企业所亟需弥补的重要一课。

　　湖南大学许康教授也表示：与世界科学管理三位祖师爷泰罗(工程师)、法约尔(经理)、韦伯(哲学家)相比，穆藕初先生的综合优势和管理实务并不逊色，只能怪我们后辈学者无能，对其缺乏继承、宣传和发扬，限制了他在世界上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和享有应当的知名度。

　　当回顾时任总理朱镕基10年前呼吁举国上下要将管理作为“头三件大事”时，我们更应该认真凝视、学习这位100年前为中国管理创下不朽伟业的“大人物”——特别是我们历经30年风雨成长起来，开始寻求在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双突破的中国企业家，以及苦苦寻求融合西方模式与本土实际的海归经理人。管理(李 靖)

　　中国人寻找现代商业的开山鼻祖，

　　往往就找到“红顶商人”胡雪岩。但相比于对“红顶商人”的膜拜，

　　难道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先驱”的缅怀，不是更有意义吗？

　　重温“中国企业管理第一人”

　　文 / 穆家修 李 靖 张 玮

　　吴晓波曾指出：中国人寻找现代商业的开山鼻祖，往往一不留神就找到“红顶商人”胡雪岩。但殊不知，最早开现代民族企业科学管理之先河的，是在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就开始对西方科学管理进行同步引进和实践的“老海归”——穆藕初先生(1876-1943)。

　　甚至，“泰罗制”这个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中国企业的“落地”比欧洲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前，穆藕初在美国留学时，就敏锐地意识到刚刚形成的“泰罗制”蕴藏巨大价值，历尽辛苦找到“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当面求教。归国后，他从翻译泰罗《科学管理原理》、大力推广“泰罗制”，到开办纱厂、大兴实业，把中国对“科学管理”的实践和发展推到了世界前列。而欧洲国家在一战后，才惊诧于美国工厂生产的高效，开始真正学习“泰罗制”。

　　但是，时至今日，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仍是我国多数企业的薄弱环节！

　　相比于对“红顶商人”的膜拜，难道对“中国企业管理先驱”的缅怀，不是更有意义吗？

　　穆藕初与“科学管理之父”

　　穆藕初，是个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

　　在他19岁那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耻辱使他痛苦不已，“心中之痛苦，大有言语难于形容者”。于是，穆藕初决心求西学，“有朝一日能与他国竞争”。他用工余时间上夜馆学英文，后以流利的英文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历经了很多坎坷周折后，穆藕初终于在1909年34岁时，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今天人们对管理都已经比较重视了，然而在100年前人们对管理学(当时称“管理法”)还普遍茫然无知。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1911年出版，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穆藕初在美国看到这本著作时，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其重要性，称此书是“空前的创作”。随即，一腔热血的穆藕初就大胆提笔给这位大师写信。居然，这样一位东方的无名晚辈，竟真就与泰罗有了书信往来！

　　奇迹还远不止如此。1914年，穆藕初在回国前，还应泰罗之邀专程与其会晤，“参观在费城之实施科学管理法之各工厂”，并结识了泰罗的高足吉尔培来，“曾与泰、吉二君反复讨论，获益甚多”。穆藕初与泰罗的这次会晤，是他六年留学生涯中的最大亮点，后得农科硕士学位回国。

　　创业者的开放式眼光

　　据湖南大学许康教授研究：1916年以前在美国攻读MBA的中国留学生已有五人之多。然而归国以后，在引进和发展科学管理方面真正有所建树的，却是一位非MBA的农科硕士——穆藕初。这是为什么呢？

　　穆藕初作为一名在读的留学生能有如此的眼光，是与其经历及学识分不开的。

　　穆藕初六岁入私塾，14岁时到棉花行去“学生意”，丧失了上正规学校的机会，但却练就了商业眼光。甲午战败，穆藕初更下定了“要救国图强，就必须奋发学习”的决心，刻苦自学文化课及英语。

　　25岁时他考进门槛很高的海关任职，后做铁路路警和警察长，曾从上海到北方调查，涉足华北大部分地区，内心触动很大，痛感振兴实业、发展农业之必要。34岁时，穆藕初留学美国。但与当时大批靠庚子赔款“滋润”留美者不同，他是自筹资金(第二年才得公费资助)。

　　非同一般的人生阅历，使他比一般青年学子要早熟得多，对新兴事物的理解和观感更敏锐和更有深度。

　　与如今的留学生通常对专业目标埋头钻研不同，年过而立的穆藕初的创业目标更为明确。因而他在美国六年留美期间，完全是开放式的跨学科式学习，尽其最大可能全方位地学习各种学科的营养。他不仅学农、学工，还学了科学管理——只要他认为有价值的新科学，都会用功去学习，并力图融会贯通。不仅如此，他当时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美国的二十余州，深入的学习和调查研究对其思想观念影响非常大。每年的寒暑假，他都有满满的计划，或是去企业做调查，或是去现代化农场实习，学习美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和制度建设。

　　当时，“泰罗制”这一新生事物在美国也才出现二三年，穆藕初作为一位大龄留学生，思想相当成熟，加上他独具的企业家慧眼，一眼就看出了“泰罗制”的可贵之处，而且正符合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认定对中国越早引进越好。据说，他在归国航船上就开始了翻译科学管理的著作——后取名《学理的管理法》，由中华书局1916年发行——“科学管理”在中国的推广和实践，距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仅仅五年！要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五年几乎就意味着同步。

　　为了使译作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作品单行本问世前的一年，穆藕初即先行通过《中华实业志》杂志分五期连载完了该书全文，每期的连载都以活页文选格式编排印刷，以便于读者拆卸后即可装订成一本完整的小书。其用心可谓良苦。

　　中国第一次“科学管理”实践

　　回国后的短短五年里，穆藕初依靠先进的科技和科学管理，陆续成功开办了德大、厚生、豫丰三个大型纺织厂，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工业企业家。同时，穆藕初还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并经营着颇具规模的棉种试验场。

　　相比于当时学MBA的留学生——他们在归国后通常或“踏踏实实”进入政府机构，或在企业当中层管理者——穆藕初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创业热情，有开创新局面的胆识。

　　当时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就这样评价他：“在自己本身和工业这两方面的建设型进步中，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想超过穆藕初的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

　　1914年，穆藕初回国创办的第一个德大纱厂，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建设，在1915年6月落成开工了。速度之快令人惊奇，《申报》新闻称此“足鼓我企业家骁勇之志而开先声，是诚中囯实业界之一线光明也。”德大开工后，穆藕初根据科学管理的原则，结合国情、厂情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穆藕初把科学管理概括为：节省时间、精神和物质。他就本着这三大纲来着手办德大。

　　当然，他立即遇到了很多现实的管理难题。

　　比如：为提效，穆想把先前由两个人管理一部车的传统做法，改为由一个人管一部车，以提高效率。于是他挑选了40个精壮女工试验，说好每个女工的工资可由四角提高到六角。试验结果很成功，且数量和质量均和以前一样。可是两天以后，这些女工都说再做下去要生病，不愿再干了！一再另选，都是如此。经调查后，穆才恍然大悟：原来其余400女工不许她们这么做，因为如照此改革。势必有一半人要失业。因此这40个女工如果再做，就得“吃生活(挨揍)”。于是穆就顺应民情，改为要求这40人减少一半废品(废棉花)，每人则酌加工资，结果劳资双方都合算。显然，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管理变革。

　　当时，市上进口棉纱较多，“其纱质精良，售价高昂，以日本纱为最”。穆藕初“搜集市上最佳之纱若干种，逐一检验其优点所在”，并将各纱优点集于自厂所出之纱。不出数月，德大所产“宝塔”牌棉纱“竟脍炙人口”，并在翌年北京举办的评比会上获得第一。首战告捷后，穆藕初名声大振，学习参观者络绎不绝。

　　其后创办的厚生纱厂也声誉日隆。当时记载：“国人欲新办纱厂者，皆自参观先生之厚生纱厂为入手，且多派员至纱厂实习，无形中厚生纱厂不啻为在华美国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1940年代，已入晚年的穆在重庆回忆说：当年秉着科学管理的原则去改良、去管理，“我的厂总比别的厂盈利多些，如遇到不景气的年度，即使亏本，也总比别人的厂亏得少些。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面对当时中国巨大的市场，穆藕初开办纱厂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18年，厚生纱厂开工不久，穆藕初希望让企业与原材料产地更为接近，于是赶奔中国交通要道郑州考察，决定把这里作为纺织企业向原料中心转移的基点，向内地拓展。消息一出，上海要投资合作者众多，经过复杂筹备之后，豫丰纱厂于1920年正式投产。

　　但是穆藕初没想到的是，1920年后的中原地带是不断而且长期的军阀混战，豫丰纱厂在内战、苛捐杂税、帝国主义压迫的夹缝中苦苦支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豫丰纱厂把设备转至重庆，设立分厂，关键时刻为中国工业延续了血脉。

　　与日企不可避免的遭遇战

　　穆藕初创业过程中，有个突出特点，就是日企的威胁始终伴随左右。一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历史给了中国民族工商业一个难得、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中国民族企业家却面临着近邻日本企业的巨大挑战。

　　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已拥有大量侵略权益，获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在对中国扩大侵略的背景下，日本的纺织业也大举进入中国。电视剧《大染缸》中，已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日本企业对中国纺织印染行业的巨大冲击和野心。

　　穆藕初是一位民族意识特别浓烈的实业家，又在“商战”和“科学管理”方面都下了大量功夫，因此自然不甘人下。台湾学者陈三井曾归纳穆藕初的商战理念：穆是个非常重视商业策划(编者注：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市场运营)的人，强调“要妙应时机，发在机先，投人所好，所出物品，为大众所需要”。

　　同时，穆藕初纱厂管理科学，设备先进，产品质量、品质极其优良，这些都对在中国享有特权的日本企业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和威胁。前文提到的穆厂棉纱，就因为在北京评比会上一举压倒了包括长期具有主导的日本纱等各国产品获得第一，而名声大振。

　　穆藕初“科学管理”的成功，更使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纷纷仿效。上海和其他主要工业城市的不少企业，按照科学管理思想的要求，对生产、管理进行改造。例如：当时上海荣氏家族的申新三厂，进行管理体制的变革，以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为骨干，改用计件工资制度，以达到“降低工资总额而提高个人工资”的目的。取得成功后，逐渐推广到荣氏所经营的各工厂。

　　这样，在穆藕初的带动下，中国企业界形成了一股学习科学管理热潮，促进了华商企业的发展。进而，中日棉纺织业两军对峙的形势，在上海滩也慢慢形成。就技术、管理、市场、士气等方面来看，以穆藕初为代表的中方当时并不处于劣势。

　　这恐怕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首次在与日本人的激烈交锋中可以毫不逊色地分庭抗礼。

　　在中国，不能只“在商言商”

　　穆藕初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视野开阔。他认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就不能只是在商言商。而且他也没有让自己的经营只是局限于工厂。

　　1920年，为了抵制日本财阀在上海建立的“上海取引所(即交易所)”操纵市场，穆藕初与一系列中国纱厂企业家联合起来，自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简称纱交所)”，1921年被华商推举为纱交所理事长。值得玩味的是，日本财阀的“取引所”恰恰于同年开始亏损，1927年便“自动清理”了。穆先生的理事长，一直任至“8·13事变”次日纱交所被迫停业。

　　同纱交所的创立一样，穆藕初深感当时中国的银行“与工业界不相接近”，尤其对中小企业促进作用不大。于是联合聂运台、黄炎培、马寅初等五十余人，于1921年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劝工银行，1922年开始任董事长。直到1928年他应孔祥熙之邀去国民政府工商部任职时离任，1934年又重任董事长，直至1943年在重庆病逝。

　　而去工商部任职，与“红顶商人”亦官亦商、居官谋商不同，一向认为自己“没有媚骨”不适合从政的穆藕初，却认为在中国不能在商言商，而始终把政治上的法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加以强调，努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法治基因。

　　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在任的三年期间，他开始了当时罕见的大规模工商法规修编。可以说，穆藕初在工商部的工作重点就是编制订立法规章程。其同事回忆说：“在工商部任内……一切工商法规，都是出自于穆先生的手笔。工商界有了这种法规，既得保护，又可以纳于正轨。”

　　工商部到1930年，两年内修订的工商法规、章程、细则等共有40余份。穆藕初为官，是在打造培育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器！也在推动着整个商业社会的纪律化、标准化、简单化发展。

　　管理比科学更重要！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穆藕初有个观点：“管理是比科学还要重要的，‘科学’与‘管理’最好是以并行不悖，相互运用为原则，如不能同时运用时，则管理应当特别注意。我认为在一个工厂里，是不需要高深科学的，这不是藐视科学，而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例如：办一纱厂，有工人，有材料，就可生产，但若是几千工人不加管理，不仅影响生产，而那种散漫无秩序的状态，真不堪设想了。所以我主张应该看重管理。”他还认为我国工业之不兴，缺乏管理人员是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于半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况，虽然中国企业的生产线和科技水平越来越先进，但是大规模、高品质生产所要解决的管理问题，却仍是瓶颈。尤其是“科学管理”这个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石仍有缺失，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咀嚼一下穆藕初的“管理比科学还要重要”吗？

　　因为“管理比科学还要重要”，穆藕初在中国大力推广科学管理，其晚年在抗战烽烟中的重庆，多次做过关于科学管理的专题讲演(详见《穆藕初文集》，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融入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体会，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诠释科学管理。

　　后来的学者发现：这时的穆藕初对科学管理的理解与应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颇具中国味道和特色，已蔚然自成一家了。

　　一位民族企业家的灵魂！

　　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穆藕初应是大款级的大人物。他在对外资助时也确实挥金如土——但是谁知道即使当纱厂总经理、月薪400多块大洋时，其每月的伙食费仍然控制在六元，从来不过一天奢侈的生活，身上总是穿一件旧长衫。正如他的老朋友黄炎培所语：“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

　　同时，穆藕初一生爱才如命。他曾资助北大学者赴欧美留学。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考试，而是请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推荐，得到他们认可便可通过。结果选送的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的人才。穆藕初送人才出国留学有一特点，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为自己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需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就算达到目的。

　　这恐怕是那个时代民族资本家的灵魂境界所在了！

　　(本文第三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