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还有价值吗？

武夷山

 

1993年第6期《读书》杂志发表了张汝伦先生的《理想就是理想》，文章说：

意识形态告诉人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乌托邦则表示：存在的是必须改变的。

博主：这里不提那些借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名义欲达到其他目的的伪君子，而只讨论态度真诚的善良者。善良者之所以反对乌托邦，是因为追求乌托邦可能带来比现状还要糟糕的结果――这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善良者之所以憧憬乌托邦，是因为现状实在无法忍受。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方向、策略、速度等方面的一部分激烈争论甚至是互相攻讦，偏偏发生在这两类善良者之间。其实，两类善良者更应该联手对付另一帮人。

话说回来，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愚者才发出上述议论。因为两种善良者都可能对他们认为的“骑墙者”无比痛恨。

 

赵剑雄的随笔集《糊涂人生》（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里面有几段话，意思和我有接近的地方。当然，作家的表述更漂亮：

 

我想大约变革是人类永远的渴望，旅行是一种空间的变革，而表现在时间上的这种渴望，二十年前的文革即为一例。人们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当然希望它是好的，其实却只要它不同于此刻。这不同有时候变得更坏。

人在旅行时常常遭遇的也是更坏的处境。但这并阻挡不了人们出门。

因为希望总是美妙的。

 

《糊涂人生》中还有不少一点都不糊涂的文字，例如：

文字，至多只是分币而已。（125页）

文字总是一种不满足的产物，如婴儿――是父母不满足于匆匆过世的产物，即使万事已足。

这又与读书不同，读书仿佛逗别人的孩子，可以只有轻松的一面，因为介入程度较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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