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保罗·策兰在语言之间的写作

武夷山

The Poetry Foundation（诗歌基金会）网站2026年8月17日发表Lucy Ives的文章， The Truth Is in the Detail：On Paul Celan's writing between languages.

请DeepSeek翻译此文，我修改。

细节即真相

——论Paul Celan（保罗·策兰）在语言之间的写作

作者：露西·艾夫斯

约翰·阿什贝利《网球场誓言》（1962）中那些令人不安的意象，是从一本童书里剪贴拼凑出来的句子。我常在心中默念“他瑞典式的铜色额头”或“湖水，一座淡紫的立方体”这类短语。这种语言是封闭的、通感的。既美且惑，它唤起的是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的审美体验形态，即有时所谓超现实的东西。

我提及阿什贝利的第二本书（在我看来也是他最好的一本），是想通过类比的方式，引出我对另一位诗人的珍视。阿什贝利那些怪诞的画面，隐约指向了保罗·策兰诗歌中那些回荡的视觉、空间和声音效果——而策兰的作品，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用德语写成。策兰的写作构成了对这种语言彻底的重新塑造，其原创性相当于发明了一种不存在的习语，比如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中的字母表。但说策兰发明了一种伪德语，则是错误的。策兰的操作既非实证主义，亦非穷尽主义；它们是一种调谐。

策兰的德语与他所操的其他语言——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法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着有时是痛苦的对话。同时，它也展现了他对物质与生命科学（地质学、矿物学、气象学、植物学、生物学）技术词汇的博学。他将自己的学识投向了一个不小的目标：德语抒情诗本身——即歌德、荷尔德林、里尔克的传统。策兰的“德语”“抒情”诗，为第二波战后现代性重新阐述了日耳曼哲学与艺术理想，它时而挪用了民歌与童话、浪漫幻想与圣经叙述中那些诡异的形态；时而又迸发出对第三帝国毁灭性的控诉，并与工业化种族灭绝的建筑与行政策略展开对话。它代表了对20世纪中叶世界状况的一次异常彻底的清算。与此同时，它在视觉上又如此简约、在音乐性上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用直白的语义来解释。

安妮·卡森曾写道，策兰诗歌的语言“与标准德语的关系，大致就像一块花岗岩晶体与一片连绵丘陵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好的起点，但要理解他诗作的全部冲击力，你或许得把这块晶体放回丘陵地带，让它向其余的岩石振动出信息——而那些岩石可能会回应，也可能不会。策兰对改革、支配，甚至对比都不感兴趣。他追求的是对话。

今年夏天，有两本书提供了与策兰的不同对话：罗斯玛丽·瓦尔德罗普翻译的策兰散文集《山间对话》（新方向出版社，2026年）刚刚再版；安娜·阿尔诺的传记《保罗·策兰：一生》（贝尔纳普出版社，2026年）则由索伦·高格译自波兰语出版。两本书对照阅读，不仅展现了研究策兰作品的不同路径，也体现了对于“到底该如何遇见这位至关重要的诗人”——以及读者能从这种交流中期待什么——的不同观念。

《山间对话》以策兰收入其中的一则寓言命名；该文集初版于1986年，至今仍是一部含混的作品。若非他人促成，策兰本人不太可能将他那些作为偶发实验、馈赠或安抚评委会之作的散文重新出版。尽管如此，这本文集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诗人如何在工作中与自我争辩——思考如何最好地用句子解释自己，倘若这种（转换）行为确有必要或确有可能的话。《山间对话》中的10篇作品，外加1970年发表在诗歌杂志《瞬息》上一句耐人寻味的法语单句，就其单薄的体量而言，大多属于那种若换成另一位更滔滔不绝的诗人，便会被排除在散文全集之外的篇什。其中包括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画家埃德加·耶内的梦幻冥想，一组题为“逆光”的箴言，几篇给书店和报纸调查的答复，一封书信，两篇与德国文学奖相关的致辞，一篇致希伯来作家协会的讲稿，以及那篇标题性的寓言——关于两个犹太人在高海拔地区相遇的故事。

翻阅这些书页时，我难以言说自己的情绪。我几乎肯定在21世纪初读过这本文集，而为了撰写这篇评论，我又读了三遍。“逆光”令我惊异，它呈现了策兰那种只在诗歌的概括性转述中才能遇到的面貌：一个关注叙事反讽的作家。“逆光”中最后一则散文单元最为鲜明：

“他教授万有引力定律，给出一个又一个证据，但人们充耳不闻。于是他腾空而起，漂浮在空中，重复了这堂课。现在人们相信了。但当他再也没有降落时，没有人感到惊讶。”

在这里，策兰探索了他长久以来对具有说服效应的语言及其程式化方面的关注。主人公只有通过做出一个（根据该定律本身）不可能的行为，才能说服听众接受一条物理世界重大定律的真相。尽管目击者有了新的信任，他们却并不期待说话者本人会遵从。当他们的导师证实了他们自己早先的信念时，他们似乎感到满意——这样他们便接受了他所说的话，同时又使他的话的内容失效。说话者被置于我们所说的一个难以维持的境地。

这则寓言指出了人类政治中一种固有的令人不适的动态。要说服公众相信，他们最深信的观念是“错误”的，就必须将这些错误的观念表演得如同真的一般；这是走私所谓革命性概念的唯一途径。策兰暗示，人类的心灵不能像开关一样简单地改变，开/关，即使是在无可辩驳的证据压力下也不行。相反，必须附加额外的条件，就像一种方言与一种名义上的官方语言共存。在更悲观的解读中，这则轶事可能表明，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者必须先成为原教旨主义者自己，才能在公共广场上被听到。

《山间对话》中有很多值得深挖的内容。“逆光”本身已说明问题，标题故事也是如此——学者们将其视为策兰与批评家西奥多·阿多诺之间紧张关系的寓言式沉思，阿多诺曾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策兰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被视为对阿多诺最常引用的论断的冒犯。）在“对话”中，两个犹太人，格罗斯和克莱因，大和小，在讨论一个难题：面对用语言进行交流之困难和大概率的不可能性，该怎么办，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语言“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它只是一种仅与第三人称相关的语言，“除了他，除了它……还有她，除了那个，什么也没有”。那些本应自然而然地属于格罗斯和克莱因的事物——花朵、冰川，以及人类的言语——其封闭性引发了一个认识：他们各自拥有的，是“在路上”的状态。两人都未被剥夺“正在途中”的状态，这并非虚无。

尽管我很享受琢磨“逆光”和“山间对话”的过程，但文集中其他短篇在一种不那么富有成效的意义上，显得干涩而难以捉摸。“子午线”——策兰1960年10月22日在获得格奥尔格·毕希纳奖时发表的演讲——常被誉为他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尽管其中常被引用的关于“呼吸转折”（Atemwende）的段落很有力量，但对策兰演讲的单纯翻译并不完全足够——部分原因是英语读者可能不熟悉策兰详细引用的毕希纳的戏剧，部分原因则是演讲的很大一部分意义来自策兰以反讽方式对待德国听众的姿态，这在印刷品中已然部分丧失。这篇文字的脆弱感——几乎（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像是对我理解吸收之少感到不无理由的愤慨——让我感到不安。我对其余大部分短篇散文也有类似的被萦绕的感觉和不安之感。再说一次，尽管《山间对话》的英语译本还算是可读的，但它的意义仿佛是夭折了，仿佛就在它即将与我相遇之前骤然停止。

这种翻译忠实于原文吗？坦率地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问题所在。事实上，对于策兰，只谈翻译的准确性可能是不够的。策兰是一位讲究音乐性、喜欢双关的文体家。他制造的意义并不寻常。话又说回来，策兰的意义在德语中并非罕见，即使他的词语是罕见的。那么，这个翻译项目本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才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策兰那多重调性的悦耳之声呢？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著名的建议：文本应在新时代被重译。一种更具实验性、更多样化的方法或许是合适的。例如，能否添加脚注，让策兰的典故和共鸣得以展开？或许应该以策兰那复调的词句为准绳。

据策兰自己说，他来自一个消逝了的、充满“人和书”的欢乐世界。他于1920年生于切诺维茨（或切尔诺夫策）——一座中型城市，曾是布科维纳的首府，该地区横跨今天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在一个种族、宗教和语言多元的环境中长大。他深爱的金发母亲说一口源自哈布斯堡帝国的高地德语。她后来在1942年，因被认为干不了活了，在如今摩尔多瓦境内的某个集中营被枪杀。在她去世时，策兰的父亲已在前些日子死于斑疹伤寒，具体日期不详。策兰在父母被绑架的那个周末选择了躲避驱逐队，他熬过了苦役，最终在战后抵达巴黎。

1952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罂粟与记忆》，其中包括他著名的诗作《死亡赋格》，这部作品已与德国“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工程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策兰从事翻译和大学层次的德语讲师工作，结婚，成为法国公民，并生了一个孩子，同时继续用德语写作发表。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诗人伊万·戈尔的遗孀指控策兰剽窃，这一指控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却给他造成了伤害。他经常在纸质媒体上和在公开场合受到反犹攻击，然而他也获得了重要奖项，包括1960年著名的毕希纳奖。1965年至1966年间，他在精神病诊所度过了半年。四年后，他访问了以色列，这是他唯一一次离开欧洲。1970年，他投塞纳河自尽，显然是自杀。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个过于粗略的概述。

回到安妮·卡森引用的那块晶体：在1964年给G.B.菲舍尔的一封信中，策兰写道：“细节即真相。”我的策兰——当然是一个主观的形象——是一位拥有惊人且无穷细节的诗人；是元音上顶着变音符号拧出的低沉声响；是怪异的物质与并置；是婴儿期的无语义哭喊、痛苦、悲伤与愉悦。他的作品极具创造力，充满了新造的词语，唤起无限的感觉世界，尽管他坚持认为诗是一个“孤独的”、漂泊的东西，只能将其根基建立在自身的“边缘”之上。我现在意识到，我可能是被策兰作品中的东西驱使着去学德语的：声音的调制、代词的不寻常用法、生动的意象，以及最重要的——一种信念，即诗歌的言说者既包含众多，同时又不存在。“死亡赋格”讲述了一种与集中营磨人的时间相关联的黑牛奶。这首诗中的“主人”与“蛇”玩耍并写作。在其他地方，有“线太阳”、“时间农场”、“雪部分”。“Du”，德语中的非正式“你”，在策兰手中也可以意味着“我”、“她”、“他”、“他们”和“我们”。当策兰使用条件句式时，空气都变了颜色。

与此同时，德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透过声音渗透上来。逝者的名字在场，即便不显明。例如，一首包含杏仁（德语Mandeln）的诗，暗示了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姓氏——策兰翻译并珍视其作品。在策兰的诗中，从没有一个时刻，词语的每一个方面——它的起源、意义、语音读法、每个字母、每个字母的外观、每个字母和每个词语周围的空白——不被仔细掂量、考量和激活。页面上所有留白，策兰称之为Wortlücke和Leerstelle，词洞和空位，同样感觉是“被写下的”，仿佛策兰以某种方式额外写下了这些，甚至写下了未被写下和/或无声的部分。我们或许可以将策兰视为一位具体派诗人，鉴于他对词汇的时间、声音、无声和诗的物理性的关注。然而，策兰的抒情诗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因此它们更像咒语、梦境甚至短歌那样运动，而非具体派的多媒体文本。“诗篇”，他最著名的诗作之一，围绕着一个悖论性的词Niemand，“无人”，一个指向缺席的名字。“赞美你，无人，”策兰写道。“为了爱你，我们愿 / 绽放。”当这首诗膨胀为艾米莉·狄金森对她“主人”的崇拜与里尔克对死亡的倾向之令人信服的融合时，策兰描述了一朵稀有之花“无人玫瑰”的构造，其锋利的刺从一开始就要求着这首诗。正如策兰所说，他的诗固守自身，总是回到它们开始的地方。

这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但你无法翻译策兰。我的意思是，真的不行。不是说策兰的作品没有被翻译过——仅英语就有十几种尝试。但英语短语“speech-grille”或“language mesh”能否接近Sprachgitter——策兰1959年诗集的标题——那令人不安的拟声活力？一些评论者冒险提出，策兰的写作已经是翻译过来的了，这是另一种暗示他的多语种成长经历和童年社会文化世界被摧毁的方式。然而，还有其他原则在起作用。1954年，他在给汉斯·本德的信中写道，他处理德语“比战前和移居法国前要有意识得多”，尽管他不确定这些相互关联的错位对他写作的全面影响。“关于一个词语经历的那种质性变化——成为诗中的一个词——之‘如何’与‘为何’，即使今天我也无法更精确地界定，”他告诉本德。他本人似乎将写作过程视为一种混合了神秘与奇迹的东西。

策兰推测他的诗是一种听觉见证的形式，通过它他或许能“无意中听到”语言“变得自由”，这一概念部分借自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他正在创造一个文学空间和一种方言，用以哀悼、记忆和生存，即使他同时在设计一种新的时间——或者一种新的注意力——与词语相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非常具体的语言选择和语法操作来完成：学者艾米·科林所称的“过度浓缩”。没有任何翻译能完全捕捉这种意义与无意义之过度浓缩，它如此慷慨地产生了思想的新的条件。策兰，一位职业翻译家，对自己作品的这一特质保持着一尘不染的警觉。

我不确定策兰今天的声望如何。他去世后，他的写作——在法国曾被如此忽视，以至于一部长篇译作都没有——成为后结构主义杰出人物如雅克·德里达、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莫里斯·布朗肖和阿兰·巴迪欧热烈分析的主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有策兰的大量英译本和研究存在；以不喜欢解构主义著称的海伦·文德勒评论说，策兰是“叶芝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与此同时，在德国，他早已被完全经典化。在国际上，他被渴望读这种风格的读者视为一位艰深的诗人，或被渴望读那种风格的读者视为一位极其原始而动人的抒情诗人——或者，更不幸的是，被视为一个被符号化的见证者。到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现策兰时，他在我看来是一位思考并理解了现代战争、技术官僚和全球化（其思考理解深度无人能及）的作家——我的意思是，他理解了语言本身是如何被这些东西影响的。而且他给了你感受的空间——这就是过度浓缩所做的。在他的作品中有空间去哀悼那巨大且持续累积的、冲刷历史风暴的毁灭的某些碎片。卡森称之为“一段未耗尽的时间的碎片”。我认为这是对的。

奇怪的是，瓦尔德罗普为《山间对话》所写的导言中对此毫无提及——再说一次，该导言自1986年首次出版以来未经修订。瓦尔德罗普开篇写道：

策兰的散文作品集为一本薄薄的小书。对于策兰——其诗作日益趋近沉默——来说，散文是一种过于嘈杂的媒介。不是他的菜，那‘buntes Gerede’。

（Buntes Gerede意为“色彩斑斓的闲谈”。）

首先，必须说策兰是一位多产的书信作家。他的通信，出版于多卷本中，揭示了一个拥有许多社会关系、私人（有时是八卦的）关切和风流韵事的人。但那个更笼统的说法，即策兰的作品“日益趋近沉默”，似乎不正确。的确，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策兰——十几岁时曾拒绝保守派犹太教——开始以与其早期写作相比更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措辞谈论信仰。但复杂性的丧失与沉默并非同一回事。瓦尔德罗普可能意指不那么明显的东西，但尚不清楚那是什么。她确实说策兰“拒绝谈论‘技巧’”。以及：“技艺对他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就像清洁一样，不值得讨论。”这个说法更有帮助，然而它不准确。只需阅读策兰的书信，就能找到大量关于他与语言和诗学关系的思考。与此同时，他的诗作如此强烈地关注书写的声音，甚至将沉默本身视为一种声音，以至于我看不出它们如何能接近那种纯粹的沉默——即作为噪音对立面的沉默。在我看来，它们消除了这种区分；这正是它们如此迷人之处。我想说，是的，对他来说，那buntes Gerede——只要它是关于词语的屏息的（而非色彩斑斓的）闲谈。

     瓦尔德罗普简要提到了策兰的犹太身份，她将其解释为“作为陌生人……的状况”。一些个人背景或许相关，因为瓦尔德罗普生于德国，她的父亲被迫加入纳粹党，这是她在2024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提到的事实。（他是一名教师，入党对公职人员而言基本上是强制性的。）我边读边想，瓦尔德罗普肯定会更详细地讨论策兰与流亡的关系。当她确实提到时，她说的是策兰“与自然之间有层纱，与他与万物之间有层纱”。我发现这很难理解，而且仍然——非常认真地——不知道瓦尔德罗普指的是哪种纱：字面的？精神的？两者兼有？与此同时，她没有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策兰所说的语言，他在法国作为不被认可的德语作家的生活，他后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思考，他的死亡——任何能帮助我理解为什么她认为这个世界对这位“陌生人”而言有一层“纱”的历史或文化背景。我当然可以猜测，但那会破坏导言的目的，除非瓦尔德罗普推测她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些事？尽管如此，我们仍想听听她的想法。

在一个优美的句子中，瓦尔德罗普描述了策兰的Atemwende，或呼吸转折。她写道：“语言对策兰来说就是呼吸，是生命，是‘方向和命运’；而诗，那让我们屏息却又归还呼吸并使我们得以存活之物。”这段反思之后是一些关于翻译策兰作品之困难的简短说明，即双关含义的损失。然而，根据瓦尔德罗普的说法，这些双关总是指德语内部的双关，尚未考虑策兰所说、所想、所写的其他语言。最重要的是，他用这些语言思考——他遇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多个名字，因此在他喉咙、嘴巴、鼻子的多个部位被发出。那想象中穿行于他写进诗里的词语的呼吸，朝着这些多种语言、这种身体与言语形态和姿态的多元性延伸。

然后我们来到译文本身。其他作者已指出，瓦尔德罗普有时似乎忽略了约翰·费尔斯蒂纳——策兰20世纪90年代的传记作者——所称的策兰散文中的“犹太-德语”短语。意第绪语始终在场，重新影响着策兰的德语。正如艾米·科林和安德烈·科尔贝亚-霍伊谢在一篇关于策兰早期艺术形成的文章中所写，当策兰谈到瓦尔德罗普译为“people and books”的东西时，他用的词是Menschen，它不仅指法律或本体论意义上的人，还包含更广泛的人道和宽宏的概念。用一个注明或插入语来标示这一时刻——以及其他类似时刻——或许并非不合适。

在阅读安娜·阿尔诺精彩的《保罗·策兰：一生》——原版于2021年以波兰语出版，书名为《保罗·策兰：那里，在栗树后面，是世界》——的过程中，读者会在某个地方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线性的故事。阿尔诺也写小说，她显然更少将人类时间视为连接出生时刻与死亡时刻的单一线索，而更多视为一系列圆形的土丘或螺旋形的潮汐池，由无数造访这些棱镜般强烈的场所之生命体相互连接。（这就是策兰式的世界观，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如果说，并不总是清楚某种强度的时刻如何渐变或成为另一个时刻，那么很可能这种情形是故意安排的。当然，阿尔诺的叙事学感觉上比较忠实于二战后生命被经历的方式。

就策兰而言，还存在信息缺失的问题。例如，我们不知道1942年6月底那个晚上的具体细节——当时策兰的父母被驱逐，他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躲藏起来。策兰本人是否理解发生了什么——归根结底，为什么他的母亲选择不试图自救，以及他通过抵抗选择了什么？正如阿尔诺反思的那样，当时策兰出生城市切尔诺夫策的“剩余居民”“对等待着他们的集中营里的处决、酷刑、饥饿和疾病知之甚少”。策兰似乎是凭直觉行动的，当我们拉近镜头，试图借助阿尔诺的文字来观照这一历史时刻时，我们既体验到一种失落现实的凝聚与复苏，也体验到一种悖论式的感觉：只剩下传闻和不完整的文件。阿尔诺能够唤起策兰经历中这种异端且极为动人的版本，确实是一项壮举。她的传记取代了费尔斯蒂纳1995年的记述，成为策兰生平在英语中的权威文本。

阿尔诺传记的另一个原创特色是它对策兰与众多女性关系的敏感，包括他的婚外情。策兰是一位难相处的丈夫，说得委婉些。然而，吉赛尔·策兰-莱斯特朗日在叙事中从未被描绘成受害者，即使她显然做出了牺牲，以给策兰更多写作时间，展示她对他的忠诚，并作为“特权读者”，以达到他的要求的专注力，通过逐字翻译成法语来研究他的诗歌。策兰-莱斯特朗日是一位画家和版画家。她与策兰的第一个孩子弗朗索瓦在出生时因医生失误（先是使用了产钳，再做紧急剖腹产手术来不及了）而死亡。第二次计划好的剖腹产，生下了策兰唯一的孩子埃里克。这些分娩困难一定在身体和心理上影响了策兰-莱斯特朗日的余生。尽管这是策兰的传记，阿尔诺仍给了策兰-莱斯特朗日重要的篇幅，包括她与诗人兼小说家英格伯格·巴赫曼——策兰的另一位重要恋人——的关系，她与巴赫曼保持了友谊并通信。事实上，策兰许多纠缠的爱情是阿尔诺传记赖以建立的底层结构，导致了我上面提到的那种纠缠或交织的强度系统。这本书中没有直线，因为它如此关乎爱。

尽管如此，阿尔诺的作品并非感伤之作。描述所有诗人为隐士、无法参与日常生活是很有诱惑力的，鉴于他们对语言——那种最丰富的社交物质——的神话般敏感（更不用说他们倾向于呆在家里写作）。阿尔诺笔下的策兰既不沉默也不幽居。他不断地、国际性地寄送信件，让朋友和熟人了解新想法、新诗作和事件。他几乎是强迫性地翻译。他对自己带的本科生尽心尽力。他是一个有妻子和孩子的家庭男人。即便如此，阿尔诺偶尔也会屈服于策兰作为终极局外人这一传说的拉力——这种刻画似乎也是诗人本人所推广的。在一个关于策兰学术生涯的引人入胜的轶事中，阿尔诺写道：

    沉默寡言，内向，他过着双重生活，如同在躲藏。雅克·德里达回忆说，（他和策兰）在巴黎高师的走廊里擦肩而过多年后才被介绍认识。（德里达）甚至回忆了一次教职工会议，会上他的一位同事喊道：“但是，先生，您难道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这位语言讲师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吗？”

关于诗歌的消息总是传播得慢。语言障碍使它更慢。鉴于策兰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锻造了一种能描述全球战争后第二次现代性的黎明的习语——人们或许会想象他每出版一本新书时街上都会有游行，或者至少有一个诺贝尔奖。那并没有发生。但你真的感到惊讶吗？他感到惊讶吗？如果你对近期的文学史有所了解——洛琳·尼德克，另一位晚期现代主义“过度浓缩者”，曾做过医院清洁工，忍受了美国文学界数十年的忽视——你很难对策兰在讲完德语导论课后没有被高师走廊里的人群簇拥感到震惊。更有趣的问题是关于作家本人的。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他能否在熬过自己出生时所属社群的消亡后，生活在多种外语中——而德语本身也被归入此列——而存活下来？

这些困境在阿尔诺传记的结尾处得到了最有效和最令人心碎的回答，她深入探讨了似乎导致策兰于1970年自杀的心理健康问题。策兰的“妄想”，如阿尔诺所言，以暴怒和反社会行为的形式向外表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他对所谓“去纳粹化”工程的严重不完整日益感到震惊。他指责朋友支持希特勒，并与任何可能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出版商、作家和颁奖机构保持距离。西欧各国政府不愿完成的事，策兰将其作为一个个人项目承担起来，他的“思想”，如阿尔诺所写，“痴迷地围绕着德国的罪行”。这种对正义的极度渴望，究竟是开始侵蚀策兰工作和维持关系能力的偏执的产物还是原因，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开始痴迷于预兆和符号，对明亮的颜色、公共空间中数字的激增异常敏感——这些是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症状。他多次被收容，有一次接受了使身体衰弱的胰岛素注射，这是一种20世纪中期无效的治疗方法，《钟形罩》中的主人公埃斯特·格林伍德也接受过。

在1970年的头几个月，他写信给妻子说，诗歌要求他做出“亚伯拉罕的献祭”，换句话说，他考虑杀死自己的儿子，也许是一种误导的冲动，想保护孩子免受继续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杀人反犹主义的伤害。那年四月，他投塞纳河自尽。他留下的唯一字条，是在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也以精神疾病闻名）的传记中划出的一句话：“有时这天才会变暗，沉入他心灵苦涩的井中。”

阿尔诺选择几乎突兀地结束《保罗·策兰：一生》，场景是诗人的葬礼，约有三十人参加。一位朋友俯身亲吻了策兰的儿子埃里克，后来回忆道：“‘他变了；他奇怪地像他父亲。’”这是一个令人沉浸且阴郁的时刻，尤其考虑到策兰希望他的儿子摆脱过去和他在战争期间所经历的危险。这段描述让人感觉是非常准确地贴合了事件，是任何对诗人伟大之总结都做不到的。费尔斯蒂纳的《保罗·策兰：诗人、幸存者、犹太人》以一组伤感的、策兰一生诗歌选段作为结尾，费尔斯蒂纳反思道：“对许多欧洲犹太幸存者来说，策兰的《死亡赋格》仍然是他们在灾难之后所获得的任何理解的精髓。”这一笼统的断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不回避策兰生命最后十年的悲剧，似乎更符合策兰个人复杂性的事实。策兰的足智多谋和前所未有的成就——他奇迹般的幸存——必须在我们心中与他49岁时被痛苦压垮这一简单事实共存。

在2026年夏天回到策兰，既是一次令人不安的，也是一次充满希望的努力。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策兰，一个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侵入性想法中挣扎的策兰，即使他同时朝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综合水平——一种前所未闻的压缩风格或难以捕捉的频率，任选一个与媒介相关的隐喻把——努力，这种水平在他生前及身后都让读者目瞪口呆。那个作为密码、作为如此异化和非凡以致显得神奇或非人的策兰，对我们可能不那么有用，即使我们不可能不被那个人所打动。因为擅长写作诗歌是人性使然。罕见，但仍是人性。

然而，所有关于策兰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的“为什么”问题，最终都不如他的作品所传达的信息重要。因为他仍有关于语言的消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倾听：无意义（nonsense）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物质，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必须是真的无意义的无意义才能有所帮助——那种结果证明有意义的无意义从来就不是无意义。尽管我怀疑是否需要解释这一点，策兰的无意义与AI的幻觉，或关于某事之卓越或腐蚀性邪恶的五词夸张，并不相似。它完全是另一回事，一种与语言并行发生但似乎更深地关联于自然元素的非语言运动、我们感官的非语言能力的东西。它与直觉和欲望结盟。它同时且轻易地在多种动词时态中说话，过去和未来。它倾向于以很少的词语成形。

那么，这里有一个大胆的命题：策兰不是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作的。他不得不使用德语，或决定使用德语，但他是在语言之间写作，是在各种差异之间和差异之中写作。这里的通道并不宽阔，但他用歌声填满了它。我把他的诗歌视为那音乐的一些微小残余。一种将字母推入词语和诗行的溢出。其努力是艰巨的；产生的噪音是微小的。这是体验的音乐——是体验之盈余，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语言或许是它的媒介，但这音乐的信息在语言的视界之外。它的无穷性正是使它如此难以理解的原因，也正是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重新诠释或重新翻译它的原因。

本文作者露西·艾夫斯是一位小说家和评论家。她曾获得沃霍尔基金会艺术作家资助、佛蒙特图书奖（创意非虚构类）和古根海姆小说类资助金。她的作品发表于《格兰塔》、《巴黎评论》、《时尚》等处。她在米德尔伯里学院教授虚构与非虚构写作。

博主：据百度文心介绍，露西·艾夫斯1980年生于美国纽约市。

‌教育背景‌：先后取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艺术硕士，后于纽约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职业经历‌：曾担任线上杂志《Triple Canopy》编辑五年，目前任教于普拉特学院，同时是纽约大学实验人文中心的驻院研究员。

策兰的著作已有一些中译本：

‌《保罗·策兰诗文选》‌

‌译者‌：王家新、芮虎

‌出版信息‌：2002年7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策兰作品的首部中文译本。

‌内容覆盖‌：收录百余首不同时期诗作，以及散文、书信、获奖演说辞，包含《死亡赋格》《花冠》《数数杏仁》等经典名篇，附录附带中德标题对照与诗人生平资料。

‌《暗蚀》‌

‌译者‌：孟明

‌出版信息‌：2017年8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保罗·策兰诗全集》第八卷。

‌内容覆盖‌：完整收录策兰在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住院期间创作的全部诗作，是其晚期风格定型的核心诗集，译者保留了原作独创的复合造词与冷峻意象特质。

‌《我听见斧头开花了：保罗·策兰诗选》‌

‌译者‌：杨子

‌出版信息‌：2021年8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内容覆盖‌：共收录273首作品，覆盖《罂粟和记忆》等10部生前及身后出版的诗集，完整呈现从早期到晚期的创作脉络，附有诗人生平年表，是目前收录篇目较全的中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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