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写《巴黎圣母院》为何显得“拖沓”？

北京晚报 | 2026年08月25日

　　▌黄西蒙（博主注：生于199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以当代视角来看，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一些文字未免有些“冗长”了。与当代不少小说追求叙事的“速度感”和语言的简洁性不同，《巴黎圣母院》这类19世纪欧洲经典小说的文风平实，叙事反复，甚至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与环境。这到底是大作家的败笔，还是未被深入理解的独到之处呢？

　　用小说担当“摄影机”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三卷拿出大量的文字，不厌其烦地介绍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与历史:

　　这座令人景仰的丰碑，每一侧面、每块石头，都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和艺术史的一页。我们这里不妨只举出主要几点来谈：例如，小红门造型之精美，几乎达到了十五世纪哥特建筑艺术的顶点，而大殿的圆柱，以其粗壮和凝重，又把我们带回到以牧场圣日耳曼修道院为代表的加洛林时代……

　　雨果还在《巴黎鸟瞰》这章里，又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巴黎的城市地理。这些内容似乎与《巴黎圣母院》的主线情节关系不大，只是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其背后的历史与地理。那么，雨果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摄像机、电视机诞生之前，小说是传播图像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对那些囿于物质条件而无法出门远行的普通人来说，这甚至是接触远方世界的唯一途径。雨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那些经常周游四方的贵族们写作的，他时刻关心普通人的命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奔走，期望通过文学来点燃失意者的生命之火，以文字来启迪被现实困难锁住生命轨迹的小人物的心灵。因此，他不能不考虑到在小说里描绘大量景观，不论是巴黎圣母院本身，还是巴黎城市街头的风景，都让读者可以足不出户地直观感受大城市的魅力。

　　虽然在传播技术、大众传媒发展之后，尤其是当电视在家庭中普及之后，这样的书写就显得多余了，但我们不能忽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

　　钟楼上下的光明与罪恶

　　雨果在小说中进行大量景观书写，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其与人物形象、命运乃至作者的价值寄托都息息相关。细细品读，才会发觉其中的意味深长。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与主人公卡西莫多的形象构成“共振”关系。建筑与艺术的关联，在构型美学上存在交叉点，以建筑形态来隐喻人物形象，是雨果常见的写作手法。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特点与卡西莫多的形象特质，互为镜像，彼此映照。

　　卡西莫多在现实世界与世俗评价中，是个相貌丑陋、身材佝偻的畸形怪物，这与巴黎圣母院的怪兽石雕、冰冷粗粝的石柱、幽暗潮湿的墙角等建筑特质呈现出的构型美学契合。但与此同时，巴黎圣母院高耸的尖顶直插云霄，形成垂直向上的线条，让人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穹，又隐喻着卡西莫多的内心深处始终是向往崇高的，他在心灵世界中是真善美的象征，是精神花园的王者。

　　更巧妙的是，雨果将卡西莫多置于巴黎圣母院的高台钟楼之上，更能展现出卡西莫多的内外矛盾感。钟楼在上，引人注目，钟声响起，更显庄重肃穆，但它长长的投影，却让巴黎圣母院下的广场长期被阴影笼罩，弥散着压抑的氛围。广场上的巴黎市民，大多都无法理解卡西莫多，他们只看到卡西莫多的丑陋外形，对他极尽嘲讽、羞辱。钟楼之上的崇高与光明，与钟楼之下的罪恶与苦难，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卡西莫多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是这般充满矛盾的。虽然有不少人也知道卡西莫多很善良，但还是忍不住嘲讽他，由此获得自己在精神上的某种快感。

　　卡西莫多身处巴黎圣母院的核心地带，其命运走向就是要寻求救赎。只是，命运一次次捉弄他。最初收留他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给他难以挣脱的桎梏。不过，与过去一味强调克洛德作为反派的邪恶特点不同，近年来，学界内外对克洛德的评价愈发复杂，更接近真实的人性。对于这位谦虚谨慎、学识渊博的副主教，不再粗暴地抡起道德的大棒重击，也体现出当代读者与研究者对人性在压抑环境下的复杂变化有了更深度理解。

　　从人性的维度来看，克洛德并非天生恶人，他早年苦读教义，信仰虔诚，还抚养了弟弟，收养了弃婴卡西莫多，帮助他们逐渐长大成人。但是，长期禁欲的生活，逐渐扭曲了克洛德的灵魂。即便如此，克洛德在公众面前，仍尽力保持崇高形象，直到他被吉卜赛美女艾丝美拉达迷住了双眼，再也无法遏制内心的欲念。在求爱不成后，克洛德的心理彻底变态，再也无法控制可怕的兽欲。他以诬告手段，将艾丝美拉达送上绞刑架，而他最终被卡西莫多从巴黎圣母院的高处推下。他身败名裂的命运，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这正是雨果在小说开头就强调的“命运”二字的内涵所在：并不是命运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而是故事的结局从命运之初，就无法更改了。

　　或许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感知自己叙事的风格，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留下了不少细节，来展现角色人物与建筑景观的“共振”关系。比如，在写克洛德的时候，雨果有这样的文字：

　　副主教全身木然不动，只有不时身不由己地颤抖一下，好像一棵树迎风摇动一般；撑在大理石栏杆上的双肘，比大理石还更僵硬；直愣愣的笑容，连整张脸都绷紧了。

　　克洛德下意识的举动，就是其内心的折射。可以说，巴黎圣母院就是克洛德的精神寄托，也是其内在自我的外显。小说中大量关于巴黎圣母院权威感、庄重感的叙述，其实就是在写克洛德外显的形象。雨果也不时以幽暗潮湿的小道、坚硬寒冷的石头构件、杂乱无章的夹层等建筑细节，来提醒读者克洛德的内心也是如此黑暗、孤寂、阴冷。

　　写景亦是写人

　　面对同样的建筑景观，当笔触落在翩翩起舞的吉卜赛美女艾丝美拉达的身上时，雨果的语言立刻变成了另外一副光亮明媚的模样。

　　在《巴黎圣母院》第七卷第一章，艾丝美拉达在广场上跳舞。这一刻，巴黎圣母院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雨果将叙事视角放在色彩斑斓、投射阳光的花窗上，读者跟随视角的变化，也能感受到氛围的明快与松弛：

　　在这种晴朗、温馨而宁静的日子里，总有某一个时刻特别适于观赏圣母院的大拱门，那就是太阳偏西，几乎正面照射主教堂的时刻。阳光越来越呈水平状态，缓缓地从广场的地面撤离，沿着圣母院正面的陡壁攀缘，照得无数浮雕明暗清晰，对比突出，而正中央大圆窗则被照得红彤彤的，犹如雷神炉火映红的巨人的独眼。

　　但是，在克洛德狠狠盯着的目光中，光彩照人的吉卜赛美女已经是误入狼群的羊羔，她的纯真与美好，在被变态副主教盯上的那一刻，就不再属于她自己了，而是权力与欲望侵蚀的对象。雨果用了一种很高明的移步换景的手法，立刻将克洛德的贪婪之心与狰狞面孔呈现出来：

　　他的双肘那么板滞，比他所撑的栏杆更像石头。他的脸由于抽搐所泛起的笑意，又那么凝结僵化，看到这整个姿态，真可以说克洛德·弗罗洛从上到下，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克洛德的胳膊和身体，早就僵化了，如同巴黎圣母院坚硬、冰冷的石头栏杆。就在栏杆旁边，是被火红的太阳照射得红彤彤的圆窗，而它投下的影子，正好覆盖在象征着真善美的吉卜赛美女身上。

　　读者理解了建筑景观与人物形象的“共振”关系，就可以感受到雨果这样进行场景设计的匠心独运之处。与其说是写景，不如说是写人，景观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最终还是要化为书中人物的印记。

　　雨果看似冗长无聊的景观书写，不只体现在《巴黎圣母院》中。《悲惨世界》里的巴黎下水道，《九三年》里的图尔格城堡，都“享受”了重点描写的待遇。与《巴黎圣母院》中对教堂与巴黎城的描写类似，其叙事功能不只在于为读者提供故事背景和全景视角，更在于将价值观念寄托在景观上。比如，巴黎下水道是底层人民艰难生存的具象化体现，图尔格城堡这座幽深的古堡，则隐喻封建旧势力终将走向瓦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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