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未被承认的诗人？

武夷山

LitHub网站2026年3月9日发表Ed Simon的文章，Are Economists, in Fact, the Unacknowledged Poets of the World？

请DeepSeek翻译此文全文，我修改。

经济学家，是否实为这世上未被承认的诗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述了一个轶事：如果让一个工人单独制作一枚针，他一天最多或许能生产十枚；但如果将这桩活分给十个各有专长的工人，他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就能合作制造出四万八千枚以上的针"。斯密从未亲临那个传说中的针厂，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那种冷静理性的效率发出赞叹：“一个人拉出铁丝，另一人把它弄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磨尖，第五人打磨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共有"十八道 不同工序"分布在工人们手中。

这个例子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从法国哲人德尼·狄德罗1755年的《百科全书》中摘录的，该词条本身的撰稿人是亚历山大·德莱尔，而德莱尔又是根据工程师让-罗多尔夫·佩罗内的观察记录写成的。佩罗内时任皇家设计师办公室总监，是整个影响链条中唯一真正参观过针厂的人。

佩罗内于1739年参观那家工厂时，制针业已在诺曼底地区扎根，用比利牛斯山开采的黄金或从萨克森进口的白银，铸造成这种不起眼的物件，供裁缝和缝纫者使用，用来固定徽章或盘起头发。尽管斯密的苏格兰同乡詹姆斯·瓦特在《国富论》出版的同年发明了蒸汽机，但斯密却奇怪地对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浑然不觉，因为那家针厂里还没有任何自动化设备。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先知，斯密从制针工人整齐划一的"芭蕾舞"中，直觉地预见到了亨利·福特的流水线，预见到了整个世界将如何屈从于制造业和金融业。

《国富论》将每一个个体灵魂都视为冷酷自利、竞争成性的"经济人"，而理想的社会组织正是为了强化这些特质。这部18世纪的巨著不仅埋葬了支配着财政政策思路的重商主义，还提供了一种关于金钱的诗意表达，一系列术语——从自由市场到财富创造，从劳动分工到理性自利——无论好坏（更多的时候是坏），都开始主导西方意识，其中没有哪个比喻比"看不见的手"更具冲击力，它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名副其实的黑暗主宰。

经济学家，就是这世上未被承认的诗人。《经济学人》或《金融时报》上那些翻来覆去的神秘术语——流动性、衍生品、运营盈利能力、资本支出、信用违约互换、企业价值——自有一种韵律。小说家约翰·兰彻斯特在他那本宝贵的指南《如何谈论金钱：金钱玩家说什么——以及它的真正含义》中承认，"金融语言晦涩难懂，其效果是隐藏真相"，而诗歌或许也晦涩，但其本意是表达真相。然而，尽管我对金融可能一窍不通，也明确意识到那些术语是褒扬种种不公与不平等的，但我仍不禁欣赏"自由放任"、"供给侧"这些词的节奏与旋律，甚至"涓滴效应"那流动变幻的意象，无论这些词汇本身承载着怎样的贪婪。没有什么比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具画面感了，它带着那种诡异的、神秘的、哥特式的内涵，在我看来这些内涵是十分精准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只使用过一次“看不见的手”这个短语，甚至没有加定冠词。他描述了一个企业家如何可能"只打算赚他自己的钱，而在此事中"，却依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成另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目的"，即国家财富的整体提升。斯密从来不是他的追随者们所想象的那种不知疲倦的自由企业捍卫者。

在批判劳动分工时，斯密谴责其可能导致令人异化的"心智迟钝"，威胁到“宽宏、高尚或温柔的情感”，这听起来颇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这位说话温和、心不在焉、与母亲同住的单身汉经济学家，以其神经质的举止和口吃著称，绝非安·兰德笔下的约翰·高尔特。尽管他在传统基金会或加图研究所那些"阴森"的家伙中颇受欢迎，但他本人的一些主张——从监管到累进税制——与那些家伙是背道而驰的。

毫无疑问，格罗弗·诺奎斯特或许会幻想"看不见的手"把国家溺死在浴缸里，但斯密真正关心的是社会幸福的问题。他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他其实是一位深刻的道德思想家；然而，"看不见的手"——这个现代性有效运作的神祇——这一表达中，诺奎斯特的成分多于斯密。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到“看不见的手”时是满怀赞赏的，但当他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市场能指引我们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要满足什么需求，也不知道我们所得之物的来源"时，我不禁觉得这是对斯密隐喻的字面化解读：这股力量只有金融的祭司们才能触及，是那个被"谋杀"的上帝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替代品。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桩奇妙的历史巧合：《国富论》出版仅四个月后，《独立宣言》就建立了一个让猖獗的资本主义等同于文化的国家。

美国的实验常被视为一个启蒙运动项目，但与其说美国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法国沙龙的产物，不如说是爱丁堡的课堂——即托马斯·里德、大卫·休谟、瓦特和斯密所体现的"苏格兰常识哲学"（该运动的实际名称）的产物。在那里，自由、平等、博爱的地位，不如生产力、效率和优化重要。托马斯·杰斐逊曾写道，《国富论》是"现存最好的书"；而《宣言》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则声称，商业在"教化人类"方面比"宗教"更伟大。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民族文学中充分体现：如果说伟大的英国作家的主题是阶级和礼仪，法国作家的主题是爱情和浪漫，德国作家的主题是理性和情感，那么对美国作家而言，主题就是金钱。

古人信命运，中世纪人信上帝，而对于现代的美国人来说，财富与沉浮是由全知且有意识的市场所决定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思考的东西都如此坚固——它们就像烟，而时间就像烟消散于其中的天空，"布思·塔金顿在他的《伟大的安伯森家族》中写道。这部1918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富有的中西部家族家道中落的故事，听起来非常像马克思的警告：在资本主义中，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都烟消云散了。金钱，如同罪恶，或许一直与我们同在，但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它的功能已不仅仅是交换的象征性证据。

西奥多·德莱塞在他1912年的小说《金融家》中，描述了其同名角色——冷酷无情的投资者弗兰克·考珀伍德的动机，解释道，他这类人可能"想要钱，但不是为了钱本身……金融家想要钱是为了它能控制什么——为了它所能代表的尊严、力量、权力。"自由市场一直是一个理想化的虚构，其中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自由的，但在德莱塞的解释中，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黑暗的领域：精英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积累这些想象中的数字，不仅是为了某种不受民主控制的力量（尽管事实确实如此），更是将其看作一种诗歌，尽管这种诗歌确实能引发巨大的现实后果。

塔金顿和德莱塞经历了镀金时代的暮色，因此他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贪婪，但在美国，无论对于王子还是乞丐，金钱都是主宰。约翰·厄普代克在他的"兔子系列"中，描绘了雷丁市（宾夕法尼亚州）一位高中篮球明星跻身中产阶级，最终成为丰田经销商合伙人的故事。他在1990年的《兔子安息》中描述了他的主人公如何"意识到世界并非坚固而仁慈，它不过是一套为了金钱而临时拼凑的、破烂不堪的暂时安排。"

即使是生活优渥的百万富翁，离埃隆·马斯克的距离也比离无家可归者的距离更远（尽管他们从不承认），这正说明了厄普代克的观点。对于超级富豪来说，金融是他们相互之间进行的一种竞争性虚构游戏；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金钱关乎你是否会因医疗账单而破产，是否能付得起房租，是否能确保你的孩子有饭吃。"不想钱的唯一办法，"伊迪丝·华顿在她1905年的《欢乐之家》中写道，"就是拥有大量的钱。"

写作可能发生在赫利孔山上，但出版是为华尔街服务的。在某处，存在一部关于美国出版史的"伟大的美国小说"，从最初在波士顿和费城组装起来的摇摇晃晃的印刷机，到"五巨头"的垄断巨兽，讲述金融和资本、银行家和企业家如何为民族文学提供资金，却又规定了这种文学可以表达什么不可以表达什么。有多少才华横溢、充满挑战的小说，因为未被经纪人、编辑和"看不见的手"选中而未能问世？有多少作家因为不符合市场预期而永远默默无闻？

斯密曾向我们承诺，市场永远通向某种真理，但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关键价值却是平庸化和"垃圾化"。如今，80%的商业出版市场被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控制——企鹅兰登书屋、西蒙与舒斯特、哈珀柯林斯、阿歇特、麦克米伦——它们年收入接近120亿美元。所有那些历史悠久的著名出版社，如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都被"五巨头"这多头怪兽吞并了。只是由于有反垄断法，才阻止了企鹅兰登书屋和西蒙与舒斯特的合并，然而，将来每当某个拉里·埃里森或马克·扎克伯格想收购"五巨头"之一时，又有谁能阻止他们呢（关于杰夫·贝佐斯，此处无需赘言）。因为文学是我们爱与恐惧的浓缩，是所谓美与真理的体现，它与玛门（财神）的关系往轻了说是令人不悦，往重了说是悲剧性的，但写作本身与金钱的纠葛史，无疑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无论斯密自己期望做什么还是忽略做什么，反正他既是科学家，也是寓言家，所以他既研究经济学，也研究神学。自利、放松管制、资本积累本身并非天经地义的，即使斯密把它们说成是天然的。它们和社会推崇的任何其他价值观一样，都属于价值观，但如何安排其优先顺序是一种被供给学派的崇拜对象所坚持的信仰行为，这个崇拜对象就是我们的全球化的、相互关联的贵族阶层，其“教堂”遍布每家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其“圣歌”则是《华尔街日报》发布的股票数字。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有人都是信徒，受制于信用评分和债务。因为我们都是W·H·奥登在1940年一首诗中为之撰写墓志铭的"无名公民"，他问道："他自由吗？他快乐吗？这个问题很荒谬。"然而，我们仍在写作。

如果怀亚特和萨里能在都铎王朝的暴政下都能写出精彩的十四行诗，那么资本主义尽管有其堕落的一面，当然也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在人类世日渐式微的日子里，感觉"看不见的手"正扼住我们的喉咙，这或许算不上什么安慰，但资本主义仍然能够产生塔金顿、德莱塞、厄普代克和沃顿，这些作家们不仅是因为蔑视资本主义才成为作家，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才成为作家。危险在于将一种抽象的隐喻神化、绝对化，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可言喻之物，无论是上帝还是市场，无论它是仁慈的还是相反。

如今，"看不见的手"似乎正被一个新的神祇——"算法"所取代。一个同样虚无缥缈、无形无影的造物，然而我们却将个人的主权拱手相让，尽管可以说它将与利润共戴一顶王冠而不是独戴王冠。既然《国富论》——美国公民宗教的真正经书——已经问世250年，该对我们这个民族对金钱的巨大瘾癖进行一番清算与反思了。

今年早些时候，我看了一部露西·普雷布尔的精彩剧作《安然公司》（2009年）。在最后一幕中，反派杰弗里·斯基林，凭借肾上腺素和可卡因催生的狂妄自大，利用"特殊目的实体"的金融空手道赌掉了安然公司员工的养老金。他发表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动人的独白，谈到了金钱和金钱的得失是如何诉说着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希望。模仿圣保罗的口吻，斯基林最后说道，我们的人性是由“喜乐、信心、希望……等” 定义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钱。随后全场陷入一片黑暗。

本文作者埃德·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英语系公共人文学科特聘教师，Lit Hub 的特约撰稿人，也是Belt Magazine的编辑。他最近的著作是《魔鬼的契约：浮士德交易的历史》，是该主题第一部通俗易懂的综合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