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先生千古

武夷山

       据百度百科：王德禄（1956年— 2022年12月14日 ），男，企业战略、区域创新、产业规划、科技政策、知识管理领域咨询专家，长城战略咨询创始人，生前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与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12月14日6时57分，王德禄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6岁。

我与王德禄先生不熟，虽然见过。不过，我对他的想法和做过的事还是有所了解的，很佩服。

2009年，我在博客上转载过王先生一篇文章，“科幻——高科技产业的必由之路”（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63618.html）。

2014年，我在题为“从我与吕乃基博主的首次‘相遇’说起”的博文中写道：

1984年，我尚未获得情报学硕士学位的时候，已经在我们中国科技情报所国外情报研究部工作的张海宁（后来定居美国）赴厦门出席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的“科学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并带回了会议资料。我将会议资料借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作了笔记。

该会议资料中，有吕乃基博主的一篇论文，署名单位为“南京工学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论文题目是《19世纪英法德社会状况对科技的影响》。这应该算是我与吕老师的首次“相遇”。实际真身相遇则发生于29年后的2013年（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674001.html）。

 在这一会议上发言的还有一些有趣的名字：

——河北涿县石油物探学校的王德禄，即现在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创办人。

——中科院政研室的姚蜀平，她有两篇论文，一是“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近代物理的贡献及其社会含义”，一是“从华裔美籍物理学家的成功之路看不同文化价值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她在80年代有多篇论文都极具震撼力。

……

参加这次会议的王德禄多年后对参加同一会议的姚蜀平进行过访谈，见http://gei-wangdelu.blog.sohu.com/163025213.html。有意思吧？

南方科技大学的田松教授今天在微信上转发了王德禄先生2018年的一个发言，我转贴在这里，由此可瞥见王先生的思想风采。

我与自然辩证法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复刊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创 王德禄 德禄洞见 2018-10-08 11:05

2018年9月22日-23日，我到中国科学院大学参加“科学的春天”开始——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并作了《我与自然辩证法》的即兴发言。

很荣幸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又回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来说几句话。今年是我下海25年。在下海20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的工作就是科学社会学；今年我发现，自己做的事是自然辩证法。所以今天我主要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社会学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受。

今年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马云在上海的讲话，基本上和于光远的讲话是一个风格：机器思考是怎么回事、人工自然是怎么回事。现在BAT都认为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不跟上这个时代，就要落后。人工智能也是我今年关注的最重要的话题。

五年来，我经常去一带一路和欧美发达国家。说到中国，我基本上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国的年轻人都用智能手机，中国现在8亿人在用智能手机，是全世界最多的，智能手机成为中国年轻人的第六感官。中国这几年发起的互联网+使互联网扫荡了所有的行业，这些行业数据和计算发展很快，因此出现了全球最大的数据量。数据最后在底层形成云计算，形成人工智能。现在可以说，2018年人工智能在中国是最热门的领域。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直到有了智能手机，人类才算是有了进化。智能手机是人类的第六感官，人工智能是人类大脑的进化，其结果不可限量。今年我就人工智能多次发表演讲，在咨询师培训中，在与大学的合作中，在与高新区的合作中，我都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比如现在大学里，按知识点来教学是完全过时的，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瞬间获得最好的知识，而关于人工智能所形成的产品越来越多，这对教育的改革会有很多机会。

硅谷的未来学家们现在都在研究2035，即奇点：人成为超人、人可能不死等，各种各样关于未来的研究。于光远当时思考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是人工自然问题，第二个是聪明学问题，都在人工智能的前提下得到了很多解决。

我觉得人工智能是自然辩证法的事，但是现在自然辩证法的学者发声不够。因为我是研究自然辩证法出身的，对人工智能进化的影响，对人工自然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敏感。

这40年，我越来越感到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因为自然辩证法最重要的是科学观，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我讲讲这三个科学领域和我个人的关系。

在科学史方面最重要的中国故事是爱因斯坦和玻尔著作翻译的故事。由于我的导师戈革和许良英的关系，下海以后我一直保持着与科学史的关系，我也从科学史中获得很多的营养。现在都在讲中国故事，我到处讲的中国故事就是我们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三个人——许良英、戈革和范岱年——翻译爱因斯坦和玻尔著作的故事。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是在文革最艰苦的时候开始翻译的。现在我到玻尔档案馆、爱因斯坦档案馆，看到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的翻译作品、戈革关于玻尔著作的中译本都是里面重要的藏品，而且两个档案馆都认为全世界研究这两个人最好的人是中国的。让我也觉得说中国崛起、中国人厉害，这两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而且是我们这个领域最能够代表中国的故事，最有精神意义。

在长城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科学社会学的延续。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工作的时候，主要负责的是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栏目。我下海所做的就是鼓励创业、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科技园区。2014年，我去拜访曹聪的老师科尔时，科尔向我介绍他刚刚完成的《伟大的大学》一书。在这本书里，科尔介绍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案例，他跟我说，现在科学社会学的人重点都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他认为我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科学社会学。

今年的8月28日，长城所和火炬中心联合举办了创新双月谈特别论坛——“科技园区成立3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总结了科技园区的“3+1”经验。“3”是科技园区的三个成果：第一个是中国走了一条创业式创新的道路；第二个是中国出现了新经济的企业爆发式成长，叫“创业-瞪羚-独角兽”；第三个是中国现在在做创新创业生态。“1”是新经济这个模式在中国已经摸到了门道。中国科技园区“3+1”经验也应该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更是自然辩证法的最新成果。

科学哲学的成果体现在今年出版的《新经济方法》。最近我们出了一本《新经济方法》，重点说新经济该怎么做。我下海这么多年，提倡的几件事：第一，“创业是试错”，现在基本上在科技园区得到了广泛认可；第二，创新创业生态，这个方法的思想得益于波兰尼的“隐含知识”。长城所将“隐含知识”发展成区域创新和创新创业生态，也成了全国科技园区“十三五”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三，长板论，这是长城所创新驱动三方法之一，已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说到这，我想起于光远当年和哈贝马斯交流中国自然辩证法的进展时，说到自然辩证法和各个学科都有交流，和各界的科学家都能交朋友，哈贝马斯听了很羡慕。于光远回来以后就写了本书，要把自然辩证法当做中国一个哲学流派来建设。今天我觉得，当我总结中国已经摸到了新经济的道路的时候，这些道路的探索主要靠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和思想。我认为这个学派不但有，我也愿意当这个学派的一个新成员，和大家一块探索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