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承志的日常

北京晚报 | 2022年07月02日

　　▌钟振奋

　　穿着深色服装，戴着黑色墨镜，一张轮廓分明的脸配上板寸，骑着辆有点旧的二八男车，穿行在北京西城的简易楼之间，远远望去有点“酷”，像是《教父》中的人物——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张承志的日常形象。

　　在多年的交往中，尽管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张承志在处事方面的态度有些变化，总的感觉是他似乎更加谨慎了，对许多事情都抱着一种警惕的姿态，但他的真诚与随和依然没变：握手依然很热情，笑声依然很爽朗，话语依然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8年和古巴孩子们在莫罗堡

张承志油画作品，被用作英文版《黑骏马》封面。

张承志的“青春肖像”

　　一

　　从1986年的初次相识到现在，一晃三十余年过去了。

　　记得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外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工作。因为要向国外读者介绍张承志的作品《北方的河》，同时要配发一篇介绍作家及其创作情况的文章，编辑部主任便向张承志写信，说了我们的计划。不久张承志寄来了一篇他的诗人朋友写的文章。我们的主任看了觉得不能用，可能是因为朋友之间彼此太熟悉的缘故，情绪化的东西比较多，写得不太客观，有点像各种印象片断的组合，不符合我们的用稿要求。这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是通过张承志约写的，退稿似不合适，委婉地转达了我们的想法,但作者不同意按要求加以修改。几次商讨未果，最后编辑部决定让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去采访一次张承志，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采访，采访对象又是位名作家，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但当我在一个冬日的上午，踏着雪凝成冰的路面，穿越半个北京城，终于来到张承志位于南三里屯的简陋的住所时（他戏称为贫民窟），张承志的热情与诚恳立即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并由此开启了我与他长达数十年的交往。

　　我的那篇题名《跋涉》的采访文章刊登后，受到了不少鼓励：国外读者来信称赞“文笔漂亮”，在局里的优秀文章评比中得了个二等奖，并被收入《对外传播文选》一书；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张承志把我寄给他的打印稿存放在了他的文件夹内，他告诉我，他只收藏了三篇文章（另两篇分别是青年评论家蔡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和南帆的《张承志小说中的感悟》）。

　　接下去就是因编辑英文版《黑骏马》与法文版《北方的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

　　当时张承志发表了一篇观点颇为激烈的文章《美文的沙漠》，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美文是“不可译”的。当然这也是由于缺少学识修养方面功力深厚的译者的缘故。无奈的是，张承志的作品也得过翻译这道关啊（当许多作家想进军海外市场，纷纷“降格以求”时，他拒绝过不少“不懂”他的作品内涵的外国汉学家的翻译请求）。他当时对英文版《黑骏马》译者的要求是：宁肯中文差，也一定要“外文真的好”。他还特意在英译本序言中用一个蒙古族关于马的故事告诉外国读者：他希望他们能有一种牧民的tanihu（“认”的能力），不管毛色如何变化，都能一眼“认”出马的本质。

　　虽然对“马的颜色”多少持怀疑态度，但他对英文版选用自己的一幅油画作为封面却是赞不绝口，像孩子一样激动，让新书与他夜夜“共眠”，甚至觉得他自己的原画不如书上印得好。他写信告诉我：当他把新书拿给日本友人看时，“大受称赞！每个人都说好极了”，这个英文版也成了他在日本“被人传说最多的一本书”。

　　二

　　说起画画，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张承志曾经不无骄傲地跟我说，他所拥有的梵高画册比任何一位美院的学生都要全。他还说过：梵高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那就是我。足见其对梵高作品的偏爱。

　　由于醉心于色彩，张承志索性开始了自己的副业——绘画生涯。他曾经认真地去听过几次课，在了解了油画的一些基本手法后，他便开始狂热地在家画上了，书房中到处挂着他的“习作”。他说画画是为了休息脑子，顺便也给房间作装饰。

　　后来这一装饰也延伸到了图书的插图中，那便是他在旅途中匆匆画下的人物及风景的速写。当然画得最多的是他熟悉的题材：在内蒙古的插队生活以及西海固地区的苍凉风景。其中有一幅《太阳下山了》，曾有几个日本人欲出高价购买，终因张承志不愿“割爱”而未成交。他的一幅作品《暴风雨前的白马》曾经参加过海军系统油画作品展，并获得了二等奖。他也经常拿他的画作送人，送过后也就忘记了。有一次一个朋友到日本友人家拜访，进到屋内，发现玄关处的墙上挂着张承志的一幅油画，惊喜之下拍了照片送给张承志（后来张承志把它存在电脑里当屏保了）。这件事令他深受感动。

　　张承志的才情是多方面的。他在本专业——民族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曾经用日文写过《在中国信仰》等学术著作，他的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也为日本同行所敬佩。在文学创作方面，除了小说创作上的声誉卓著（他写草原生活的小说曾让蒙古族老作家感叹“我写不过承志”），散文写作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并且时常把这两种文体的作品写得具有诗的质地。

　　而在创作之余，他还有不少好的摄影作品，法文版《北方的河》的封面就选用了一张他很得意的“极雄伟”的黄河照片。除了绘画与摄影，他的书法作品也很受欢迎。扬州仙鹤寺就留有他书写的一副对联：仙鹤舒尾振翅，汶水归道扬波。横批是阿拉伯语，意为：若真主意欲。可谓风格别具。以题墨古寺的方式建议一个古城抢救方案，更显示了他的用心良苦。有意思的是，他的书法与他平时写字的风格惊人的一致：很劲道，“都是骨头”。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能用汉、蒙、阿、日四种文字书写！这样强大的语言能力在当代作家中堪称独步，但他笑言自己的书法不过是“糊壁农户做窗花”。他跟我说，写对联送给农民朋友是为了表达一点心意，每次下乡的时候吃住在朋友家，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三

　　与张承志交往，当我完成了必要的工作任务后，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分享他的音乐收藏了。当初在他的“贫民窟”那间十来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里，挂着一把吉他，一张梵高的小型油画（这些都是张承志在作品中多次描绘过的心爱之物），另外还有一幅我不太熟悉却又一下子被吸引了的日本歌手冈林信康的演出肖像，题名为“不戴手套的拳头”。黑白分明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男子的侧面轮廓，低垂的眼帘，握着话筒的手，整个神情显得激情而又忧伤。我们的话题便很自然地从这幅肖像引发了开去。记得当时张承志为我挑选了一张唱片，用家中唯一的奢侈品——“山水”组合音响（他在日本进修时“啃”了一年的方便面省钱换来的）进行播放，于是冈林那略带沙哑的男音便在室内流淌了起来。

　　后来我更常去的地方是他位于海军大院的家。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很爱抽“莫合烟”，经常是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撕张纸精心地卷着烟叶“自产自销”。他还爱喝自己煮的咖啡，很推崇海南生产的兴隆咖啡。客人来时，他总要煮上一壶。当咖啡浓郁的清香开始在室内流溢时，他便会打开音响，放一段摇滚歌王鲍勃·迪伦的歌曲，听得最多的是那首著名的《再来一杯咖啡》：“上路之前，请再喝一杯咖啡……”见我很有共鸣，他就去拿出珍藏的唱片与磁带供我挑选，还为我翻录了不少好听的日文及英文歌曲磁带，录好后他还不厌其烦地在每盒封面上一一写好歌名，可谓耐心细致之至。

　　可能是出于“惜时”的习惯吧，张承志出门一趟，往往要办好几件事，因此我们见面时也常在某个公交车站“站聊”，或找个麦当劳小坐一会儿。但在通信方面，张承志从来也不耽误，回复得也最及时，哪怕是最忙乱的时候，也会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别人托付的事办妥。当然也有忘记的时候，这时候你若提醒他，他便会拍拍自己的脑袋自责一番，然后认真地记下来。

　　1990年他从日本辗转去加拿大时，揣着零起点的英语投身于陌生的英语世界，为生存所迫，他甚至去餐馆打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那时候的信件多流露出谋生、奋斗的不易，对现实的愤懑不平之气时常溢于笔端，但在泥潭中挣扎时仍不忘安慰鼓励我，说一些令人感动的温暖话语，字迹虽然潦草，笔触却极为有力，有几次信纸都被戳破，跟在日本时写来的精美的信件（从形式到内容）有着天壤之别。

　　出于多年来对我的信任，2004年，他把一本不少出版社都想争取的散文集交给了我，这便是他先后花六个月时间、两次奔赴西班牙及摩洛哥等地艰苦旅行的收获——《鲜花的废墟》一书。这是一部情感浸透的笔记，文字的犀利深刻，思想的激烈表达，处处显露出“张承志式”批判的立场与锋芒。

　　作为一个穆斯林，他谨遵教规：用天课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在拿到《鲜花的废墟》（彩插版）稿费时（当时他说这是他一次性收到的最大一笔数额的稿费），他就跟我说过要拿出其中一部分去帮助穷苦百姓。因此当他收到“一生不可再超过的书”——《心灵史》的80万元（后兑换了10万美元）稿费时，他决定以此达成自己的一个夙愿：以实际行动帮助巴勒斯坦难民。2012年，他终于得遂所愿：远赴巴勒斯坦，把10万美元的稿费，以“手递手”的方式亲手交给了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最为直接的援助，这也是令他最感自豪的事情。“人生一度越死海，男儿几时遂初心”，这既是张承志为自己数十年的作家行旅生涯画下的一个完美句点，更是一次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壮举与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