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刘则渊老师

武夷山

昨天突然收到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发来的以下讣告，大吃一惊。

讣告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大连理工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则渊同志，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8日00时59分在大连逝世，享年80岁。

刘则渊同志追思会在疫情结束后再行安排。

特此讣告。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2020年2月8日

刘则渊同志生平

刘则渊同志是马克思、贝尔纳和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的追随者，是中国科学学的开创者之一，2010年由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3年由我国技术哲学奠基人陈昌曙命名的技术哲学发展基金会授予首届技术哲学贡献奖，获首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杰出贡献奖。他在科学学先驱者和继承者之间扮演着代际传承的重要角色，他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学人才，为中国科学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首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理论体系；他为“科学知识图谱”概念及工具在中国学界的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创建了被SCI之父加菲尔德称之谓“世界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之一”的WISE实验室；首次提出“知识计量学”的概念和研究框架；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博士点；首次在大学里开设《科学学原理》研究生公共课。他秉承着“学术是生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投身于中国的科学学事业，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由于我年轻时就是科学学爱好者，所以早就知道刘老师的大名，知道他著作等身。按中国知网统计，刘老师的论著有380条记录。比如，我读研期间就阅读过他与王海山老师合写的“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科研管理，1981年第6期，此文在中国知网获得587次下载，56次引用）。他与博士生弟子们合著的《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8）根据谷歌学术已经获得258次引用。

    刘老师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有三点。

    首先，做人，高风亮节。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先驱者赵红州先生（1941-1997）曾在中国管理科学院工作，这是一家体制外的单位，各方面的条件、待遇较为有限。那时，比赵红州老师年长一岁的刘老师已经是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的系主任。刘老师佩服赵老师的才华，主动对赵老师说；“您来大连工学院工作吧！您来当系主任，我配合您。”赵老师表示：我的科学学研究工作离不开文献支撑，离不开北京图书馆（后来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也就离不开北京。就这样，赵老师婉言谢绝了刘老师的邀请。刘老师这样的主动让贤姿态，当今学界有几人能做到？

    其次，做学问，一丝不苟。科学计量学创始人普赖斯在《科学的科学》(1964)一文中指出：“科学的科学，如同历史的历史一样，是一项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二阶主题(second-order subject)”。刘老师早就读到了这句话的中译文，他很想看看原文到底是怎么说的，仔细揣摩一下普赖斯的意思，但在网上怎么也搜不到英文原文。有一次，他发邮件请我帮忙。我花了很多时间搜索，终于在Google Books上找到了原文，并提供了与原来的译文不一样的译法，供刘老师参考。2016年11月25日，应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胡志坚院长的邀请，刘老师来本院进行题为《贝尔纳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与当今大国博弈中的中国》的学术讲座，我主持了这次讲座。在最后的小结阶段，我还感慨地向战略院的年轻同事们讲了刘老师做学问一丝不苟的上述例子。

    第三，刘老师非常注重钻研原典。我曾说，交叉学科（如情报学）研究应重视三原法，即原理、原典和原始数据（http://wap.sciencenet.cn/blog-1557-825608.html）。我写道，“原典，指任何学科中原始的、具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或经典论文。如没有对原典的深入细致的研读与诠释，则很难把握本学科的精髓，很难基于原典进行再创造。”

    刘老师对原典的重视，堪称典范。他认为，马克思、贝尔纳、钱学森等大师的科学学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他总是竭尽全力研读他们的论著。通过对革命导师著作的认真研读，他在1992年就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新发展——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期），1993年又发表了“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3年第10期）。2017年，刘老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散发了他的学生屈天鹏翻译、他本人校译的一篇重要文章----贝尔纳的《恩格斯与科学》，我拿到了一份，如获至宝。2020年1月29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委员会公众号经刘老师授权发表了这篇译文。为此，刘老师1月28日写了开篇语，放在译文的前面。这也许是刘老师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在网上还能找到“刘则渊讲科学学”的系列讲座，第二讲的题目就是“贝尔纳及其《科学的社会功能》”。在2018年第2期《钱学森研究》上，刘老师发表了“技术科学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习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一文。总之，以上例举的无论是论文、译文还是讲座，都渗透了刘老师研读原典的心血。多年来，他在大连理工大学一直指导学生们认真研读经典著作。他带的众多学生之所以学术成就卓著，我猜与研读原典之学术积淀不无关系吧。

     刘老师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