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经济学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

武夷山

    正在浏览《读书>》2019年第7期。不知何故，这一期出晚了。第一篇文章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熊秉元教授的“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我觉得，这篇文章介绍的工作，可以说是计量史学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文献计量学的成果。但熊教授并不在文献计量学圈子内，所以我给本文标题中的“文献计量学”加了引号。我在网上找到了此文的全文（http://m.newsmth.net/article/History/1878398），与大家分享。

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

 文 | 熊秉元

    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一七五〇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涉及好几个环节，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
    当初看到这个问题时，觉得有趣，也粗略地看了一些文章。但是，觉得问题本身不好处理——对于任何可能的答案，有谁可以自信十足地回答答案对，或是不对？当有人提出解释时，最多可以增加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答案和其他的史实兼容，并不冲突，如此而已！对我而言，智识上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如何“拿证据来”！在试着响应“李约瑟之谜”时，哪些数据能够拿得上台面？除了揣测性的假说之外，有没有信而有征的证据，能直接或间接地呼应谜题和假说？
    这几年来，这个问题偶尔会在脑海里浮现，琢磨一阵，又悄然遁去。不过，慢慢地，当我把它和其他问题一起联想时，至少在理论上，我认为可以编织出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所欠缺的，还是信而可征的证据。

    一九九五年，北大教授林毅夫发表宏文，提出有趣的解读。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一批长于经史子集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条件，不足以发展出蒸汽机和铁路火车等；另一方面，官僚体系里，站在捍卫本身利益的立场，他们也不会鼓励，甚至会排斥和“圣人之学”相左的知识。
    直觉上，这种解释脉络清晰，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索：首先，除了官僚体系（士）之外，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好尚吗？其次，令人好奇而且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历史上的官僚，会变成经史子集的书虫？如果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
    二〇〇三年，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用数学模型展示：如果农业部门能维持高的生产力，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不需要用科技器具来提升效率。他认为，华人历史上，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在观念上，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第一，对工业部门知识技术的需求，未必来自农业部门。如果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第二，对于知识的探索，除了基于实用而诱发推动之外，也可能来自纯粹的好奇和益智。在华人文化里，有没有鼓励探索新知、尝试冒险的传统？

    判断理论的好坏，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两种指标，简单明了：一方面，这个理论的各个环节，是否能彼此呼应，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这个理论能涵盖的范围，宽窄如何？
    对于李约瑟之谜，根据我过去的研究，可以讲述一个大体完整的故事。具体而言，在地理结构上，中华大地是一个完整而相对平坦的区块，南有峻岭，东有大海，西有沙漠，只要北方的长城能挡住敌人，基本上无忧。当舟车器具进步到某一个程度，很容易就形成“单一权威”（single authority）的局面。自居为中土（The Central Empire），视周围规模不大的国家为藩属——这种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大一统，似乎比魏特夫的“洪水治理说”更有说服力。
    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更迭起伏，就是华人文化单一权威的主旋律。为了巩固皇权，统治面积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帝国，慢慢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原则简单，弹性大而可以因地制宜。而且，科举取士形成的官僚体制，和皇权逐渐结合为利害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有几点特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以读书人来运作庞大的官僚体制，比倚靠武将或商贾，明显要安全可靠得多。其次，和社会其他部门相比，行政体系是资源最多和力量最集中的利益集团。对皇权和官僚体系而言，“士农工商”的排序，最符合政权和读书人的利益。再次，维持皇权/官僚体系的地位，除了贬抑商业活动之外，最好避免各式各样的风险。尝试探险、发明创新、科学实验等等，除了可能累积人力物力的资源之外，也隐含浓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熟读经史子集的知识，并不足以了解机械器具。这些“奇技淫巧之末”所意味的未知和风险，当然愈少愈好。最后，农业，基本上是静态的；工商活动，基本上是动态的。无论是境内的商业活动，或对外的贸易，人员物资的流动性大，对行政体系而言，掌握不易，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对帝国（皇权）和政权（行政官僚）而言，以农立国大概是最稳妥的发展轨迹。

    由单一权威所推演出的一些观察，可以和李约瑟之谜做一联结。一言以蔽之，官僚体制所擅长的经史子集，不会产生工业革命所需的相关知识。而且，基于本身的利益，也会贬抑工商等其他部门的活动以及由此所生产的知识——这一点，是对林毅夫和姚洋两人论点的补充。换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适合生长橘子（经史子集的知识）的土壤，不会培养出苹果树（自然科学的知识）。
    无论是林毅夫和姚洋的两家之言，或我所揣测的另起炉灶，虽然宽窄范围或不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社会发展的轨迹，具有路径相依（path dependent）的特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集大成之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成就》——有非常简洁明确的理论脉络。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群体或家庭个人，也是一样），会受到起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的影响。一旦步入特定的轨道，就会因循延伸。而且，所作所为，包括所生产出来的知识，都是环环相扣，前后呼应。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以劫掠为生的海盗，自然而然会发展出海上作战、欺敌攻守的知识和伎俩。
    就李约瑟猜想而论，传统华人社会的经典画面——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日出而作的农民——与隆隆作响的蒸汽机火车，显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张飞碰不上岳飞的味道。然而，就事论事，除了在观念上想来合于情理之外，最好还是拿证据来，因为多言无益。可是，华人历史上下几千年，哪里去找令人信服的数据呢？   

    前不久和博士生谈话，又讨论到“证据”的问题。突然，我回想二十多年前，常常翻阅英美各个大学出版社的图书目录。看多了，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发现：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和其他政治、社会和法学的目录有明显的差别。经济学的目录，先是“理论”的著作，包括宏观和微观理论。而后，是各个更细领域的专著，如公共经济学、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等等。关于个别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凯恩斯、李嘉图等），是一个小小的领域——经济思想。而且，关于理论的书很多，关于个别经济学者的书并不多。
    相形之下，无论是社会、政治或法律等学科的目录，几乎没有“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而有很多以个人为代表的相关著作。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孔德……两相对照，经济学者之间，显然已经发展出一些非个人的“共同理论”；而其他社会科学，并没有类似的、非个人的“共同理论”。以小见大，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之后”，或许有以致之。
    当我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小发现，我问眼前的研究生：历史上曾经做过的“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之类，可不可以看到各种图书的分类，如经史子集、农林渔牧、器物工具等？他明快回应：“可以！”——在本科和硕士生阶段，他曾参与一些研究计划，都和图书数据有关。我心里暗叫了一声“好”，曙光乍现，脑海里的灯泡突然闪了一下，李约瑟之谜或许终有“让证据说话”的时刻！
    收集和呈现证据的方式，一经点明，其实非常简单。历史上，各个朝代曾经多次编修全书，图书目录中就可以看出，“经史子集”著作（非科技类）和“其他类别”著作的比例。每次编修，等于是对知识存量（stock of knowledge）的盘点——在那个时点上，社会上存在哪些知识，数量类别各有多少。前后两次盘点之间，可能隔上好几百年。但是，从最早的《汉书·艺文志》开始，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七八一年），有资料可循的，前后共有八次。每次盘点，是横断面（cross-sectional）的画面；前后几次穿成一串，就是纵贯面（longitudal）的景象。两者放在一起，就可以萃取出很多有趣的讯息。对于李约瑟之谜，至少可超越猜想揣测性的“故事”，直接联结到具体的“物证”上。
     经过一两个月的摸索，花了不少的心血，包括写信往返，向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咨询求援。皇天不负用心用力的人，博士生整理出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图表，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
    第一，在历次的图书盘点中，都呈现出前后一致，毫无疑义的景象：经史子集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别的书籍。在民国之前的历次盘点中，经史子集书籍所占的比例都超过70%；最高的时候，是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的《明史·艺文志》，达到95%以上。这意味着，除了经史子集之外，（见诸文字图书的）其他的知识，只占了很小的比例。
    第二，一般文史学者都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西汉（公元前一三四年）开始，儒家随后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由知识结构来看，并不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末年（九〇七年）为止，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至少在数量上还并驾齐驱。在西汉（公元前一三四年）和北宋（一一二七年）之间，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还是处于彼此竞争、各擅胜场的状态。或者，即使官方“独尊儒术”，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并没有“罢黜百家”。
    第三，就长期的趋势而言，经史子集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当西方发生文艺复兴前夕（十四世纪前），这个比例是90%左右。而在明清两代，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时（一七七六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95%以上。合理的解释有两点：一方面，这意味着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累积，科举取士所衍生的官僚体制，不但在知识生产上居于主导，而且垄断的程度愈来愈高；另一方面，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明清两代政权的不安全感越发浓厚。明代反映在东厂西厂、海禁（对外贸易中止）和郑和下西洋（查访前朝残余势力）等现象上。清代，以人数极少的外族入主中原，不安全感自然浓厚。借文字狱清除异己、杀鸡儆猴的频率和范围，都是历朝之最。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掀起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变，社会愈来愈开放；相对地，东方的巨龙却愈来愈内缩封闭。清朝后期，面对英法联军、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知识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反映的不只是对西方社会缺乏具体的了解，更反映了本身知识结构的狭隘和浅薄。
    第四，辛亥革命之后，华人社会经历快速的巨变，海峡两岸的图书目录，都反映了迥异于过去的知识结构。根据台北“中央图书馆”的目录，经史子集（非科技类）所占的比例，在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是89%；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经史子集（非科技类）著作的比例在二〇一五年为70%。而且，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大类别来看，两岸图书的结构，已经和西方主要图书馆相去不远。
    就李约瑟之谜而言，历代图书结构的这些“证据”，呼应了前面论述的主轴：华人社会的发展轨迹使然，在生产知识的土壤（大概不是沃土）里，不容易培养出工业革命所需的种子。即使萌芽，也不容易成长茁壮、开花结果。
    “全书/书目”是对一个社会知识存量的盘点，以这个信息为起点，可以“逆推”回去，设法捕捉当时社会真实的情境。把不同时点上的知识存量串在一起，显然也可以描绘出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方式所呈现出的过程，和史书及文字所记载的过程，当然未必一致，但对过去的了解，无疑是增添了一个额外的视角。
    曾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知名的材料科学家程海东教授，多年前在香港聊天时提到：希望写一本书，由人类所使用的材料（筑屋架桥铺路、器皿机具等等），来解读人类的历史。抽象来看，这和由“知识存量”来解读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学科所探索和运用的数据不同，但是知识上的好奇和兴味，却无分轩轾。

作者简介：熊秉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法律经济学家，1957年出生于台湾南投，祖籍河南商城。主要著作有《灯塔的故事》《优雅的理性》《解释的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