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中，不要把事实与情感对立起来

武夷山编译

澳大利亚的The Conversation（交流）网站建立于2011年，旨在架设学术界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该网站的内容很受欢迎，约35%的阅读量来自澳大利亚以外的国家。

2017年7月6日，该网站发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气候变化传播中心助理教授John Cook和英国剑桥大学剑桥社会决策实验室主任Sander van der Linden合写的文章，Facts versus feelings isn’t the way to think about communicating science（思考科学传播问题时，不应将事实与情感对立起来），原文见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acts-versus-feelings-isnt-the-way-to-think-about-communicating-science-80255。

     经过调查和讨论之后， “post-truth”（后真相）被《牛津英语词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后真相”的意思是：在特定环境中，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更容易影响大众民意。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事实的功效。科学传播者自然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认识人的信念、决策和行为的驱动因素？

科学传播者往往喜欢过度简化，专注于某一理论模型而无视其他模型。我们认为，需要一种细致、整体的视角，将事实与情感（或认知与文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选择。事实上，二者是相关的，它们作用于决策拼图的不同板块。

关于人类思维的“信息缺失模型”认为，只要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事实，就能在争端中把他们争取过来。多数行为学家都认为该模型不完整，因为影响人们态度和行为的还有事实以外的其他因素。“信息缺失”这个术语也有问题。人们在生活的多数领域都仅具备很有限的信息。比如，我们并不了解别人的思想和情感，即使他们是我们信任与珍视的人。我们去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国家旅行时，对当地文化规范的了解也甚为有限。 

关于人类思维的“文化认知”理论认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着他们对科学与社会的认识。该理论提示说，人们对种种争论（如气候变化）的立场并不因为科学证据而改变，而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属政治群体和意识形态的坚定承诺。比如，有人害怕，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会侵蚀自由市场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这种看法是有逻辑缺陷的，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属于多个群体，我们具有不同的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在何种条件下，某些人会为了维护其文化价值观而拒斥科学证据？这并非事实与情感间的零和游戏。

   从另一种比较细致周全的视角去看，事实与情感均植根于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比如，自闭症不是疫苗引起的，这是科学事实；而多数专家都这么看，说明共识信息具有内在的社会性。在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在到底吸收哪些信息的问题上，是需要赌一把的。此时，倚重专家共识就是一条心理捷径。

同样，有些研究确实发现，知识对于人们的判断没有多大作用，但是，若仔细挖掘数据，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有的研究发现，科学素养较高者，不一定承认存在着气候变化危机。不过，考察科学素养的那些题目，与人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多少知识，是两回事。在6个国家的一次调查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理解了气候变化的原因，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关切程度就提高了，无论其原来的文化价值观有多大差异。总之，事实还是很重要的。

有效的科学传播需要全面的、整体性的进路，将不同社会科学视角整合起来。整体性进路承认，人们确实依赖于认知捷径和情感，关心社会规范和群体认同，有时在推理时也会感情用事，但同时也认识到，多数公众还是希望把握关于世界的准确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