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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11
文·莫日白
科技日报 2016-10-22
一年,一生。
1
1911年夏,三十一岁的周树人辞掉了绍兴府中学堂所有职务。两年前他结束了日本留学生活,没拿到什么文凭,回国后先在杭州任生理、化学教员,后回老家绍兴,仍在中学教书。
他想过远走他乡。给好友许寿裳的信里,他说,这边的环境,只有长于纵横之术者才能出头,“不才如仆,例当沙汰”。
他想过去北平,又担心首善之区“人才多于鲫鱼”,于是说:“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许寿裳乃周树人一生挚友,因此周这样骄傲的人,也会直言相告,请他代寻工作。
这一年,周树人给许寿裳写了好些信,多半抒发心中愁苦。这愁苦不好与母亲、弟弟们诉说,也不足为外人道。
有封信里,他告诉许寿裳,自己“心力颇瘁”,感叹道:“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绍兴不是奇才辈出的地方吗,何以我现在孤掌难鸣?
又一封信里,他告诉许寿裳,自己想离开绍兴,家里一年前已开始卖田过生活了,远在日本的二弟周作人,还想着学法语。周树人告诉许寿裳,“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要是两年前,我周树人想着学法语不能为稻粱谋,那么连自己都会唾弃自己,不曾想短时间内思想竟变成这样。
另一封信里,周树人抱怨学校里都是些琐事,让人头脑发昏,“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
2
周树人辞职前去了趟日本。他一生中最器重的二弟,在日本留学已五年,娶了日本老婆,不太想回来了。他要催弟弟回国工作。他们的父亲十四年前去世,母亲已五十四岁,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是一名小学教师。
周树人离开日本已有两年。此次去日本,待了半个月,没见一个朋友,没去一个地方游玩,只去以前的书店看了看,见里面的书已全不认识,想买的太多太多,“索性不购一书”,空手而回。周树人的日本之行,又给他带来些许悲哀。他感到自己在绍兴封闭太久,已成井蛙夏虫,与过去的自己骤然脱节,“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
1911年的周树人,常有这种悲悼喟叹之情。两年前他离开日本时,曾想去德国进修,但未能成行,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这一年九月,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归乡后,周作人没像哥哥期待的那样找到一份好工作。他有几个月赋闲在家,每天抄录《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幽明录》等书。和若干年后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抄录碑帖一样,周作人此时抄写古书,真是打发时光,让自己沉静下去,忘却世事的好法子。
后来,鲁迅把搜集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三册交给周作人,于次年刻印成书,署了周作人之名。这套书从策划,编排考订,到写小引序文、誊清校样,都是鲁迅所为,周作人只是抄录了一些资料。周树人如此帮助弟弟的事,不止一例。就连周作人当上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后的讲义,都要经大哥逐字逐句修改后,才拿去课堂上用。很多事情上,哥哥一直这样照顾着弟弟。
1911年的周作人,在抄写古书的青灯下,比哥哥过得悠然很多,但也有不甘久居人下、泯然众人的落寞。直到六年后,他在哥哥的帮助下,通过蔡元培的关系进入北大,命运才发生逆转。
此前与此后的多年,周作人都一直跟随哥哥的步伐。直到四十岁那年,他才不再称周树人为大哥,而是冷漠地称他“鲁迅先生”,并在一封简短的信里,告诉鲁迅,自己蔷薇色的梦已破灭,请鲁迅永远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开。
四十四岁的鲁迅便离开弟弟,后来又离开北京,去了上海。
十五年后的元旦,鲁迅去世后第三年,周作人在北平家中遇刺,随后附逆。那个曾属于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家,门口挂上了日本国旗。
3
1911年秋,归国后一个月,周作人写下一段话,回忆了留学生活,说自己“虽归故土,弥益寂寥”,“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直把家乡做异乡了。
二十七岁的周作人为此写了首诗:“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追,但令心暗伤。”
第二年五月,周作人做了父亲,儿子取名周丰一。后来,他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十五岁时夭折。
侄子的出生,给周树人带来了欢乐。他结婚五年,一直和夫人朱安保持着冰冷的距离,既不离婚,也没要孩子,过着几乎禁欲的生活。直到若干年后,他才和自己真正爱的女人有了自己的孩子。
周作人的妻妹羽太芳子来照顾姐姐,十五岁的芳子很快学会了绍兴话,鲁老太太回忆说:“芳子逐渐成为信子与我们全家之间的桥梁。”
1914年2月,羽太芳子与周建人结为连理。当两位哥哥都东渡留学时,最小的弟弟也想去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大哥说服他留在母亲身边,告诉他以后大家会一起生活。
大哥的话没有应验。
和羽太芳子的第四个孩子出生时,周建人已远走上海,跟自己从前的学生同居,又生下三个孩子。鲁迅死后,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彻底决裂,不承认自己与芳子的小孩,拒绝支付抚养费。
他们的母亲,以及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孩子,加上周作人一家人,所有生活的重担,在鲁迅离世后,都由附逆的周作人挑起来。
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周建人与芳子的第四个孩子,十九岁的周丰三,有一天忽然拿起警卫的手枪,在他面前饮弹自尽。
4
1911年那个夏天,周树人辞去了在绍兴的职务,他曾想过去上海做编辑,并托一个朋友介绍,向一家大书店(相当于现在的大型民营图书公司)求职。不久书店寄了一页德文,让他翻译了看看。
周树人在大厅里踱步。大厅没有门窗,他来回走了很久。那天他终于决定应考,因为这个职位有一百多元的月薪。他在日本学医时学过一点德文,后来一直自学,虽没有日文纯熟,但也可以阅读无碍。他最终把译文寄到上海。
1911年,周树人在等待成为一个编辑的工作机会。这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第二年,民国肇建。二月初,在教育部工作的许寿裳,向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周树人。获准后,许寿裳难掩兴奋,连发两信,催周树人立即赴任。
周树人在绍兴的好友范爱农也让他赶紧去。范爱农是周树人留日期间的同乡,留学时两人互相看不惯,几无交往。归国后,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任教务长,两人成为挚友。学校离周家不远,范爱农办完公后,常到周家谈天。鲁老太太给他们做点菜,端出老酒,听他俩长谈。周树人和范爱农很聊得来,常常肆意批评他们眼里的那些呆鸟,鲁老太太在后房听了也不免窃笑。
可惜两位朋友相聚的快乐时光很短,以后是永远的离别。范爱农留在绍兴,继续在人群里辗转挣扎,而周树人得偿所愿,离开家乡,往南京去,随后又去了北京。又过了六年,他成为了鲁迅。
5
周树人走后不久,硬骨头的范爱农在学校里受到排挤,被迫丢掉了工作。他接连给好友写信,诉说心中的不忿:“弟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
就像几年前周树人托挚友许寿裳一样,范爱农也托周树人在北京为他找份工作。
范爱农没有等到那一天。
周树人回忆:“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四处漂浮。”
1912年7月19日,周树人接周作人信,知郁郁寡欢的范爱农酒后沉水身亡。他作诗悼念,其一云:“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鲁迅后来写了篇文章纪念范爱农,收入《朝花夕拾》。还写过一篇小说,主角魏连殳身上,既有他自己,也有范爱农的影子。小说名为《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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