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遭围殴致死众星怒崔永元：国人耻辱

2014-05-31 08:52:44　来源: 网易娱乐　有10663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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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一段由网友手机拍摄的视频近日在微博疯转，视频中显示：多名打人者在山东招远市一家麦当劳餐厅内殴打一名女子，场面残忍。此事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很多明星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薇、陈坤转发了相关微博，表示愤慨。崔永元在微博写道：

“今晚真的睡不着了，因为我看了视频看到了凶手看到了围观者听到了女人的惨叫。如果我在场我会冲上去吗？大概不会，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一生里会遇到这样的场面。我们不冲上去，我们还能给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吧？我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变成了这副德行？今晚，是中国人集体地耻辱。”

博主评论：

面对这类“国人耻辱”，GDP没用，核心价值观也没用，要洗刷这类“国人耻辱”，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传统文化——《怕苦的中国人难以承受竞争失败之痛》（2008-11-6 22:43 ）：

人生在世所遭受到的生理性质的痛苦，对于一般人来说，乃是大同小异的，或者说是人人都差不多的感受。但是，心理性质的痛苦却是因人而大异的。因为人们对心理性质的痛苦的感受程度和耐受性是与他们的人生观密切相关的，在不同的人生观支配下所感受到的心理性质的痛苦的程度是不同的，耐受性也不一样。

先秦时候中国人对痛苦的耐受性普遍较强，所以难得见到人生何其苦也的哀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没有起多少变化。然而到东汉初年传入佛教以后，佛教关于人生若苦海一般的观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与佛教传入中国差不多同时，西汉末年的时候，中国产生了道教。尽管道教与佛教在消除痛苦的具体方法上有巨大差异，但在不敢面对现实人生的痛苦，妄图主观地消除这种痛苦，达到无苦的极乐境界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与中国人普遍不敢面对现实人生的痛苦而追求极乐境界的人生态度颇不相同，西方人则从来就不追求极乐境界。古希腊的悲剧观念是要求人们直面现实人生的痛苦的，在这种悲剧观念看来，痛苦是人生固有的一个方面，它与快乐不可分割。完美的人生恰恰是以痛苦为代价来求得快乐。正是因为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以苦为乐的悲剧观念，所以后来他们很自然地就接受了中东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并把它发展为基督教。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要求基督徒以禁欲的形式来承受痛苦，到了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则要求信徒们以现世理性的劳动来承受痛苦。正因为新教徒是把这种劳动理解为承受痛苦的形式，所以他们并不以享受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作为目的，恰恰相反，他们只是为了承受劳动的痛苦而劳动，这样就导致了他们不断的积累资本，不断的扩大再生产，不断的创造财富，却一直严格地过着清教徒的生活。因此，尽管基督徒和清教徒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态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他们在直面现实人生的痛苦并甘于承受这种痛苦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到了现代，即使是一些反宗教、反基督教的人本主义学者，也依然是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最具有代表性。叔本华对待人生痛苦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庄子：在庄子看来，痛苦是可以通过主观方式来加以消解的东西；叔本华则认为，痛苦是人生所不得不面对的必然之物，是人生无可回避而只能接受的东西。这也是中西方苦乐观乃至人生观的区别。

当今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只要有竞争，就会有风险，有挫折，有失败，从而就有痛苦。西方人采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文化基础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勇于接受痛苦的现实的文化传统，因为在西方人看来，痛苦是人生固有的东西，是与人生不可分割的，所以即使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也能够泰然处之，就像麦凯恩在与奥巴马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尽管肯定心里不好受，却能面对这种现实，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向奥巴马的胜出表示祝贺。但是中国人就不同，中国人没有西方人的那种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看来，痛苦决不是人生本有的东西，人生与痛苦并非不可分割，因此向来就是只求无痛苦的至乐之境，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就感觉到这是命运对自己不公，从而怨天尤人，而深陷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难以面对残酷的竞争，不甘接受自己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现实，面对失败从不肯幡然自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从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参与残酷的生存竞争，而是往往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在原因，归咎于竞争对手“做小动作”或其他什么见不得人的作为。中国人从不服输的本性，实是与其不敢面对由于自己的缘故所造成的败局而沉迷于无痛苦的至乐幻想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如此以经不起竞争失败的文化心理去参与现实而残酷的竞争，这就注定了中国人在这种现实而残酷的竞争中要经受自己难以承受的痛苦，并且因其承受不起这种痛苦而会在行为上有种种疯狂的表现。

因承受不起竞争失败的痛苦所引起的行为上的种种疯狂，不只是表现在诸如自杀行为和包括杀人在内的各种犯罪行为的增多，还表现在缺德行为和无道德行为或道德麻木行为的增多。后一类行为，特别是道德麻木行为，是因承受不起竞争失败所陷入的心理疯狂最本质的体现，因为这种疯狂是由于经受不起失败而导致的一种悲观绝望心理。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中的人，如果其天性保守，则会倾向于自杀；如果其天性激进，则会倾向于闯祸；如果其天性介于保守与激进之间，则会倾向于既不自杀也不闯祸的呆滞——如果说自杀或闯祸是意味着悲观绝望者已经悲观绝望到完全不顾自保而实际丧失求生之欲的话，那末，介于自杀与闯祸之间的呆滞则是意味着悲观绝望者则已悲观绝望到仅存一点求生之欲了，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人除了自保心，不再有道德心、道义心、正义心之类的社会理性。

当今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中的绝大部分已转移至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人手中。这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事实上都是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能经受得起失败的痛苦以外，多数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根本经受不住失败之痛，其内心为悲观绝望之情所充塞，于是，除了部分人或因天性保守而倾向于自杀、或因天性激进而倾向于闯祸以外，大部分人则仅存一点求生之欲，故除了自保心之外，不再有道德心、道义心、正义心之类的社会理性。并且，只要市场经济还在中国发展，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就还会进一步发展，我们不能指望这个国家的富人一极终会有一天达到良心的如此自我发现：过去是让我们这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该轮到其他人富起来了，于是让我们和其他人携起手来，一齐奔向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之路吧！这一天是决不可能自然而然会到来的！市场经济一经发动起来，就由不得人们的主观意志了，它必然会一往无前地朝着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贫富两极分化极严重的方向发展，只是美国的文化是属于西方文化，其国家的穷人一极可以正视自己惨淡的人生，而中华传统文化却让中国的穷人一极无以正视自己惨淡的人生。

面对笼罩在中国大多数人心头的悲观绝望及其各种疯狂的行为表现，我们不是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只是不要指望“中体西用”地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终究会改变这种现状。要改变这种现状，至少必须让这个国家中的一切人都有自由而平等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因为在人人都有自由而平等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的竞争条件下，其竞争中的失败者虽败犹心服而安，至少不至于会陷入悲观绝望，因为他们仍有重新崛起的机会和可能，只要他们愿意继续参与竞争。而“中体西用”式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恰恰是要在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法等级制为本质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甚至还要继承和弘扬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所谓“优秀文化”的前提下来发展西方所首创的市场经济，从而使得一旦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起来，其竞争就不是在人人都有自由而平等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公平公正条件下进行，而是只有少数权贵才有优先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例如多年前许多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过程中所发生过的那种情形。

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法等级制为本质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学习先秦法家的那种创新精神——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能在“当今争于气力”的诸侯争霸时代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创新，秦国正是通过变封建制为郡县制的制度创新，才从众多诸侯国互相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最终现实了统一中国的“秦国梦”。至于秦国统一中国后二世而亡，其教训恰恰是在于其统治者未能与时俱进地继续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在国家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中完善郡县制的制度创新是到了汉代才逐步完成的。

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地进行制度创新，老是像孔子那样抱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保守主义心态和坚持道德主义历史观，希望通过“克己复礼”式的伦理道德建设来应对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的内部社会竞争和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外部国际竞争，那末，中国未来的结局可能不会比战国时期齐国的结局好多少，尽管齐鲁文化曾经给齐国带来过一段繁荣与辉煌，但由于其缺乏秦国那样自觉而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是像秦国那样坚定不移地奉行制度创新政策，终究因其制度落后于秦国而败于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