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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好杞人忧天,往往多愁善感。前几日读
“...还在轻率地、狂热地建坝。注意啊,要防止当代的‘倏和忽’蠢蠢欲动!”乃切中当今中国“与天奋斗”过程中之弊矣!对此我深有同感。
有时我甚至会想:当今世界,如果能按中国传统文化所指引的“道”办事该有多好!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科技,为什么为要追求发财至富,非得把这世界搞得危机重重呢!
其实,顺其自然的生活最合乎自然之道,如此人类可得久长。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下人类科技加速度的发展,导致了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人类究竟何必如此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因为当初人类始祖忤逆“上帝”旨意而使“上帝”有意要让人类发展出西方式的科技并使之流行于全人类,以便让人类最终自食其“聪明反为聪明误”之恶果呢?——读先生之文,发一时之感慨,或愚妄之至也。见笑,见笑!
现在的中央领导真诚地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因此说,在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还是有希望的。
读了
解放以来,中国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文科人才”!有了领导特别是最高领导的“指示”“语录”就行了。至于从事“文科”者的任务不过就是为这些“指示”“语录”尽量作出合乎其精神的注解和论证,以发明其思想从而成其为思想体系。这样的“文科人才”大抵为“文科奴才”。现在,这类“文科奴才”让全世界都看不起了,所以如今“文科”最不吃香!
因其如此,政府才又强调应当“加强哲学与社会科学”云云。可这“加强”往哪儿“加”又何以能“强”啊?!只要现实中缺乏真正的《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中国就不可能培养出严格意义上的“文科人才”,至多也只会培养出一些“高级的文科奴才”,只是现在连这样的“高级奴才”也难见了——至少“文革”时还有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的“杰出写手”和“梁效”、“罗斯鼎”之类的写作班子呢。
刚又读了杨玲的文章《笑、傲、江、湖》,更把读此文之感与上述感慨以及最近lix先生接连给我发的两篇评论《黄老邪复岳不群书》都连到了一起了,遂并发其综合感慨曰:
还是孔子说的好:“听其言而观其行”。对他人是如此,对自己则要“讷言敏行”。
只是言与行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对学者来说,立言就是其行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评价学者的标准,又与平常人有所差异。这个标准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前世所未尝有,后世所不可无”——“前世所未尝有”是指立言的创新度;“后世所不可无”是指立言的实用性。学者立言,必要达到自己独创又有益于天下,才是好学者、真学者!
对学者而言,如果“整天仁义道德”,“满口仁义道德”,是为人云亦云,其所言虽为后世所不可无,却非前世所未尝有,故仍不是一个好学者,实为假学者也。
所以,讲道德固然重要,但知识的创新更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而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本质属性和特殊生活方式。
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来说,其学者要进行知识创新并不容易,有时很危险,这正是造成中国学者中“整天仁义道德”而知识学问无所建树的所谓“伪君子”特多的社会根源!像我们这类自“文革”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所谓学者,是不是这样的“伪君子”?还真的是很难说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这是历史的悲剧,命运的安排——有时你不想当“伪君子”还不行呢!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佩服起lix先生的《黄老邪复岳不群书》——把我比作伪君子岳不群了。虽然面对这个,我多少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是理性的想来,这还是有些道理的——谁让我至今也基本不过是一个“文科奴才”(哲学教授)而且连一个“高级奴才”都还算不上呢!(哲学博导多如牛毛,故虽为哲学博导,却还根本算不得“高级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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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5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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