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小时候在文革时期天天听八个样板戏的原因吧，我一直以来很喜欢听京剧。我买了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的光盘，有的卖了双份（如尚长荣、言兴朋主演的《曹操与杨修》），办公室和私家车上各放一张。我还买了不少关于京剧的书籍，其中有多本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有关京剧的著作。我的语文味理论研究，不仅从京剧理论受到许多启发（如“程式”等），而且还从京剧艺术的唱腔、表演中得到过很多启发。

   我小时候就看过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主演的《野猪林》（电影）。时间过去快50年，印象依然深刻。最近，在网上看到关于李少春先生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

1975年9月下旬的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右下角刊登了一个小讣告：四届人大代表、京剧演员、中国戏曲学院教师李少春去世。

这是1958年程砚秋与1961年梅兰芳去世后，京剧界所受到的少有“礼遇”。尤其在文革未完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更显出逝者的特别。

这是怎样一个人？能在如此特殊时期受到此等“优容”？

 如果把京剧生行艺术简化，分成文武两大类，李少春在哪个类别中，都不能说是最顶尖的。但如果把两类集于一身而论“全能”，李少春则是京剧史上的文武全能冠军，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超越了谭鑫培。他是继“后四大须生”后，京剧老生行里出现的惟一能与四大须生相提并论分庭抗礼的京剧老生艺术大师。

李少春（1919—1975），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李桂春（艺名小达子），为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最走红的京剧老生演员，海派京剧代表人物之一。

而今有句话，叫“京剧要从娃娃抓起”，李少春就是从娃娃抓起而成材的典型。如今，更流行从娃娃开始，就定向往“星”培养，比如打台球的丁俊晖、弹钢琴的李云迪等，而李少春则是这种培养方式在70年前的成功范例。

　　过去，京剧有京派海派两大分野，但正统地位一直毫无争议地为京派所据。李家虽本身就是京剧大家，李桂春却希望儿子在掌握家传海派技艺的同时，更向“名门正派”方向努力。而且他还有更高追求：期望其子能成为前所未有的文武双全才。因此，在李少春少年时，便广益名师，尤其是重金聘请当时的两位最好的教戏师傅，一位传授正宗余派老生，一位专教正宗杨（小楼）派武生。这样，李少春少年时，便在各方面牢牢打下了好底子。

这种教育方法即使不算独一份，怕也是把这类“造星”大法推向了顶峰。后来李少春被打入戏曲学院教戏，其子问他，以后能不能再培养出您这样的艺术家，他说，不能。再问缘故，答曰：那时是八个人专教我一个，现在我一个人就得教八个，甚至更多。应该说，这种施教法，成材率实在高不到哪儿去。一个孩子你给他这么重的压力与期望，压垮的可能要远大于成材的可能。但李少春却是天纵奇才，不仅没被压垮，反到很快就让其父看到了未来成功的曙光。

看完这份材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少春先生回答其子的那句话：以后不能再培养出他这样的艺术家了。

我是小人物。不过，在看到李少春先生的这句话之前，我也在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ＱＱ群中对大家说过：“2010年，我申报特级教师，深圳市教育局特级教师评审委员会来深圳市教科院组织教科院同事、一线教师和深圳市各区教研员代表召开征求意见会。会上，龙岗区高中语文教研员曹清富老师发言说；‘以前大家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现在由于深圳艺术界有了但昭仪、教育界有了程少堂，以后就再也不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了。’罗湖区中学语文教研员余克俭老师在其他场合说：‘程少堂老师这样的人，深圳教育界50年出一个。’”

我自己认为，我虽没有多大成就，但中国语文界（我指的主要是中学语文界）以后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出现我这样的学者。原因有五：

一是，其他人没有我的特殊人生经历，尤其是我童年时代的特殊经历。这个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想要了解的请阅读我的《程少堂讲语文》等著作。

二是，极少有人有我这样坚韧不拔、执著顽强的毅力。我的语文味研究分为间接研究与直接研究两个阶段。1983年大学毕业后至1990年的8年，是间接研究语文味的时期。我在1983年—1990年文化热期间，不仅大量阅读了一批文化学论著，还撰写发表了一批文化教育学论文（正是由于这些论文，我1990年10月才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破格特招为研究生）。这段时间的文化教育学研究，虽然当时不可能是有意识为后来的语文味研究作准备的，但没有这８个年头的研究作底座，很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语文味，至少不会有后来被学术界称为“文化语文”的语文味教学流派。而我从1999年到深圳做语文教研员后即开始思考、研究语文味，迄今直接研究语文味已达18年。加上间接研究语文味的8年，迄今我直接、间接研究语文味已长达26年。到我退休，我直接、间接研究语文味将近30年时间。换言之，我是用了我现有人生的二分之一研究语文味。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中，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地投入一个课题的研究和思考，其他学术领域我不敢说，在中国语文界，你另外再找一个出来给我看看？要再找出来一个相当难。当然，现年78岁高龄的江苏省小学语文教育专家李吉林老师算一个。但在中国中学语文界，你再找一个给我看看？

三是，极少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数十年拒绝诱惑，心无旁骛。具体表现之一是我不做官。中国是官本位，有一个位置，资源、机会都会多些，这个傻子都懂。深圳市教科院刚成立时，在2008年、2009年曾两次举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活动，当时原深圳市教研室的同事合乎条件的，只有我没有报名参加竞聘，其他人都报了，有的人报了两次。市教育局当时一位比较欣赏我的主管局长，给时任教科院领导带话，让通知我叫我报名（原话是“让那位专家报报名”）。领导的心意我领了，但对这个建议我坚决拒绝。后来所有亲朋好友都不约而同地说我不报名是错了。我认为我没有错。不是做官不好，而是人各有志。具体表现之二是，深圳商品经济发达，红尘滚滚，不炒股不炒房的人是很少的，至少在我们深圳教科院，只有我一人不炒股不炒房。就在十年前股票指数涨到高达6000余点的时候，深圳教科院原院长尚强先生（现任深圳市第六高级中学校长）有次对我说：“我们单位只有程少堂电脑里没有股票软件。”（单位服务器后台有监控）在眼下深圳，多一套房就是多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可以说是多一座金山。和我差不多前后来深圳市教科院前身深圳市教研室工作的同事，都有两三套房，有更多套房的人也大有人在。只有我一人除了分配的一套福利房之外，没有第二套房。别的同事有经济能力炒房，我当然也有这个能力。但直到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湖北农村祭祖，顺便在想武汉买一套退休后住的养老房（现在深圳的房子我实在是买不起了），清理工资存折，我才第一次清楚知道我的存款总数。50年内，在中国语文界，你再找一个这样的人给我看看？

四是，极少有人能做到像我这样知行结合，即将自己那些成功或比较成功的教学实践（包括作为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指导不少年轻教师上公开课、比赛课等）与自己的语文味教学理论研究深度融合，高度互动，捆绑提升。上面关于李少春先生的材料说，如果把京剧生行艺术简化，分成文武两大类，李少春在哪个类别中，都不能说是最顶尖的。但如果把两类集于一身而论“全能”，李少春则是京剧史上的文武全能冠军。我们发现，中国语文界有相当数量的一批一线名师，课讲得好，但理论打死也上不去。而有的高校研究语文教育的学者，理论研究相当不错，但给中小学生讲起语文课来，没有一堂是值得恭维的，写的教学设计水平也不够高，有的甚至连报告讲得也很不好听。更有搞语文教育研究的高校教授，理论研究并没有什么贡献，由于某种原因又尝试给中小学生讲起语文公开课来，勇气虽是可嘉，但讲的课除了自我欣赏，水平实际上相当不高。在眼下中国语文界，我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即器求道、道器结合的学问路子。我的学问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我那些成功或比较成功的教学实践（包括作为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指导不少年轻教师上公开课、比赛课等）出发。换言之，我的语文味教学思想和语文味教学理论，不是在书斋里构想出来的，而是从我的那些成功或比较成功的教学实践（包括作为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指导不少年轻教师上公开课、比赛课等）中总结提升出来的。我的语文课可能上得不是最好的，我的理论研究可能也不是搞得最好的，但在把自己的语文味教学理论与自己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相融合、相生发、相提升等方面，当下中国语文界有比我做得更好的吗？南京市初中语文教研员、著名特级教师袁源老师说：“这方面程老师是最好的。”我认为袁源老师所言符合实际。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中国语文界50年内难以有人超过我。不信走着瞧。

五是，我的语文味教学理论，是和我的生命、灵魂融为一体的东西。也正由于此，不进入我的生命深处，不懂我的精神世界，不会真正懂得我的语文味理论的精髓。而语文界其他学者的理论则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理论多是一种纯客观的学问。换言之，语文界别的学者的学问可学，而我的学问，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学的。

由于上述五个原因，在三五十年内，中国语文界不会出现第二个像我这样，将语文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融为一体的人物。

2016/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