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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科大是个年轻的学校,却也到了六十年华诞。就人生来说,甲子之年,已过“不惑”,当知“天命”,正走在“古来稀”的路上。而对大学来说,据我的观察,六十岁懵懂得很,还没到而立之年,特别是在咱们中国,名字还不算正式敲定。一会儿“学院”,一会儿“大学”,一会儿“科技”,一会儿“理工”,一会儿“东南”,一会儿“西北”,理工农医经管法、东南西北中发白,就像打一种老式麻将,仔细拼凑会多赢几番,在排行榜上占据上位。又比如独生子女,都是不急着报户口的,因为公还在说公的,婆还在说婆的,教学、科研、服务地方、文化传承,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还不知道将来跟谁姓?
很久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帝都某著名的“牛B学院”,50年代让某大爷题写了校名。90年代一窝蜂改“大学”时,他们犯难了。改吧,丢了金字招牌,不改,又层次太低。想来想去,还是下决心申请“牛B大学”,这样只用动一个字的脑筋。而上级部门居然不批,非让他们改成“马C大学”。这才觉得亏大了,此时题名的大爷已经长眠,又不能把他叫醒了重写。
中国的大学,历来属于某一级行政,或者中央部委,或者省市部门。他们高高在上,就是你的亲爹亲娘。它可以任命你的书记、校长,可以规定你招多少学生、收多少学费,可以不让你上博士点、硕士点,也可以不给你科研项目、建设经费等。而在衙门里主事的爷,也就吃准了这些,211、985、2011,十年一个计划,五年一个评估。你总想争名次出彩吧?你不至于想落最后吧?那就时常去拜访“意思”一下,那就把优秀人才送给他们“挂职”,虽然明里暗里的“意思”没有单据,虽然“挂职”人员上级不给工资,但你还是屁颠屁颠呈上,算是在重要部门安插眼线,便于到其他倒霉蛋的碗里抢食。如果明白了这些,大学里选拔官员,也就不要蔡元培,也就不用梅贻琦,甚至不会“教学”、不会“科研”都可以,但人情世故必须要懂。
那些财大气粗,或者有些名气的高校,可以牛逼哄哄,可以不看脸色。但心里本来有鬼,或受欺负惯了,总想找机会出头的,就会主动奉承,逆来顺受。呜呼,中国的教育,自孔子两千多年前创办以来,还没有哪一辈人,像今天这样斯文扫地。遥想李白当年,面对皇上轻视,还敢拂袖而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如今的书记、校长们,哪个敢在上级部门,哪怕一个小吏面前,不去点头哈腰,不去低三下四。你找死啊,不考虑你自己,也该想想手下的兄弟。
大学从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记得十多年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还不是这样。那时的中国教育,还是有些热血的,还算沿着改革路线,在循序渐进。当时酝酿体制改革,提倡干部能上能下,提倡官员比教授少拿。干部统统卧倒,重新竞聘上岗,也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当然那时候的学者们,也没人在乎当个啥的,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做学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风气就有些变了,人们不愿再去潜心钻研,几个博士竞争一个科长,也是常有的事。我这里不是假清高,也不说竞聘就有什么问题,只想举一个例子,证明人心确已不古。不说去比肩伟大的80年代,就是和患得患失的90年代相比,也已经大大地倒退了。倒退到选择干部几乎不看是否适合岗位,而是盘算他将来能否有出息,能否升到上级占据某个位置,将来又回来反馈我们。呜呼,中国的吏道,回到了需要送儿子当太监,送闺女做妃子的时代,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还有那些委员会,学术的、教学的、教授的,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把过分集中的权力,稍微地制约一些。而到了现在,几乎没人再期待这些了。中国的改革,邓大爷当初设计时,本意是循序渐进,先从容易的经济开始,再逐步健全法制,最后走到上层建筑。但暮然回首,却突然发现,似乎只是走了一个轮回。
我依稀记得,我也热血过,为了备好一门课程,通宵达旦好几个晚上。为了指导学生科技竞赛,四天四夜毫无倦意。我几乎是一个人,以新来的教师身份,以同时新开三门课的勇气,带出一个电子专业。又几乎毫无可能,却依然坚持申请,马不停蹄奔波,创立一个通信学科。虽然这些专业、学科,一派欣欣向荣,而对于这所学校,我却越来越陌生了,常在私底下怀疑。我是这里的主人吗?这是我追求的事业吗?虽然我一如既往爱这里,如同珍视自己的生命。
突然想起八百岁的剑桥,那一次去瞻仰的时候,本想把一句“老态龙钟”说出口,因为去的时候是深秋,落了满地黄叶。那些林立的教堂和森严的铁门,那些吱呀的木钟和古旧的石桥,却并没感觉它破旧,而看出它骨子里的年轻。是那叹息桥下的水草、康河里的木船、到处张贴的学术广告和倒了遍地的自行车,竟同时在秋阳里头,放出春光般的明媚。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遇到十来个穿卡通衫,戴兔爷猫,浑身穿成通红通红,脚下蹬着轮滑的学生。拦住我不去找牛顿,不去寻林徽因,而是递上来一张,化妆舞会的邀请。
我终于明白了,大学是什么?除去少年的梦想,老时的追忆,就该是一群最智慧的人,在最黄金的年龄,因缘际会的场所。这里有充满道德、智慧和学问的长者,称为老师。有怀抱理想、豪情和勇气的同龄人,叫做师兄和师弟。
我也终于明白,大学不会永远地属于行政,甚至不属于专家学者。大学里的一切,应该永恒地属于这些学生。虽然他们来了走、走了来,常聚常散、时旧时新。但所有的经典历史,所有的名宿大师,都必须让位于他们。
记得我的前任院长马建国,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院长算什么?相当于过去的生产队长,来给大家平衡工分”。他在我们学校,最先主持国家自然基金,最先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最先拿到国家精品课程,最先组建国家级教学团队,却在五十四岁时候,英年早逝。比起他的境遇,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唧唧歪歪,遇见稍许的委屈,就不能够释怀的呢?
校庆之际,谨以此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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