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我去罗马开“多模态电子环境的研究方法”会议，出门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往箱子里塞了一件黑色和一件白色衣服。我一直践行travel light，出门能精简就精简。去欧洲我一般都不带太正儿八经的职业装，也不带我习惯的素装。有个朋友问我欧洲开会该怎么穿，我说，在欧洲，你穿着衣服present就已经是正装了。他们流行smart casual。我当时没想到，冥冥中，那加塞的两件衣服是老天让我得体地送走我敬重的Gunther Kress老先生。

会议第一天就有他的主旨发言，临时跟Theo van Leeuwen的发言调换。虽然在国内临时调整日程很常见，但在国际会议，这是很罕见。我也没想太多，因为他们俩是几十年的合作伙伴，可能就是临时有事调整一下而已。我也没去打听。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利用开会social的人。我始终觉得，那些靠social得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也得继续靠social维持，我没那个功夫。因此每次开会我都是只跟我熟悉的朋友聊天，当然如果有人对我的研究感兴趣，或者我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那我也会很积极地互动。

第一天夜里因为时差，我就没睡着，半夜起来改PPT。突然收到好友Emilia发来的短信，问我是否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当时非常震惊，开始上网搜，果然看到UCL的李巍老师在脸书上官宣了。顿时泪奔。我含泪打开行李箱，把那些彩色衬衣放一边，后面两天我都穿着黑白衣服，那是我唯一能向他表达敬意的方法。

作为教科书级人物，他的名字是早就如雷贯耳。但真正跟他接触是在2014年，他到香港理工做第七届多模态会议主旨发言人。那次会议负责人Francis Low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辈，他是个非常热心于community service和注重shaping a better community culture 的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和提携年轻人。他问我要不要请他到广外做个讲座，说Kress年龄大了，大概以后不大可能再来亚洲。我一听，立马跟他商量，能否把会议主旨发言人都请到广州，由广外和香港理工联合办一个Multiliteracies Forum。因为他们的国际机票理工的会议已经cover，我只需要支付香港往返广州的费用，这机会太难得。而当时广外刚刚成立了一个广东省外语教师发展中心，直接负责的领导是人事处处长阳爱民，现在好像在广工当副校长，在我回国后的一次工作场合他曾经跟我说过，张老师，你放开去做，要钱我们出，要人我们也出。有阳老师的支持，我几乎是当场跟Francis确定要办会把Kress请过来。阳老师属于成全型的领导，他的支持是那几年我疯狂办会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不当会务姐好多年了。我不享受办会那种抛头露面的快感，也不以办会请人来做利益交换，还始终认为中国外语教育少了我，依然会蓬勃发展的。那我是可以说不做就不做的。

在香港理工开会，有一天他让我老板找我要见面。见面第一句话就是，I am very nervous about the talk. 我说，Come on, just a talk, you will be fine.他说，I know nothing about the audience. 然后我马上要去做我的发言，我跟他说，我在去广州的火车上告诉你细节，放心，你肯定会做的很好的。他Francis和我一起坐火车到广州，在火车上，他很详细地问了听众的各种背景，问我如果他讲某个概念，听众能不能理解，我才意识到他的nervous是真的。我也由衷地感慨，一个学术界的泰斗会对一个讲座如此认真。期间我们说到学术写作，也提到国外的代写公司，我们说，如果我们成立一个代写公司，那立马转身富豪。这个公司也一直成为我们后来见面的玩笑。

在广州，因为有时差关系，他特别害怕睡过头错过讲座，提醒我一定要让他提前到会场。其中有一天他发来一个短信，Madam，can I excuse myself for this afternoon’s talk?（这个短信我一直没有删除，只是前两天我的手机坏了，数据找不回来了，我在回想有哪些重要数据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个，才有了这个记录，在广州那几天他一直叫我Madam）我说of course。第二天他跟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没留意到昨天竟然是你的讲座，我对那个很感兴趣，错过了。我说，你不在我轻松很多啊，我可以发挥得更好一些。他说，你把文章发给我，我要看看。他的讲座是我主持的，我当时是第一次主持大咖讲座，我很紧张，把他名字都说成了另外一个发言人的名字。事后他当着很多人面表扬我主持得好，还给他做了个作品小电影（我其实就是把他重要的几本书做成了幻灯片循环播放）。我的紧张他显然是看出来了的。

结束前，我把发言费用给他，他很shock，问我“What can I do with the money? I don’t need it, you keep it.”我乐了，说“you can spread them one by one in your room, and have a dialogue with Chairman Mao.”后来是Francis答应帮他在香港换成英镑让他带回英国他才收下。

会议期间，我（自费）带他们去了夜游珠江，他前一次来中国应该是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在邮轮上他特别震撼于中国的发展。回来的时候一直打不到出租车，他看着我走到下一个路口如何跟另外一队游客竞争抢到一辆出租。我带他们去逸林喝早茶，想着还早我没订房，结果七点多到那竟然没房。我又发挥了我那会务姐的无所不能直接找了经理说服了他把一间预订的房间让我们先用，他一直惊叹，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you won’t be able to master the Chinese flexibility. 喝早茶的时候，他突然问我，有了下面这个对话。

Kress：Can I make a provocative statement?

YQ：Go ahead, I can take anything.

Kress： It’s a waste of you to be an academician.

YQ: Do you mean I am hopeless as an academician?

Kress: Well, you can take it that way if it can get you out of academia. But you know, we stay in academia because we can’t excel in other professions, you are different.

YQ: Yeap, I am pretty sure I can be a good waitress.

Kress: Seriously, I hope you can think about other career options.

这个换职业的梗就成为了我们每次见面的谈资。

第二天他的得意门生Carey Jewitt的发言取消，改成了大家对他的回忆。那一次他的大部分学生都在，主要也是以他学生的分享为主。我也跟大家分享了跟他的这一段交往，但难过得几乎是话不成句。

后来我得知，他在第一天会议时候倒在会场外的阶梯上，送到医院急救。他的学生把他太太从英国叫到了罗马，他太太到的时候他的状态还不错，还说我挺好的，你干嘛来了。但很快心梗发作就走了。

那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会议。那一次的会议报道我也是写得特别艰难。https://clal.gdufs.edu.cn/info/1034/3984.htm

这次因为手机数据丢失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我一直很感恩有机会接触这些大牛，让我得以受他们的认真、严谨和率真的感化。这也是我很多时候愿意自己掏钱，花时间去干办会这种不算工分的事情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我也听过一些人对他不那么正面的评论。但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评价跟他/她当时的需求和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有爱、有趣、有料的true scholar。谨以此文纪念Gunther Kress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