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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与来源。交流或分享@微信:usbbic |电邮:usbbic@gmail.com ︱代伟 纽约 USA
新奥尔良曾经有一座美国南方最大的“中国城”,事实上,是有过两座。这两座中国城,现在都已经消失。
首先,为了了解“中国城”的形成,我们要回到150年前,南方“叛乱”被打败。战后的南方经济需要从废墟中重建,南方种植园主们急于寻找新的劳动力资源。早前曾面临过同样处境的加勒比地区同行们,提议输入大批东亚和南亚的劳工。新奥尔良颇具影响力的日报 De Bow's Review 报道说,1866年西印度群岛由南亚劳工种植的甘蔗大获丰收,比(南方)奴隶制年代的情况还要好得多。报道论述输入劳工的优势:能让种植园经济“再次高度繁荣”起来。
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们采纳了这个建议。1867年,他们派遣劳工经纪前往古巴招募了几百中国人劳工。后来由于古巴爆发了战争(1868年开始的“十年战争”),这项计划被迫中断。劳工经纪转而从加利福尼亚,之后从中国,输入了1600名劳工到路易斯安那的南部。
招募行动面临着阻碍。因为美国政府怀疑这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随着香港劳工输出的限制,和加利福尼亚工人工资的调高,路易斯安那的甘蔗园业陷入了困境。那些正在工作的劳工们也要求增涨工资和更好的条件,并与雇主进行抗争。1870年代时,种植园主们开始另外寻找劳工途径,中国人劳工们则向“希望之城”移居。
1871年时,在新奥尔良的街头,亚裔的大量出现引人注目。罗福(Fou Loy音译)在沙特尔街(Chartres St)开了一家商店,《新奥尔良时报》报道说,“那里一下子吸引了上百人,他们前往观赏令人好奇的中国制造物品”。“粤兴”(Yut Sing)古玩店开设在皇家街(Royal Street),一家中国人洗衣店开在卡龙德莱特街(Carondelet Street)。“在一年前,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新奥尔良《蜂报》说,“现在他们到处都有…,这种景象,事实上,像做生意(的样子)”。
188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95名中国人住在新奥尔良城,而整个路易斯安那州有489名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居住在寄宿屋和公寓楼里,从事洗衣业,厨师和雪茄制作。
1881年,一位来自北方名为莱娜•桑德斯(Lena Saunders)的神父,开始为本地中国人移民提供课程。她的努力激发了“运河”街(Canal Street)长老会教堂领导们的兴趣。他们在1882年与莱娜位于“南自由”街(South Liberty St.)215号的传教会合并。在短短时间内,这家中国传教会已拥有200多名中国工人成员,也有一些亚裔移民(第一位昄依的是位韩国人)。随着发展,“第三社区”(Third Ward)-尤其是“杜兰”大道(Tulane Ave)1100号与“南壁垒”街(South Rampart)一带,已经成为新奥尔良城中国人的活动中心。至1900年代,杜兰大道1100号分布有7家中国人市场,杂货店和商店,周边区域也有相同数量的中国人商家。
尽管规模较小,这座“中国城”在新奥尔良已人尽皆知,成为大都会的一道异国风景。《皮卡尤恩报》(Picayune)记者在1906年描述“华裔共和党协会”的建筑,“具有遥远东方的神秘色彩”。中国城也有中国人的商人协会,社团组织,俱乐部,甚至殡葬协会。
那些来自中国的工人们,穿着打扮都是传统服装,操着他们的本地语言。而那些在当地出生的后代,则慢慢在美国化。文化同化中最常见的一例,是对饮食习惯的坚持。1910年的《皮卡尤恩报》报道说,大多数中国人依赖他们的原有饭菜,即使他们已经不再穿东方的服装了。大米是他们亘古不变的主食,还有鱼,鸟类及其它来自中国的多样美食。他们有喝茶的习惯,就像美国人喝凉水一样。
中国城主要是商业区,也有一些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那里。大多数人住在中国城附近或住在他们全城各地开的洗衣店附近。而购物则来到中国城。
新奥尔良城各色背景的人都会光顾中国城。《皮卡尤恩报》在1911年报道说,“叶华生”(Yee Wah Sen)饭店招待来自“地下世界最难对付的群体”和“文明社区”的人们。饭店用分隔开的座位服务黑人和白人。古玩商店的亚麻制品,象牙,丝绸袍和中国外衣,都很受上城初入社交者人士的欢迎。
中国城的周边,是新奥尔良城最迷人的社区。费泰尔家族之后开设的卢斯•克里斯牛排屋,还有一家当铺。在临近的壁垒街-那里集中了犹太人,意大利人及黑人所拥有的各种商店。中国城之上一条街处,矗立着皮西厄斯武士礼堂(1907年),那是黑人在美国所拥有的最大的建筑之一。在今天洛约拉(Loyola)大道的对面,是“兆头不祥”的刑事法院(1893年)。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美国著名爵士乐音乐家,出生于新奥尔良)大约出生于1901年,他后来追忆他童年:大人们“经常带(我们)去中国城吃一顿中国餐来改善口味,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中国城一直保留着原有的大小,因为排除移民法案限制了新的亚裔移民进入美国。至1920年代,当地的华人人口开始朝中产阶级增长,他们更有流动性,对原来的“旧地”依赖度也减少很多。
1926年,“长老会”把他们的中国传教会搬到了米德城(Mid City,新奥尔良市西北);1937年,华人商家们失去他们在杜兰大道南段1100号的租约。“中国城在迁移…”,《时代-皮卡尤恩报》报道说。他们迁到了波旁(Bourbon)街500-600号一带。
为什么会迁那里?因为之前已经有同胞们在那里成功立足了。例如,1924年,查尔斯•童(Charles Tung)开设了后来名噪一时的“东方”洗衣店(今Rick舞剧厅所在地)。“法国区”的租金与原中国城的租金大致相当,查尔斯•童的成功,对社区其它成员是一种参考和激励。1940年时,在波旁街500号一段大约有10家中国人商家。新的中国城成为新奥尔良市区文化的一部分。
“二战”美国对日本战争胜利之日(1945年8月15日),《时代-皮卡尤恩报》报道说:200名中国人在警察局的特别部署下,“燃放了价值超过500美元的烟花爆竹,把波旁街500号几乎变成了一个小战场”
中国城最有名的商家,是Dan's“丹”国际餐馆。那里一度成为“波希米亚”一族(1890年代后的一种流行文化)和著名演员最爱出没的地方。它也是新奥尔良城最受青睐的中式餐馆。另一个受欢迎的,是位于波旁街641号的“东方礼品店”,店主人是哈尼•吉(Honey Gee)。吉今年已经95岁了,他住在梅泰里(Metairie,新奥尔良城西北)。吉回忆道:大概是在1942年时,他的商店走进一位衣着光鲜的女人,她看起来像是无声电影明显﹑著名扇舞舞蹈家-沙莉•兰德(Sally Rand)。事实上,她在寻找一把折叠扇。
当这位女人离开后,又有一位男子也来到店里,男子并小声地告诉吉,“我认为她是沙莉•兰德”。“你是这样认为吗?”,吉回应道。他们两人相视一笑。那位男客人最后买了六盏中国灯笼。“当他离开商店时,名为“欲望号”的电车正好驶过”。
几年后,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因获得普利策奖而闻名世界。在此剧的场景中,主人公布兰奇•杜波依斯象征性地用一盏中国纸灯笼遮掩住灯泡的强光。她后来说,她是在波旁街商店买到的灯笼-很可能就是指的哈尼•吉商店。那里距离威廉姆斯的阁楼仅有一个半街口(注:田纳西•威廉姆斯是二十世纪美国重要的剧作家,他当时居住在新奥尔良的“法国区”)。
随着中国人商家逐渐转往杰斐逊堂区的伊斯班克(新奥尔良西北郊区,密西西比河东岸),波旁街也朝着现代娱乐方向发展。1970年时,波旁街有六家中国人商家,1980年时有五家,1990年时还有三家,1993年仅剩下一家-即“安良工商会”。今天,位于波旁街530号半的“安良工商会”手刷漆标牌,成为新奥尔良昔日中国城最后的一个标识。
参考资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town,_New_Orleans
http://www.nola.com/homegarden/index.ssf/2015/03/the_lost_history_of_new_orle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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