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虽然当上了室副主任，但地位却是最低的。一是资历浅，那时我才来哲学所工作四年的样子，说实在的，连人都没认齐（就到了现在我也没认齐），二是以前我并非哲学科班出身，是个自学外语出身的，仗着自己的外语好，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还有一点，我当年考试时，马列还没考过，试读了一年。总之，我是不被看好的。可是研究室的的工作还是要干的。有老先生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接手研究室的领导工作，而且还有其他老先生对我进行“鞭策”，拿着鞭子在后面抽我。那我该怎么办?肯定不能让人家看我的笑话啊。就是比划一下也要让老先生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才是。已经决定，我室已经不和逻辑室共同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了。那我就必须拿出我室自己的相应的申报书来。我还是按时将申报书写了出来，而且先要拿到科哲室讨论，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而且，我自以为我的这份申报书立意还是挺高的，“取乎法上，仅得其中”,经过一番博弈，我的目的最终基本还是达到了。

情景八、一石激起千层浪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觉着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文学的表述。他的名言用到什么场合都是合适的。不幸的我在宿舍里吭哧了十来天，总算是写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申报书》。但这玩艺儿只有拿出去才有可能知道是否有效。我终于在4月16日将“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的项目申报书拿了出去。此前，我于4月15日将稿子先给交给我们室那位“鞭策”过我的老先生，但他说他太忙没时间看。换句话说，他那里我是得不到任何修改意见了。既然如此，我只有将那份东西那出去，让大家进行议论，否则时间一过，我室的申报就无效了，于是在星期二的返所日，我便将申报书拿到了室里进行讨论。

我不光要在社科院有事情要做，在在其他单位也有事情。社科院有一个任务，就是与政府部门有交叉的合作。我正好星期二上午我在科技部有会，于是便向室里请了假，并说我在外面的这次会是不能请假的，必须要去开。我想我不在场是最好的选择。是呀，我如果在室里他们讨论方案时，当着我的面又如果否定我写的东西呢？也要替人家想一想。所以，我便借开会的名义躲开“被讨论”吧。讨论的结果我会知道的，不参加室里的讨论又能怎样？如果我在场，万一发生不愉快，大家都下不来台？因之，我不在场也还有回旋的余地。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要让人家有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余地。干吗一定要搞贴身肉搏呢。于是我还是先按时返所，

把材料交给到室里的那位反对我出任主持我室工作的老先生。他曾当过室主任，由他负责主持讨论我提出的方案，然后说我在科技部有会，下午回来。有意见我们下午再议。下午我回来了，但只剩下另外当时没有表态的那位老先生留在室里。他转达了一下上午大家的讨论意见。上午与会者实际上就是三个人的意见。说他们基本达成一致，认为作为“重点研究室”这样上报不合适，原因没有考虑其他学科。就在这时，反对我的那位老先生打来电话，也基本上是这个态度。还说我不要搞“替代论”。（这里有个小典故，这位先生文革后曾写过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题目大概就是哲学无法替代自然科学之类的。）现在这个标签贴到了我头上。我说报这个充其量是三级学科，根本不想去替代其他学科的意思，大家还是各自为政。

再者，即便报到所里，也不会批的，大家心里不必紧张。该干什么干什么。晚上另一位年轻的同事打来电话，也说了一下上午的情况。说室里这些老先生有明显被遗弃的感觉，好像如果搞信息哲学，他们就没事了。我的前任主任也发来了电子邮件，说搞信息哲学可以，但要团结好老人。可见我这个方案还是产生了影响，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看来，我还是要自己检讨一下，应该顾忌别人的感受。不过，正是由于考虑到所里将来可能的态度，我只有先不考虑其他人的态度。要把自己的信息哲学弄成一个研究方向，也就是说，要在社科院是信息哲学合法化，这样我才能在研究室有立足之地。

怎么样，一石激起千层浪。刚一露头，就被贴上标签。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下一步就是打屁股了。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不是“被鞭策”了吗？本来我就不想报的，都是你们要我报重点学科的，而有的老先生则认为我这是在报重点研究室，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回来后，我又找到申报的说明性文件（社科院科研局社科〔2002〕研字29号《关于2002年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仔细学习了一下。我晚上又给相关的老先生打了电话，说明这回不是报重点研究室，而是报重点学科项目。第二个星期二（4月23日）我又当面与这位老先生说此事。说清楚了，大家就都相安无事了。

这场戏在室里就这样收场了。把事情拿到桌面上，大家的态度基本也清楚了。他们宁肯让自己经营多年的研究室被别的研究室整合（合并），也不同意创新。尤其是他们认为我这个没有接受过他们所受的那些专业训练的人，能达到他们的水准。本来我们室就是各自为政，我一个外来户，想在这个室里站住脚，肯定要费一番气力。他们认为真正能站得高，看得远的是那些所谓见多识广的专家，才可以吆五喝六，颐指气使。但作为一个尚未上道的新人，不可能也不允许如此。或许你认为，这是别人不理解你，没人听你诉说，怀才不遇。好在我这个新人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当了这个研究室的副主任，有点儿小特权。中国人嘛，还是有官本位的思想。室主任是很重要，相当于中层干部，我们所是局级单位，各个研究室就相当于处级。但有一个条件，专门从事管理的行政干部，走得是行政系列，例如科研处，人事处等，他们的负责人就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处长。而其他各个业务处室，走的专业路，没有行政级别，而称室主任。走的是业务路线，但在处理具体业务时，室主任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那么我占了这个兵头将尾的室主任，还是有一点儿“特权”。但是，必须尊重老先生，牛顿不也说过吗，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了点儿成绩，才捡了几枚贝壳。更何况我呢？爱因斯坦发展了牛顿的学说，而且还在正规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成果。可是当他进入正式的学术界，一开始还是没人理他。所以才有普朗克说的那句让人沮丧的话，不要指望那些抱有旧思想的人接受新东西，只有等到那些老人都谢世了，新的一代上来，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新的思想。 就是你口出莲花人家也不信。因此，搞创新要有耐心，要耐得住寂寞。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我在哲学所提倡搞信息哲学，不过是栽树而已，我的任务就是栽树，但你们得给我栽树的地方吧。当然，树苗长成树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法国作家加缪也曾说过，要想发现新大陆，代价就是要很长时间看不到海岸线。换位思考也是如此，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碗饭，而且是哲学的饭，让我“捡漏”了。难道我愿意被别人抢去饭碗？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也不想强求他人接受我的东西。不过我以为我还是基本达到我的目的了，所谓“取乎法上，仅得其中”是也。我的信息哲学就这样在社科院、哲学所和科技哲学室站住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