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福建候官县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他早年留学英国，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1895年，甲午海战后，国难激发斗志，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激励中华民族适者生存。《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是严复的重要作品之一，分正文和导言二部分。正文系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梓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按照现在通俗译法《天演论》似乎应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但在严复所处的年代，正值救亡图存的关头，更强调其中的社会达尔文（Social Darwinism）思想，其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 ）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奠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02—1903）将其推广至人类社会。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毛主席曾称赞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严复所处的年代桐城古文派依然昌盛，他为了翻译西方名著，慕名向吴汝纶（1840—1903）学习桐城古文。在1901年以前，严复所翻译的书稿，总是寄吴汝纶审读，今保存的有《天演论》原稿，吴为之拟定的篇名，多半为严复所采纳。严复翻译不按作者原意，而据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受了吴的影响，吴亦称严译是“忠愤所发”。吴汝纶认为严复是中西学兼通的难得人才，自己亦从中了解西方文化。吴、严都主张以古文传播新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从桐城派中，单独形成了“侯官派”。在《天演论·译序》中，严复提出翻译要“信达雅”的最高标准。

除《天演论》外，严复还有若干社会科学译著。严复译的《穆勒名学》（现译密尔，John S. Mill，1806—1873）的和耶方斯（W. Stanley Yevons，1835—1882）《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是影响最大的两部逻辑学著作。严复之所以重视将西方逻辑学向中国学界译介，是因为他赞同培根的观点：逻辑学为“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在严复看来，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根本，在于研习西方学术的根本之学——逻辑学。他指出：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即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正因如此，蔡元培（1868—1940）后来亦精辟地指出：“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

如前所述，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所依据的英文蓝本是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的《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A System of Logic，Raciocinative and Inductive）。这是一部堪称里程碑式的逻辑学著作。其中穆勒提出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这些方法在古代已有萌芽，近代培根在其《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一书中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归纳，最后由穆勒加以系统的整理和说明，因而一般通称为穆勒五法（Mill's Five Cannons）。1902年，严复将此书的导言、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13章翻译成中文，取名为《穆勒名学》，剩余部分因精力不济终未译出。《穆勒名学》的译本于1905年先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912年复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再版。

《穆勒名学》（1903）以及耶方斯（此人还有一译名曰杰文斯，盖因100多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所致）的《名学浅说》（1908）是近代逻辑热门读本。尤其对前者，严复推崇备至，认为逻辑方法是求知的最科学方法。“逻辑”一词就是严复对英文logic的音译。Logic也称“辩学”、“名学”、“论理学”、理则学等。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1898年，戊戌运动中创建京师大学这所官办大学。严复于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同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严复尽管首次将logic对译为“逻辑”，但并没有将“逻辑”确定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名称，而是仍用“名学”来命名从西方移植的这一个新学科。在其1903年所译的《穆勒名学》所加的诸多按语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英文logic一词的见解：“……按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罗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其复云：“……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1565—1630）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可见严复曾读到此书）。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又云：“……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名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

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出版后，成为西方近代逻辑学传入中国的真正起点，对中国现代逻辑学科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适对此表示肯定：“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章士钊（1881—1973）称赞道：“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侯官严氏允称巨子。”郭湛波（1905—1990）则评价道：“自明末李之藻（1565—1630）译《名理探》，为论理学输入中国之始，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不过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严几道先生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各大学有论理学一课”。

严复典雅的文笔在当时及后来受到人们的高度称赞。严译《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刊印后，立即轰动一时，推动了国人研习西方逻辑学的热潮。但因这门学问过于艰深，严氏译本很难读懂，制约了国人对西方逻辑学的深刻理解。留学日本的朱执信（1885—1920）阅读《穆勒名学》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则自明李氏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译《辨学启蒙》（经查该书与严译之《名学浅说》为同一本书。），皆不行于世。严氏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然吾窃观世之读名学者，什九震于严氏之名而已，以云深喻，殆未可也。”但也引起不少学者的非议。梁启超（1873—1929）批评道：“吾辈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在梁氏看来，严译逻辑学是雅而不达。鲁迅（1881—1936）则视《穆勒名学》为严复所译最难读之译本：“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王国维（1877—1927）则指出，严复以古文翻译深奥的西学，其内容之艰深影响到读者对译本的了解。王氏还评价道：“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语者观知，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张君劢（1887—1969）亦批评严译不够精确，易造成意义之混淆。同时说道：“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张氏认为，“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其所以为学界后起者之所抨击，即以此焉。”对于这些批评，严复并不以为然，他觉得西方逻辑学本来就非常深奥，并非凡人所能骤悟，故其解释道：“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

这也难怪，向来秉承“言必东西周，文必夏商汉”的古文派，在古文与今文交汇之时，严复站在古文派一边，并以古文创译西方逻辑读本中许多逻辑学术语，因艰深难懂而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即便是其所用的核心术语“名学”一词，亦未成为西方logic移入中国后的学科名称。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西方学术知识引入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之后，一方面要保持西方学术的精确度，另一方面还要适应中国学术传统，但适应的“度”很难把握。西方logic引入中国，要讲求变通，其表达方式和表述形式必须变易，因为不变易就难以为中国人所理解。但过分强调适应中国学术传统而将其变易为带有浓厚中国古典色彩之术语，如将logic变易为“名学”，将西方逻辑术语相应变成内籀（归纳）、外籀（演绎）、连珠（三段论）、联珠（连接）、思辨（思考）、思籀（推断）、思议（想象）等中国术语，固然典雅信达，却难以为中国学界所认同，进而制约着国人对西方逻辑学之深刻理解，这种现象同样值得反思。

严复为何以古文翻译《名学浅说》，他也有所交代。1908年严复翻译了耶方斯的逻辑入门书，并于1909年出版。“……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方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朋友或訾不佞不自为书。”鉴於当时译词多与西文本义乖张，严复此书的译述以半文言文，中间意恉，承用原书；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譬喻之例、书中译词皆富深厚的国学涵养，其对文句之讲究、译事之谨慎，不仅为後学效勉，此书的译述更推动了当时对西方逻辑思想的认识。

耶方斯于1870年还写过一本《逻辑基础教程》（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1901年，王国维东渡日本后，开始研究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逻辑学著作。1908年，他出任京师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协修，将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译为中文，并以《辨学》为名由益森印刷局印刷。王译耶方斯原著分33节，他略去主要讲英语文法的内容，将译本分成9篇32章。

王国维将西方逻辑学翻译为“辨学”，并根据其本人的理解为“辨学”给出了定义：“辨学之定义，约而言之，则推理之科学也。”又云：“故辨学者，可谓之思想之普遍形式之科学。……辨学则研究一切知识中所应用之思想之原理及形式故也。”在他看来，辨学分名辞、命题、推理式三部分：“故吾人先论名辞，次及名辞所构成之命题，更进而及于推理式，此最自然最便利之方法也。此三者是为辨学之三部分。”就言语之方面言之，辨学中既有名辞、命题、推理式三部，故于思想之方面，亦必有相当之部分：一为简单了解，二为判断，三为推理。王氏《辨学》译本比较忠实地照原文直译，简洁明快，出版后众多新式学堂作为教材使用。王氏《辨学》译本所用逻辑术语的译名亦逐渐为中国学界认可并沿用至今。这种情况说明，王国维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既要保持西方学术的精确度又要适应中国学术传统的“度”。但将logic译为“辨学”并确定为中国学科名称，抓住了西方逻辑学的核心特征，却未必是最准确的译名，故仍未能成为中国学界所公认的逻辑学学科名称。由此看来，以古文传播新文化思想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从李之藻的《名理探》，即葡萄牙克英布拉大学（Universdade de Coimbra）的逻辑学课本《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到严复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再到王国维《辩学》，这数百年间，我国的逻辑学有了个大致的模样。但距离真正的逻辑学研究还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