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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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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罗素的作品，文笔清新优美，读起来像散文。尤其是他写的《西方哲学史》，其简写本称《西方的智慧》。我也很赞同他对哲学的看法：“……乃是某种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人对于那些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居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不能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那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
他的这种观点比较清楚地划清了哲学、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从神学和科学这两个阵营“夹击”哲学，无论是科学也好，神学也罢，都是希望给出确切的答案。科学的答案可以多种多样；而神学的答案是唯一的。大概这便是科学与神学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追求确定性。科学有他一套理性的方法，观察、描述、比较、计算、归纳、分折、综合、推理等，都是认识事物的说理方法；而神学似乎主要是通过论证神的存在而让大众信神，其方法基本平行于或类似科学的方法，所谓神学论证就是一种旨在“恳请”某人的陈述，我们称其为“洗脑”。因而为某人想要让他人认为其所陈述的就是如其所述，仿佛他会承认每件事均由某些关系来决定另外一种可能的陈述。而当所陈述的事实为真时，这种陈述终究要比一种任意的断言更容易为真。其实这种论证在科学、哲学、神学上都用得上。科学的论证需要检验，若不成立便要被证否。而神学的论证具有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1870年蒂冈会议批准认可教皇永无谬误论（papal infallibility）之后，神学更是如此，那么神父就变成上帝与普罗大众之间的“二道贩子”。而哲学呢？根据罗素的说法，哲学并不追求确切的答案，虽然其所探索的问题类似于神学，但却不求定论。尽管如此，哲学家还是希望自己的学说成体系，难道成体系的目的不就在于求确定性吗？但到头来，所有的体系哲学都会碰得支离破碎，剩下的只有某些闪光的思想。罗素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是一位体系哲学家，这是他聪明之处。科学的理论体系目前也受到了严厉的挑战，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的地位日益受到“非正统”的与“后现代”的劼难。“科学终结了”，或许这都是追求确定性的结果。
之于哲学家，罗素的见解也与其他写哲学史的人有所不同，在其“日版序言”中他坦陈，他写哲学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西方哲学史》的副标题为《及其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联系》。由此可见，他把哲学家及其思想放到一个非常宽广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考量的，而哲学家在这个背景下则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制度信仰的起因。通过他的这番论述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罗素说，如果哲学家幸运的话是以虚拟语气说的。那么还有另外的情况。如果不幸运，大概连饭都没吃的。可是没饭的哲学家并不一定不能影响后来的政治制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照哲学家的思想是要影响政治制度，那么也可以看出哲学在西方则无疑是统治者的学问。所以，当罗素讲柏拉图时指出，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基智教的神学和哲学，至少直迄十三世纪为止，始终是柏拉图式的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柏拉图曾提出“哲学王”的乌托邦。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要“扬”柏氏“抑”亚氏的原因，事实也是如此。怀特海就曾说过：“二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而已。”
在中国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向以文史为传统，追求文以载道，春秋笔法。中国向无哲学一科。“哲学”这个词，乃至许多哲学术语均为上个世纪从日本那里借鉴而来。或者说日本人在中国人之间，充当了一个哲学的“二道贩子”，把许多哲学概念或术语“贩运”到中国。我们当时并不完全明其就里，拿来主义盛行。美其名曰是从西方“引进”。但对照一下中国的孔、老、庄、孟、朱所讨论的问题似乎可以说与西方的哲人相差不了多远，只是方法不同。那么中国后来便把西方的哲学与文史并列起来，称文史哲。中国的哲学，说到底似乎也依然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影响政治制度，但中国的哲学家似乎都不大幸运，这也难免，影响这么大国家，谈何容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乃圣人之道。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为自己感到悲哀。哲学竟毕是时代的精华，而哲学家则是塑造时代精华的姣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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