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出版，要么出局”（Publish or Perish）。学者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由于是翻译作品，涉及到版权事宜。按照我以往的经验，获得书的著作权比较繁琐。可是获得学术刊物上的文章的版权，则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刊物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将作者的成就传播得尽可能广。有国外学者或机构联系版权，是它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是国外出版人的观念。由于这是第一篇译介到国内的关于信息哲学的宣言性的文章，我想一定要把所有的过程走全。也就是作者、编辑部、出版商、版权部门都同意，这篇文章才能让我心中踏实。

一、

“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文献已经翻译成中文。是否就可以直接拿去发表呢？按照中国以前的做法，那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国没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版权公约组织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可我翻译这篇文章时，我们已经加入，应该接受相应的约束。发表译文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作者、杂志社以及出版商的授权。这样才是合法的。

版权事宜没落实，会使将来在出版后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获得版权不仅体现出对原作者和出版者的尊重，而且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中国对于他们而言是极个的大市场，也会为将来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我联系版权的所作所为正确无误。

倘若没有正式的授权，往往得不到承认。可是得到授权，又很麻烦。当我翻译Luciano 第三篇重要文章，“信息哲学的层级抽象方法”时，《世界哲学》编辑部告诉我不要那么麻烦。作者同意就行了。我想这没问题，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工作在国外出版，而且传播得越广越好。如果还要他出面找编辑部也很费事。那么“什么是信息哲学”作为第一篇介绍到中国的译文，最好还是履行符合国际规则的全套手续，这样才能让人心悦诚服。而这篇文章就经历了这么个过程。好在还算顺利。由于这是第一篇关于信息哲学宣言性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把它做得严谨些，至于以后的事情，似乎就没那么过于程式化了，因为国外照样也有官僚制度。说还是跟中国学去的。

我于2002年2月17日回到北京后，立即给作者Luciano发去邮件，先征得作者的同意。然后请他协助在国外联系中文版的版权问题，就会更方便。于是，我给他的第一封邮件是这样写的：

你的文章“什么是信息哲学”最近已被成功地译成中文。我希望把你介绍给中国的广大哲学界同仁。我已与《世界哲学》（World Philosophy）这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以介绍西方哲学思潮的知名刊物的主编联系过了。他同意尽可能快地发表其中文译本。我知道，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这份著名刊物上，可我不知道它何时能够发表。另外，还涉及到版权转移的问题。我不清楚应如何处理。我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二、

2002年2月19日星期二是春节后的第一个返所日，我把译文的打印稿分别拿给我室两位老教授过目。当时一位教授正在忙于其他事情而没有细看。另一位见到文中提到英国牛津大学分析哲学大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还是仔细读了一下文章。正是他告诉我，信息哲学是我在哲学所的立足之本。中午时分我把译文初稿交到《世界哲学》编辑部，算是在那里挂个号，收稿日期便可以得到确认。那时我还没有得到相应的版权授权。我觉得，先把初稿交到编辑部是第一位的，反正编辑出版也需要个过程。将来版权问题解决了，我这边的出版工作就会快一些。

作者很快回了邮件，说《元哲学》的编辑同意发表该文的中文版，但希望先在《元哲学》发表英文版。也就是说，在该文英文原版没有发表前，我就获得《元哲学》编辑部中文版授权。后面的各种过程都是形式的。这封邮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下面是《元哲学》主编的积极回答，唯一要办的就是争得Blackwell出版公司同意，事隔一天，2月20日星期三我便收到Luciano回复的邮件：

非常感谢你发来的邮件，并提出用中文在《世界哲学》上发表我的文章。这对我是莫大的荣誉。我已经给《元哲学》的主编发去邮件，向他询问有关版权事宜。一有结果我便通知你。

中文译稿的定稿最终于2002年3月4日发给《世界哲学》，在正式投稿我又将参考文献和注释全都补齐。胞弟也发来修改意见。估计我所主办的《世界哲学》要到2002年第4期才能正式出版。下面是我发给《世界哲学》编辑部的邮件：“这几日又将‘什么是信息哲学？’的译稿仔细看了一遍，附件为该文的电子稿，请查收。”

2002年2月18日我将初稿那交给《世界哲学》，算是正式登记收稿日期。3月4日文章的定稿投给《世界哲学》，算是正式投稿。我认为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事件，应该记下来。后来经查证，“什么是信息哲学？”是国际上第一篇译成英语以外语言的文章。这意味着，中国是介绍21世纪的信息哲学的第一个国家。

这再一次证明什么是叫兵贵神速意义。当然，我也占有一定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因素。天时在于信息哲学这个大苹果砸我脑袋上；地利是我在哲学所工作，而《世界哲学》就是我们所办的；人和就是我和编辑们的关系相当好。我以前当过翻译和编辑，知道个中滋味，所以每次返所我都去编辑部坐坐。日久天长，人也就熟悉了。否则外面的人投稿，那就等着吧，他们才懒得管那么多，按规矩来吧。

三、

“什么是信息哲学？”译成中文在国外有什么反响呢？文章作者Luciano 承认“他的工作是第一个被介绍到中国。”尤其是Blackwell公司，与中国的出版机构类似，可以办好多刊物。《元哲学》在2002年时，就是Blackwell麾下的一家著名的哲学刊物。对英国Blackwell出版公司（后来于2007年被John Wiley & Sons并购，更名为Blackwell-Wiley）而言，它所发行的刊物中的文章被介绍成其他语言出版，更是乐见其成。

当时的《元哲学》的主编是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 。他是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计算机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ETHICOMP系列会议共同创始人；曾任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职业伦理委员会主席。自己也出版过若干关于信息哲学方面的书籍。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元哲学》的编委会顾问。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创办了《元哲学》这份哲学刊物，并连续担当该刊25年的主编。我曾经做过学术刊物《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知道其中的苦辣酸甜。后来我们还专门请他来哲学研究所作了一场报告。还有就是他将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译成了英文。

这其中涉及到三家国外的机构，一是要《元哲学》的同意，由《元哲学》和Blackwell联系，再由Blackwell与其版权部门联系。总起来是，都还算顺利。我正式拿到了出版“什么是信息哲学？”的翻译与出版的版权。意味着在中国用汉语发表是合法的。版权保护非常重要。否则，国外并不一定承认你的工作。我就这样悄悄地取得了版权，当时国内学界无论是谁都不清楚我在弄版权的事宜。因为事关能否第一个拿到版权，毕竟看到这篇文章的不一定就是我一个中国人。如果我第一个拿到版权，就有了排他性。

当Luciano将此事通报给《元哲学》及其出版商后，同样引起了很热情的回应。这些均被我视为客观反映。特将几份相关的往来邮件录于下。第一封是Luciano将我通告他的文章被译成中文的邮件，转给《元哲学》执行主编Otto Bohlmann博士，他的邮件是这样写的：“很显然我的文章已经被译成中文。刘钢博士想了解一下如何处理版权转移的问题。你认为会有问题吗？”《元哲学》执行主编Otto Bohlmann博士立即给Luciano回了信：“多么神奇的消息，马上就会有中译本，真是棒极了！我们当然不反对《世界哲学》出版你的文章中译本。但是《世界哲学》的主编必须给Blackwell出版公司去一封正式邮件，与Blackwell出版公司版权部进行联系，联系人的Malcolm Allison先生。”Otto同时将给Blackwell公司的版权部的Malcolm Allison发了邮件：“Matthew Derbyshire告诉我，你是负责刊物的国外版权事宜的联系人，所以我将Luciano的邮件转发给你，其中有一封是关于他的文章（将在我们办的《元哲学》2002年1月发表）被译成中文，并希望用中文发表的事宜。”接下来便是Malcolm的答复：“这很好。只要该文先在《元哲学》刊出后，中国的出版商要求Blackwell出版公司承认版权，及原始出处和再出版的国别即可。”

上述几份邮件均是Luciano转发给我的。西方人看来也还是希望自己的英文的原始版本先发表，再让其他文种的译文问世。这也顺理成章，能顺利获得版权，对我而言就足够了。《元哲学》将在2002年第1期（实际上是第1/2两期合刊）发表原文，而接下来就有相应的中译本问世，岂不快哉？信息哲学是中国第一个将其译成英语之外的语言的国家，并在中国顶级哲学刊物上发表，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他们的工作在非英语国家的到反响。我想对他们也是重要的事情。

Wikipedia曾这样介绍过Luciano的工作，他的作品被先后被译成“中、法、希腊、匈牙利、日、波斯、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文。”可见，中文排在了第一位。

西方人对他们的作品在中国被认可，似乎也觉得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作为我个人，认为是对这篇文章的全部手续办完后才进入中国，这是合法的，按照当下的说法就是合规！我想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外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这不仅对国际的各大企业，而且对学术界也肯定是有吸引力的。21世纪伊始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不是那么强大。但是我们有很大的潜在的资源，包括学术和文化的。所以这块阵地要好好经营才是。后来Luciano来中国时，我也与他说，中国的市场很大。也的确，以后中国其他单位找他，都先找到我。这就是Being early better beats being better（做得好不如来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