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网络智酷有很好的互动，曾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做了几场关于数学本体论的报告。有一次曾谈到我的课题，我说其中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我提出的“模态信息论”（modal information theory，简称MIT）。他们对此比较感兴趣，希望我能谈谈提出该理论的历史背景。他们给了我一份访谈提纲，那就根据其提纲讲讲如何提出“模态信息论”的吧。

1、你是什么时候提出这个理论的？

说来话长，其实这个理论早就有了，在我读博士的期间就开始酝酿，当年导师说，论文一定要有创新。也就是别人没有提出过的新理论。我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已经41岁。那时导师有个课题，是全国第一个关于“信息基础建设对社会影响”的课题。社科院是国家级单位，因此我们那个课题也算是第一个国家级课题吧。其实来读书，就是帮导师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来读书前，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数学物理所有一份《数学物理学报》的英文版刊物，我还是创刊元老呢。但是到了我40岁的时候，恰好有个机会来京读书，我就来了。

要做论文了，我曾在课题结项报告中写了一章“电子出版”，毕竟我做出版出身，将来再回原单位工作，正好可以专业对口。毕业前半年，导师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能从我的课题中选博士论文题目。当时我错愕极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差点儿和导师吵了起来。有点儿想不开，这三年等于白费了。但转念一想，我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拿个博士学位的本子嘛。虽然导师不让我从他的课题中选，但却给我画了很大一圈。只要不出科技哲学这个圈，任你选。但要做理论性的。不能做STS性的。

那我也无可奈何，只有从头来了。由于是做信息基础建设对社会影响的课题。那就把课题名称拆成关键词来看能否有可以下手的：“信息”、“基础建设”、“社会影响”。后两个关键词直接让我给抛弃了，做那种大课题，可不是我的本事。那只有从“信息”入手了。当年在中国科学院时，我做过翻译和英文编辑，英文我有家学渊源。当年导师招生特别强调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英文好，二是懂计算机。我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1989年5月，在华中师范学院召开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会议。当时我在翻译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于是也参会了。结识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一位先生。他嘱我关心一下计算机，说这是未来的潮流。我那时开了个小公司，手头还有钱，于是就让人攒了一台286的机器。当我把机器抱回家，同事都认为我疯掉了。数学物理所的前身就是计算所。怎么能班门弄斧，我心想，又没花你们的钱，凭什么管我。

由于我会英文，有各种不同语种的词典。查字典是看家本领，那就查吧。就研究这个“information”，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找到了同道，德国有位叫卡普罗的也走了一条类似于我的道路。但他搞得早，1960年代就开始搞了，那时信息论基本是通信理论，与人文学者没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没引起重视。真的信息社会开始时，他的东西也过时了。就像拜登2004年在芝加哥开民主党大会交棒时说的那样：“当议员太早，当总统太老。”而我则有点儿不一样。

毕竟在数学口工作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另外我翻译的头一本书就是《归纳逻辑的推理》、我这个人基本算是个“杂食动物”，什么知识都要学一点儿，我精通英语，还懂点儿数学，懂点儿数理逻辑，懂点儿科学史，懂点儿计算机，懂点儿网络，懂点儿开公司。样样通，样样不精。但我有好奇心，所以一旦我对某个东西感兴趣，就能弄出点儿新东西。

既然不让我在课题里面选，那就另起炉灶，我大约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博士论文写完了。那么“模态信息论”就是那时提出来的。现在好多人喜欢叫模态结构论，这是有点儿压低柏拉图，抬高亚里士多德。从来都是给柏拉图做注脚，那里有为亚里士多德做注脚的？我不走这条路，直接提出“模态信息论”，这就是与众不同，创新了。我的博士论文在1998年通过答辩，那么“模态信息论”大约就是在1997年提出的。1998年正式发表的。可惜我们毕业太早了，在知网上查不到我的博士论文，那篇文章叫“信息化的哲学基础”似乎像那么回事。导师也很满意，由于年龄大了，导师希望我留下来接他的班，所以就留了下来。

2、除了博士论文提过这个理论，何时在其他正规场合提出过？

现在网上可以查到的资料是我于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4期），文章的名称叫“信息哲学：科技哲学发展的新范式”。但这篇文章正好与模态结构论相对，我叫模态信息论。模态结构论是国外的普特南和赫尔曼的这两位学者提出的，在我看来，基本属于布尔巴基学派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本身是方法论，可以用它分析问题，但却没有本体论的地位，甚至连蒯因提出的本体论承诺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不靠谱，模态信息论则不同。把模态逻辑和信息论嫁接起来，信息便是“可能世界”的总和，我用到了集合论中实无穷抽象法的概念。这就是创新，而非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跑。不过2003年，我只是提出“模态信息论”的名称，并未做什么具体工作。先把位置占上，以后慢慢充实。

2005年我有次去瑞典开“欧洲计算与哲学”（E-CAP05）。我用英文写了一篇稿子An Orient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所里见到大会给我1个小时的大会报告时间，给我出了往返路费，大会出在瑞典的费用。那时这个理论已经有点儿内容了。我的报告很成功，因为我和他们的讲法不一样。属于那种大开大合式的。尤其讲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关系，与会代表基本有点儿懵，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莱布尼茨怎么跟中国还有这么深的交往。莱布尼茨可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我把西方哲学的传统进行分类，古典（柏拉图）、现代（康德）、形式（莱布尼茨-罗素），罗素我没讲。大会把我的那篇文章放在一本叫Computation，Information and Cognition的第六章，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正式出版。

回国后，我马上把“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进行了整理，发表在《哲学研究》（2005年9期），中文版的内容又丰富了不少，成为文章的最后一节。反正一个理论一旦提出后就是个逐渐丰富的过程了。

2007年我接到设在北师大的《中国哲学前沿》（英文版）编辑部的稿约，我写了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The Futur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由于是英文刊物，国内未必有多少人看，不过国际上还是有人看的，毕竟那是Springer-Verlag办的刊物。后来所庆，要求大家贡献未发表的成果，由于我的这篇文章还未发表，就交了上去。结果所庆的文集中就我这篇稿子是英文的。

文章发表后，俄罗斯科学办的《哲学问题》却看中了我的这篇文章，于是有位叫布洛夫的学者来哲学所找到我，希望我同意他把该文发在《哲学问题》上。这当然是好事，我所当年办所时，也是先办刊物《哲学研究》（类似于《哲学问题》），后办所。因此哲学所对这份刊物看得还是比较重的。2007年，我的博士论文改成专著《信息哲学探源》，由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但反响了了。哲学不香了，我就业时已经开始显现疲态，现在的博士据传有的在送外卖，太浪费人才。

2011年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举办第九届国际莱布尼茨大会，我是设在北师大莱布尼茨中心的特邀研究员。我写了一篇稿子，Leibniz and Modal Information Theory，直接把“模态信息论”作为标题了。对方出回程机票和落地费用，我所只需负担单程票，很顺利。我的报告在第一天，分在逻辑组。看来德国人还是很重视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的。总之，这个理论断断续续地做，也有不少年头了吧。

2014年我退休了，基本就放松自己，骑行、游泳、照相，一个字“作”。终于作来疫情，老实了。所里给了我个小课题，今年结项，我承诺先交打印稿，明年在彻底完成专著写作。出版还会晚点儿，这才瞪眼认真写模态信息论的内容。我在科学网上有个博客，大部分文章都发在那里当课题的笔记。现在的内容又有不少了。模态信息论要作为单独一章，我想多写点儿。如果有可能，将来以它为重点，出个小薄本也未可知。

大致情况也就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