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古往今来的学者们，都想给禅下一个定义。但真的研究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不再做这种尝试了。正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谁想说三道四都可以，但说过之后再回头看，连自己都会觉得不满意。古人说，“学医三月，天下无不可治之病；学医三年，世上无可治之人”，也是类似的感受。真正高深的学问，越是研究到接近其核心，就越不愿意用语言给它概括出来。这也是孔子所说“予欲无言”时的那种感受。

   《论语》上的那则故事很有趣。当孔子发出了“我不想写什么东西了”的感慨时，子贡有点坐不住了，就说，“老师您要是不写点什么，我们就更没的可写了！（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于是孔子就说了他的那句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果读者综合这里的上下文，自然不难看出孔子所说的“无言”不是自己想从此做哑巴，而是不再想留下文字著述的意思。可见自古以来学者的传统，就是老师建立理论，学生们借题发挥。由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晚年喜《易》，自著《春秋》，他的学生们才可以“子曰诗云”地写文章。如果孔子当初什么文字都不留，学生们确实就没得写了。所以子贡才会着急。

   然而，孔子的学生们毕竟都很聪明。孔子自己不肯写，学生们还可以把老师“说过”的话编辑起来，于是就有了《论语》和《孔子家语》。这个风气到后来，诸如庄子、孟子、荀子等干脆直接就引“子曰”，反正时过境迁，孔子究竟说过什么也无从考证了。再后来到后世儒家学者，则以“我注六经”的方式，让“六经注我”，借助孔子的著述，完成自己思想的表达。反正中国人喜欢“追封”、“追认”和“追授”，总要等某某死掉之后才会称其为圣。所以，活着的时候不管说什么，都只有借古圣来立论。至于自己发明的话，就只有等着自己的徒子徒孙们来发扬光大，把自己树立成圣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界，都很重视继承人的培养，讲究“桃李满天下”。因为，继承人越多，他们的学术地位越高，自己就越有机会名垂青史，被后世徒子徒孙捧成圣人。如果像荀子那样，口无遮拦，把同时代的十二子都“非”遍了，那么就可能遭到其他“子”的联合抵制，再也没有机会变成圣人了。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圣人只能活在后代徒子徒孙的嘴里了？那样的圣人还好意思自称圣人吗？至多可以算上被历史大浪淘沙“剩”下来的人吧？话说，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可未必都是金子。比较大块的石头一样能剩下来的。不然的话，海边的鹅卵石岂不都成了金子？

   所以，古人就学会了这一招，如果自己不是金子，至少也要做个大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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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禅就是修禅，”他说，“不过它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觉悟。要在静虑中修行，获得觉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修建禅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禅堂里修习入定，你的妄念慢慢地就会离你而去，自性的智慧就会渐渐生起。这种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貌，是我们的本性。”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虽然听起来很像在上课，不过确实还挺认真的。而且茶确实是好茶。

   谈话又提到我，提到我翻译过一些佛经和佛教文献。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西方的语言很难传达佛陀的深邃思想。古代的高僧把佛经译成中文是很严格很准确的，现在再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僧人现在读佛经还经常碰到不懂的地方。一个西方人，而且还不是出家人，怎么可能去翻译佛经呢？”

   我只好说，翻译是我的修行方式，重点并不在文字上。于是他不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赶紧说，打扰你这么久真不好意思，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谢过他的款待，我们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站在院子里道别的时候，我顺便夸奖了寺院的建筑：我很欣赏它的用材和风格，中国太缺少这样清新质朴的寺院了。他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他的寺庙看起来太寒酸。他解释说，这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都是临时性的，他正在筹划兴建一所规模宏伟的寺院，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我再次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