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不定的王安石

——读史偶记（49）

温景嵩

（2013年10月8—9日写于南开园）

在我国历史上盖棺论不定的人物是不多见的。从前的秦始皇是一位，两汉之交的王莽又是一位。本文这里要研究的北宋的王安石则是第三位，可能他还是最后一位著名的，历史上盖棺论不定的人物了。

王安石确是一位十分引人瞩目的历史人物，从他在世时起直到现在，此人一直就是惹人注意研究，并引发起热烈争论的著名人物。以下我们先看一下王安石的简介，然后再看一看接近一千年以来历史上对他各种各样：包括正面的，反面的以及不正不反面的，甚至还有国外对他的评价。

（下面关于王安石的这些材料均引自360百科网站）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国首相、新党领袖。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唐宋八大家之一。

历史评价

北宋时期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时期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的著作《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名著。他的《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时说道：“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似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出现了以下三种评价：

一、  肯定说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  文革中的看法

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又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该文再度引用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的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

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

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

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

此外，第三种的不完全肯定说之内容如下：此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以上关于王安石的材料均引自360百科网站）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吕思勉和钱穆两位史学大师对王安石又是怎样说的。由于吕先生说得很简略，这里我们主要引用钱穆先生的评论。从钱穆的《国史大纲》书中我们知道，原来宋朝的变法一共有两次，并不只是王安石才有的变法，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还是第二次。第一次变法是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仁宗庆历年代，叫做庆历变政，主事者是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紧跟其后，其中许多地方不免和范仲淹的变政有关，实际是范仲淹变政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钱先生就从范仲淹的庆历变政说起。在他的《国史大纲》里，钱穆先生讲到：“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仁宗时期正值辽夏交侵，他特启用范仲淹为相。一日仁宗开天章阁，招范并赐坐，并要范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且给以笔札，要范当面书奏。范仲淹不得已，乃退而列奏。（由此可见，宋朝变法，实际是由王室主动，不仅仁宗于范仲淹如此，而此后之神宗对王安石亦然。）范仲淹因此才提出十项政见，这就是范的有名的《十事疏》。范仲淹的《十事疏》大致可分为三类。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国之举措。最后两事则属于前八项之运用。仁宗对范仲淹的十项政见，全部接受。然而范仲淹的政策，尤其是前五项澄清吏治的政策，却引起下面众臣下的极大反对。宋朝百年以来种种优待士大夫，造成他们好多的特权。范仲淹要把他们从头推翻，那还了得。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和秀才们，究竟有几个能“以天下为己任”？有几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果反对之声明潮暗浪，层叠不穷地打来，不到一年功夫，范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退。这第一次的范仲淹的庆历变政就此失败。然而，宋朝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变法之形势仍然存在而且更加迫切，于是三十年后，在神宗熙宁时期应神宗之要求，王安石又继之而起，是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其实还是跟随他的前辈范仲淹的《十事疏》而有所取舍。大体上王安石的变法只取范仲淹《十事疏》中之六，七，八三项。诸如青苗，均输，市易，方田，免役，保甲等，保马等。不过更为细密周全，更有远大的眼光，所以他的变法，比原来的范仲淹的变政更有名气，影响更为久远，范仲淹的变政反而不大为人所知。然而王安石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入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因此他并不重视范仲淹十项中的前五项。这就使他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的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寛养民力。非寛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增进武功。王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事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其失败的结局必然无可避免。但是，王安石的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能够武装自卫的社会。又如方田，青苗，均输，市易等制度，则欲造成一裁抑兼并，上下具足的社会。再如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王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王安石的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源泉，绝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因此范仲淹和王安石的革新政治的抱负，虽然相继失败了。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近期的中国。”（以上均引自钱穆：《国史大纲》）从以上钱穆先生所述，看来钱先生基本上是肯定了王安石及其变法，对此我完全赞成。从当时的形势发展看，王安石的新政的确是顺应了当时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使在神宗之后的几代帝王，最后都要采用王安石的新法以处理国家大事。比如神宗之后的哲宗，在他亲政之后立即废除了他的母后所实行的司马光的保守政策，而改行王安石的新政。在哲宗之后的徽宗，虽然初期又采用了司马光的保守政策，但后来蔡京主事时，则又再度实行了王安石的新政。当时的王安石新政失败了，其原因虽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时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我们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比如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为变法牺牲了生命的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还应包括光绪帝，他们都是英雄，而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老佛爷慈禧太后却是为人不齿的中华民族里的败类。王安石新政确有种种缺点不足，甚至有不妥之处，然而有哪一次变革是十全十美的呢？我们决不能以偏概全，以片面来攻击全局，从而否定了王安石新政改革的大方向。最后还应谈一下当时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的反对。这一问题显然则更是司马光的不是。他非但没有举出具体的王安石新政的缺点，在神宗面前他只是一再重复他那著名的两个字：“不妥，不妥！”以至后来神宗听得烦了，不得不把他驱离朝廷。此外，最成问题的还是司马光的指导思想，是他赖以反对变法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司马光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照他这种保守思想，人类则应倒退回到原始社会茹毛饮血的时代。即使以当时的北宋王朝而论，他们的祖宗之法，已使宋太宗时结余的财政，闹到英宗时代成为财政大亏空。若照司马光的政策继续下去，这个北宋王朝则最终必然会导致破产了事。神宗以后的历代帝王，最后都要摈弃司马光的那一套而采用王安石的新政，这是必定无疑的事了。谈到此处，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否定的只是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却没有全盘否定他。尤其是他在史学上的成就——那就是他的名著：《资治通鉴》。也就是说司马光此人，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他在政治上确实是应该否定的，然而在学术上，他的成就却应永垂青史。关于范仲淹，关于司马光的事迹，本文的两个附录则给出了他们二人更为详尽的材料，以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参考研究。欢迎批评指正，欢迎不吝赐教，谢谢。 附录之一：关于范仲淹（以下关于范仲淹的材料均引自360网站）范仲淹简介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成就与荣誉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现编入初中鲁教版及人教版语文八下教材第六单元、苏教版语文八下教材和沪教版语文九上教材），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欧阳修曾称<渔家傲>为“穷塞主词”。著作为《范文正公集》。范纯仁是他的次子，父子都当过宰相。范仲淹在散文、诗、词均有名篇传世。“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尧臣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西元1036年）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所作。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当时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要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灵乌赋》为范所作的同名文）中强调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即现今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良知”）。范仲淹此言颇类似于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 Patrick Henry 在公元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但比他晚讲了七百四十年。（以上关于范仲淹的材料均引自360百科网站） 附录之二：关于司马光（以下关于司马光的简介与评价均引自360百科网站）司马光简介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人物事迹司马光，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史学家，宝元进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政治主张呕心沥血编通鉴，一心一意反新法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可以使用一句话来评价司马光的一生：其实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这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与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小人！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安石争辩，但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司马光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终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结果造成了神宗误会他无理取闹的局面，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还有点要注意就是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其实历史的模糊就模糊在，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可能立竿见影，不然会发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这样一来必然会给地方官吏带来更大的腐败空间，他们会借机不断提高贷款利息，从而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而且后来的好多事实证明，由于王用人上的不当（因为得不到朝廷重臣的支持 不得已王安石启用了一些新人 但是在那里总有一些人并非与王安石抱有同样纯粹的理想 就是这些怀揣着私欲年轻人 使得原本比较良好的设想完全背离了初衷 ），导致的结果也被司马光不幸言中，这不得不说是王安石变法中让人不得不遗憾的一面。（以上均引自360百科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