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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关系目前面临窘境，医疗界内外对此存在不同看法。传统观念里，医生是神圣的职业，医生的职业道德备受推崇和尊敬。新近热播的电视剧《大国医》似乎重新让人们回到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主人公的“大医精诚”精神让观众浮想翩迁。

       《大国医》故事原型源于洛阳名医郭氏，主人公所处年代距今不过数十年，其掌故至今在主人公行医之地仍被一些老年人津津乐道。郭氏诊治病人不收诊金，而是由患者按照主观意愿提供一定量的礼品（农产品为主）所取代。郭氏后人中很多人继承其先人衣钵，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所不同的是：行医场所从偏僻村镇移至繁华都市，经营性质由个体诊所转为国有医院，病人诊治费用不再采用实物方式而代之以货币。

        郭氏先人不收诊金、想病人之所想，历来受到人们称道，其故事走上银幕的目的亦是教育后来者要弘扬高尚医德。为了给患者看病，诊金、药费都不收，一个人为他人付出到如此地步，无论以传统的还现代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没有理由不尊敬他，医患关系似乎也没有理由不和谐。
        郭氏后人在其从事领域内亦颇有建树，享有医名，但人所称道的诊金收取方式却从此中断。很显然，不能归咎于个人因素，乃是社会变革所致。郭氏的行医方式及其维系的医患关系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随着社会的变革，必然走向没落。

      《大国医》发生在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状态下，小农经济占主流，交通不便，人们生活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地理范围内。医生处于个体行医状态，服务对象大多局限于熟人关系圈子内，医生和患者之间属于直接或者间接的亲友、邻里关系，双方的关系主要依靠自身道德观念及乡规民约来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亦礼品方式换取诊疗服务并不奇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并不局限在诊疗者和被诊疗者之间，反过来患者对医生的信任除了医生的职业因素之外还掺杂了熟人因素。

        时至今日，《大国医》展示的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并未完全消亡，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零星存在。以豫南某地一乡村为例，交通相对不便，人口偏少（300人左右），村人若有轻微不适病症时，常向乡村中医求助，医师通常诊断之后给予病人草药若干供其治疗，在诊病之时并不收取费用，而是选择在一年之中秋收农忙之后于村中张贴告知书名曰“医助”，内容也别具一格：“某某（医生）定于农历某月某日杯水”，村民看到“医助”之后即明白需要向医生提供一定数目的报酬以感谢过去一年中的付出，称之为“告助”。报酬的支付方式采用原始的实物方式—粮食，至于数量多寡则取决于村民个人的主观意愿，大都从其本人及家属获得帮助的多寡来衡量支付粮食的数量。

        当下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具备相当规模，交通非常便捷，使得医生的诊治辐射地理范围从数十里拓展至千里之外，医患之间出现熟人关系的概率大为降低，因而用于调整熟人之间的道德纽带亦不复存在。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带来医疗条件的改善。在熟人社会中，医生大都以个体行医方式存在，药品主要使用传统的中草药，诊断方法依赖简单的望闻问切，不存在现代的器械检查和治疗手段。工业文明带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医疗机构呈现规模化和科学化发展，医生的分工也越来越精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医疗成本也越来越高。此时，医疗机构及医生不可能采用熟人社会中凭照患者个人道德观念和主观意愿来支付医疗费用，而必须采用现代的货币和财务支付制度。

        熟人社会的式微和工业化社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必然发展趋势。医患关系不可避免首道社会转型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医患之间的约束关系将由道德约束机制向契约机制转换。当前社会中医患关系饱受诟病，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熟人社会转换并未彻底完成，多数人观念中的熟人意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对于医患双方来讲（主要是患方）契约意识不明确，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目前建立的契约关系形同虚设，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机制。

        患者往往以熟人社会中医生采用的诊疗方式来衡量今天的医生，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期望偏差。现代医院制度非常完善，除了特殊情况，疾病诊治过程中不可能不付费先就医。换言之，如果患者在医疗费用的支付方法和支付数额能够达到其预期目标的话，解决医患关系恶化的难题则指日可待。

        从医生方面来看，在熟人社会，医生无论从整体文化素质或者从专业水平上均明显高于患者，患者对医生亦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因此看医生的过程被称之为“求医”，医疗资源的稀缺和珍贵可见一斑。在当下社会，人群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使得医患在知识层面（包括医学知识）的“表面差距” 有所减少，造成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平等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医生如果仍然以熟人社会的眼光看待患者显然行不通。

        医患关系出现不“和谐”，其实质是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同时相应的契约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外在表现。熟人社会中医患关系的“和谐”是一种低水平的和谐，其时医生所掌握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所用药物局限于中草药，诊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无论如何，社会的发展不允许重新回到熟人社会中去享受“和谐”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