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想到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多数人往往意识不到罢了。也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和父亲之间自然而平淡，缺乏那种令人记忆深刻的“交情”和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我最初也有这样的感觉。

可当我仔细回想，想到我当初不同于父亲的职业选择，想到我对图书和文字的敏感，却渐渐意识到我与父亲之间除了自然而平淡的亲情，仍然存在另外一种与我个人成长有关的精神联络。这种精神联络不是通过言谈，而是通过父亲青年时期为数不多的存书。

我最早“发现”父亲的书，大约在我六七岁上学前后。那时父亲在莱芜县城工作，母亲和我们则在汶河南岸的高庄供销社院内一间东向的单位宿舍住，家无长物，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暗黄色的印着一个大大的“茶”字的方木箱子，我好像就是在那个箱子里看到了父亲的存书。一个货箱能有多大？可见父亲的存书也并不多，只是那时我尚不能读书写字，也不知那是些什么书，但母亲给我们反复读过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牛郎织女》就是那些书中某一本里面的。

到我能阅读这些书或对这些书发生兴趣的时候，应该是搬家到县城之后。那时我已读到小学四五年级，热衷于搜罗连环画，难得班主任对读书的热心，倡导大家搞了一个班级书箱，动员大家拿自己的“画书”充实它，再加上一些流行的公共图书，一时班里有了浓浓的“书香气”。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班主任给大家读新出版的小说《闪闪的红星》，那气氛真是极好。可能就是在那以后和刚上初中阶段吧，我会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打开那个放书的茶叶箱子，把书一摞一摞地搬出来翻阅，反反复复有好多回。时政类的文件汇编、小册子、“毛著”不太感兴趣，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时事手册》这些旧杂志里那些丑化美蒋、“胡风集团”、右派的漫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两本厚厚的《文学》课本，除了当初母亲给我们念过的，《孟姜女》、《王冕》、《凡卡》、《老山界》、《母亲的回忆》、《狼和小羊》这些篇目，我都可以自己阅读了，之所以记住这几篇，也许和作品中配的插图有关吧。我还把这两本《文学》借给班里同学看，结果传来传去，竟把它们传丢了，实在可惜。

文学类的书还有一本《人民文学》旧刊，首篇是郭沫若的剧本《武则天》，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剧本类的作品；后面有篇小说《广陵散》，好像我在后来读过，虽不很理解，但留下了一种悲歌慷慨的印象。另一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里面有《七发》什么的，再就是几本苏联小说，一本是竖排本、繁体字的长篇《我们切身的事业》，我不感兴趣，另外几本“反特”小说最吸引我，可是后来也给传丢了。由此也可以证明“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话说得真对。

父亲的存书与他的工作有一定相关性。作为国家基层干部，时政杂志与学习材料当然最多，但也有一些与具体业务有关的书。比如那本苏联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后来我注意到是苏联时期供销社题材的作品，译自苏联的“反特”也即反间谍小说和一部厚厚的《犯罪心理学》，以及公安工作案情小册子，这些书吻合了父亲由经贸而转入公安的工作经历。而除此之外的那些文学、艺术、历史类的存书当可以对应他青年时代的个人爱好与生活情趣。

限于年龄和理解力，这类书中有些没有引发我的阅读欲望，苏联人写的《乐理基础》和《基本乐理知识》，吴晗写的《中国历史常识》合订本，还有鲁迅的《两地书》和《且介亭杂文二集》，都是这样，但印象还是深的。记得翻开竖排版的《两地书》，其中“广平兄”这样的开头和说话的调子，就总给我一种奇特的、宁静的感觉。

有一本科普类小册子或许也该提一下，因为它曾经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几近震撼的不安感。那是一本薄薄的、封面蓝白两色、内文为灰色草纸印的《避孕常识》，我犹记得最初翻到这本书、看到其中插图时那种类似触犯禁忌而又十分强烈好奇的神秘感觉。或许每个人迟早都会有这样面临成长中既必然又尴尬状态的时刻吧，回想起来，这本不会得到大人推荐的小册子可能是我最初的性教育教材。而且它至少表明，到我父亲这代刚刚从农村走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国家干部，在生儿育女方面已经有了摆脱上一辈的蒙昧和自我教育与科学指导的基本条件。

但我不太确定这些书是不是真的对父亲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那几本文学类的和鲁迅的书。因为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很少看到父亲再去翻阅它们，记忆中也没有他把这些书介绍给我们、或对我们提及或与我们讨论这些书的印象。如今想来，这小小的一箱少而显得有些庞杂的书，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我们家族有诗书传家的渊源，也未必说明父亲是一位博览群书者，我只能说在家族历史上，父亲总算改变了纯粹农民的身份，受过他的父辈从未受过的高小教育和干部培训，有了对知识的渴望，且有过对专业、文学、艺术、历史的热情和兴趣。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从他对学习二胡这种传统乐器的执著和喜好唱歌两方面，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早年艺术热情的回应。住院期间，他向我讲述高小时一位老师发现了他的好嗓子，那一刻他忽然兴奋起来，笑着说：要是另有机缘，他可能会走上艺术工作的路子呢！

可是，对我而言，这些少而庞杂的存书却发挥了它们最大的潜能，成了我少年记忆中最充实甜蜜的内容之一。我之走上读书教书之路，愈来愈倾心于语言文字的乐趣，自然有若干机缘凑巧之遇，但可以肯定，父亲的书箱曾经给我带来的神秘、诱惑与期待，是这若干机缘凑巧中最早的一次。

可惜父亲在世时，我还没想明白这层关联，也就没向他表示过什么。要是他知道被他闲置在家里的少许存书曾经是他儿子人生启蒙的重要环节，或许会更多一些欣慰吧。

                                                                                                                     2011-10-1，父亲去世第廿七日，杭州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