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梅贻琦校长仿照引说在其就职仪式上讲了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 而我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小兵，想把梅校长的话作些改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校长之谓也”！

为何这样改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大学，有了好的大学校长必然可以引来优秀的大师；而没有好的校长，有了好的大师也留不住、用不好。我们可以随意找出世界上被公认获得过跨越式发展的大学作为我这个立论的佐证。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到来之前，是一所官僚制机构。而1917年蔡元培到校履行校长职务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北京大学由此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浙江大学由于竺可桢校长在1936-1949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浙江大学在抗日的连年烽火中，在学校频繁搬迁、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一所不起眼的地方大学，迅速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几所大学之一，被人誉为“东方的剑桥”。西南联大的发展，离不开三人领导小组、特别是梅贻琦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的跨越发展也离不开老校长朱九思的贡献。上海大学能够进入“211工程”大学也离不开“终身校长”钱伟长的贡献。国外大学同样如此。柏林大学离不开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贡献，虽然他不是校长，但是他直接筹划了柏林大学，他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办学理念直接影响了柏林大学的发展。威斯康星大学离不开校长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的贡献，是他把大学的边界延伸至州的边界，从而改造了威斯康星大学。洪堡、范·海斯被公认为影响世界大学理念发展的两位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办学理念被誉为大学史上的两个丰碑。斯坦福大学跨越式发展离不开特曼教授(Frederick Emmons Terman)的贡献，他的“硅谷”不仅使大量“孔雀东南飞”的大师回归大学，也强化了大学与工业企业的关系。沃里克大学离不开巴特沃思(Lord Jack Butterworth)的个性与执着，他几度面临“被赶下台”的风险，立志践行自己的办学思想，终于使这所1965年才建校的大学步入英国一流大学行列。

笔者所谓的“所谓大学者，有大校长之谓也”中的“大校长”就是这样的校长！这些大学校长的共同品质和特点是：他们具有教育家的素质与追求；具有锐意创新的品格与胆识；具有良好的个性与权威。

作为校长，他们认真研究过如何发展问题，熟知教育教学规律；他们明白大学是什么，什么是好大学，大学如何发展，能够按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大学；他们能够与大学的教授甚至一般的师生分享权力，能够让全体师生的能量、才干发挥到最佳状态；能够在大部分师生不想或没有想到要做某件事时，他们能够成功说服师生去做，从而引领大学向前发展；他们具有高尚朴素的教育情怀，视教育为生命，以育才为乐，并把“育天下英才”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对待教育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他们不会与教师争课题，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

作为校长，他们锐意创新，不畏艰难，敢为天下先。蔡元培当校长时北大是一个旧式官僚机构，他的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当校长；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地方性小大学，而且正赶上内忧外患的时代，可他硬是在流亡中把这所大学变成全国知名的大学；西南联大也是如此；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在1972年到1979年一共收留了全国各地被批斗被扫地出门而无家可归的专家教授六百多名，不仅为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保护了优秀的专业人才，也为改革开放后华工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文革刚刚结束，他就大胆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这是何等的胆识；洪堡的柏林大学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他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人；威斯康星的范海斯更是大胆提出“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沃里克的巴特沃思险些被他的反对者灭掉。正是他们大胆的坚持，超人的胆识，为他们领导的大学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除了这些品格与胆识，他们良好的个性与个人权威，也为他们的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们都是真正的教育家，具有领导大学的方向感，能凝聚人心；他们是学术上权威，有容人的品格，为人所敬仰。总之，他们可以领导大学走向特定目标。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精神，是大学的性格，是大学的品牌，是大学的动力。一名优秀的校长，可以把一所大学带入科学发展的坦途；而一名平庸的校长，则会使一所大学错失良机。我坚信“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校长之谓也”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