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以“教育和行动促进可持续未来”为主题的混合形式的大学社会责任(USR)峰会上，与会者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框架为大学提供了一个“跨越差异的合作”的机会，代表了社会责任的一种新的“共同语言”。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校长兼副校长乔伊·约翰逊（Joy Johnson）在题为“大学如何改变，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求”的演讲中指出，大学必须向不同的思想和学习方式敞开大门，学生需要接触多元化的观点。

USR网络由来自多个地区的20个成员高校组成，他们致力于一个理念，即大学有义务共同努力，找到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的解决方案。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国际关系主管Andrea Bandelli博士主持了多个小组，他说USR网络是一个分享经验和开发新方法的理想平台。

“大学是我们社会的支柱。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教育新一代的方式、所做的研究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接受《大学世界新闻》采访时表示。“承认并理解这些行为的后果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当被问及企业社会责任和大学社会责任之间的区别时，班德利认为，大学是高度网络化的机构，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公民社会都有“深度”的互动。

它们为社会服务。“它们对社会发展做出回应，因此它们的社会责任可以被理解为与社会不断协商的东西，”他说，“不像企业的社会责任，往往是由企业指导和推动的一项或一系列举措。”

为期三天的峰会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大学的社会责任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联系起来。会议期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例子。

费尔南多·帕拉西奥博士主持了几次会议，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共同语言”，允许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朝着共同和可衡量的目标努力。

他在接受《大学世界新闻》采访时表示:“在这种背景下，大学作为社会节点发挥着核心作用，可以将非常多样化的资源汇集在一起，以实现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他还补充说:“大学拥有一种独特的‘软实力’，可以在寻找和开发针对议程中每个目标提出的挑战的新解决方案时产生重要的协同效应。

帕拉西奥认为，大学需要改变他们的教育模式，他相信许多大学正在改变他们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他说:“不仅要改变他们的课程和课堂教学内容，还要改变他们进行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他们自己的程序和与社会交往的方式。”

南非罗兹大学的Thandiwe Matyobeni提供了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那里的学者引入了“数字创新”来发展有凝聚力的社区。这涉及到大学向社区成员传授数字技能，而社区成员则将自己的知识用于数字故事讲述。

她解释说:“我们提供平台的接入渠道，并鼓励他们参与进来。”“来自基层的方法可能是新颖的，然而来自当地社区的这些知识将进入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平台，反之亦然。”

菲律宾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米歇尔·安吉丽·拉皮兹（Michelle Angeli Lapiz）介绍了另一项当地倡议的细节。她解释了如何引入“蓝碳倡议”，通过以人为本的方案和政策，增强沿海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她说，已经与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合作进行了海洋研究，研究红树林的消失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并提出了旨在增强当地社区能力的新政策。

当《大学世界新闻》问及这项研究如何促进地方一级的政策变化时，拉皮兹回答说，地方发展政策非常政治化。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建议会得到实施，但我们需要将其付诸行动。帕拉西奥认为，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大学有内在的责任通过其研究回馈社会。

这一过程需要取决于“让社区参与研究设计，不仅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是围绕如何收集、使用和共享数据的设计的一部分。它涉及通过合作伙伴关系与社区接触，让社区在决定要研究什么以及要用研究成果做什么时有发言权。”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U）的伊瓦尔·马斯（Ivar Maas）在演讲中谈到了大学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所需的转型变革，认为可能需要对机构的基本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

他说，这需要考虑到“我们的努力如何影响管理当局的政策决定”，并补充道，“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教育教学和研究”。“这种变化必须来自整个机构，”马斯在接受《大学世界新闻》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

“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个重要框架，但有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研究成果及其影响。”

但他警告称，“变革的困难在于难以量化——尤其是个人行为的变化”。全球公民教育是在多次演讲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的珀西·霍蒂姆·洪（Percy Hotim Hung）介绍了一项试点研究的结果，该研究的重点是让可持续发展目标参与全球公民教育，他说，各机构必须让学生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毕业生应该有能力了解当地、国家和全球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和社会发展需求，”洪说。洪说：“全球公民需要理解社会责任、获得全球能力和熟悉可持续发展目标。”。

班德利表示：“像USR网络这样的全球网络证明，我们与来自各大洲的机构进行了深入合作，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公民身份不应被理解为公民身份的一种模式，而应理解为一种多样、尊重和合作的方式，以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无论在何处，并与更广泛的世界相连。”

来自菲律宾马尼拉Ateneo de Manila大学的贾斯汀·约瑟夫·巴迪翁（Justin Joseph Badion）在谈到全球粮食正义和创造再生粮食系统的教育时，为全球公民教育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食物是一个正义问题，”他争辩道。“全球南方的人们仍然饥饿，因为供应链中存在不公正现象，缺乏食物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巴迪昂表示，粮食危机需要一个彻底的系统解决方案，“不仅需要解决方案，还需要再生系统”。他用神学的观点论证，需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维持它，而是再生它”。

他提出了一个以全球粮食危机为重点的示范课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课程包括介绍食物系统中涉及的所有成分，然后是关于食物故事的单元；地方和全球粮食危机；动物福利；气候和性别问题；最后是“食品神学”，它提倡再生食品生产以满足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需求。最后，要求学生制定食品公正计划，包括政策和生产模式。

在《大学世界新闻》问及大学如何在商业化国际化背景下推行社会责任议程时，班德利承认，“商业方向上出现了一些趋势和运动”。

然而，以影响力、多样性和社区拓展为重点的新排名模式开始显示出与传统排名体系互补的学术体系的不同面貌。“我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在深度合作的基础上为教育、研究和影响创造大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学生。”

原文链接：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2112115013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