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被公开剖析，全世界高等教领域的学者都了解到其录取学生的方法和标准的详情。尽管哈佛的招生涉及到种族意识，但是它使“捐赠入学”这种在精英大学中很常见，但是不受美国人待见的招生方式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哈佛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表示：符合招生标准的校友子女在申请过程中会获得优惠条件（tip or boost）。尽管多年来哈佛的整体录取率一直维持在个位数，但是校方提供的文件正版证明，在2014-2019年期间，约有 33% 的捐赠申请人被录取。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学校在录取时看重捐赠这一指标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

随着取消捐赠作为录取因素之一的呼声越来愈高，2021年超过1000人签署了一项承诺。承诺中提出在学校取消捐赠作为考核标准之前，他们将停止向学校捐款。随即科罗拉多州（The state of Colorado）宣布其公立大学将禁止将捐赠作为录取的偏好因素，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也公布捐赠较多的学生将不再受到优先考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于 2020年宣布了本校的改革措施，即从2014年以来学校一直在慢慢取消掉传统的录取偏好。在2019年，仅有3.5%的学生因为捐赠因素入学，这个数据在十年前是16%。该校的管理人员表示，虽然有些校友和董事会成员持反对意见，但是更多的校友支持这样的改变，依靠捐赠而入学的情况或将成为历史。

尽管有些学校已经在发生着转变，但是到目前为止哈佛大学并没有摒弃这种做法。议员贾马尔·鲍曼（Rep. Jamaal Bowman）和参议员杰夫·默克利（en. Jeff Merkley）在本月提出了联邦立法，希望禁止大学向有捐赠者身份的申请人提供录取偏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阿默斯特大学等高校希望消除他们在招生过程中为已经享有特权的学生提供优惠的办法，他们已经加入了包括加州大学、佐治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在内的另一高校体系，这些高校多年来没有考虑过申请人的捐赠数额。

一些学者拒绝接受这种观点，即摆脱传统的招生偏好对大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很有帮助。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社会学的教授娜塔莎·瓦里库（Natasha Warikoo）表示：“鉴于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大背景，仅此一项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校园内的种族不平等现象。”根据新闻报道，科罗拉多州的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已经忽略了捐赠因素。但即使新生名额数量增加，也不能改变精英大学毕业生的孩子在录取过程中具有优势的事实。因为他们将可能会继续拥有如获得导师、辅导员和学区的优势资源。

瓦利库（Warikoo）表示：“捐赠招生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人员对此观点表示认同。早在两年前该校就表示，取消传统因素的招生是本校实现招生多元化的几项改革之一。这项做法更多的是想向学生传达学校招生更看重学生本身素质的信息。仍然保持看重捐赠行为的大学可能会更加低调的进行招生，但是内尔·格鲁克曼（Nell Gluckman）表示，随着越来越多高校招生的改革，这种做法将会变得越来越过时以及引起更大的不公平后果。

研究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它远远超出了东北部的地理位置。波士顿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不仅在附近的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 Me.）设有校区，还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西雅图（Seattle）、多伦多（Toronto）甚至伦敦（London）都设有校区。但最新举措是收购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这可能是一种大学扩张的趋势：即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三年，财务稳定的高校将开展更大程度的校园扩张。米尔斯学院现在被合并为东北大学的米尔斯学院，主要专注于女性领导力、有色人种学生和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研究。同时东北大学在西海岸的建设也将更加牢固。

尽管近几十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国际和国内扩张，但大流行期间大学的财政情况各异。这为高校收购和合并创造了新的机会。其中一些合并已经远远超出了校园上的合并，还将包括整合校园文化以及员工配置重组的调整。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Knoxville）高等教育学教授罗伯特·凯尔钦（Robert Kelchen）表示，有钱的大学注意到了本校扩张的机会，因为规模较小、财务较弱的机构在疫情面前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Covid-19 疫情的持续扩大了大学之间的财务差异，这是引发高校间进行收购和合并的原因。

东北大学负责本校全球校园网络的副校长玛丽路登（Mary Ludden）表示：“在大流行开始时，我们的领导团队特别希望能够扩大本校规模。因为他们知道未来高等教育模式需要改变，学校需要更多地关注学生所在的地方、行业所在的地方、合作伙伴所在的地方以及政府所在的地方。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对于拥有高额经济捐赠的高校来说，其财务状况良好，投资回报丰厚，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实力较弱的大学则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不想关闭，但是他们也有兴趣需求未来更好发展的机会。艾默生学院负责行政和财务的副总裁德沃伊斯（Paul Dworkis）表示，预计随着规模较小、依赖学费的大学的增长前景黯淡，高校合并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毕竟较小的学校总是最脆弱的。

大学捐赠基金在2020-2021年经历了历史性爆发的一年，为其机构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长期以来拥有世界上最大学术捐赠基金的哈佛大学，其基金的总价值上升至532亿美元，回报率为33.6%。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表现更好，回报率为40.2%。但两者都无法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竞争，后者的捐赠基金回报率为65%。到2021财年末，其捐赠基金总数为153亿美元。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个股涨幅令市场预期，整体业绩将与近期的数据结果明显不同。根据美国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IAA)和美国大学商务官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的年度分析，在2019财年学术机构的平均捐赠回报率仅为5.3%。

在这轮财富激增之前，一些财力最雄厚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受到了密切关注。甚至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富有的大学就面临捐赠收入征税的问题。2020年，当校园因疫情而缩减开支时，心怀不满的学生和员工就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能利用捐赠产生的巨额收入来缓冲冲击？高校行政人员的惯常反应是在捐赠基金中区分“受限制”和“不受限制”的指定:捐赠基金的许多捐赠根据合同保留用于特定用途，而不是其他用途。虽然这些解释通常是正确的，但其中隐含的假设领导人应该坚持一切照旧的长期增长战略，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刻似乎脱离了现实。

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开始改变。一些大学正在利用捐赠基金来更好地支持学生和员工发展。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管理人员宣布了一项计划，打算利用其在2021财年获得的近56%的捐赠回报，为研究生、校园基础设施和学术研究提供约2.86亿美元的支持。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在其51.5%的捐赠回报和筹款活动的帮助下，计划每年向本科生财政援助预算增加2500万美元，以全额支付那些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2.5万美元且拥有固定资产很少的学生学费。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校长凯瑟琳·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希望保证她的学生永远不需要贷款就读。为此学校将额外提供700万美元（来自捐赠回报、学校捐赠和助学金）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麦卡特尼表示，史密斯的领导很清楚有色人种学生将从这一变化中受益最大，这也与对种族正义和公平的承诺完美契合。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桑迪(Sandy Baum)表示，高校在采取新政策并承诺捐赠回报来支持之前，应该进行周全考虑。一项看似革命性的政策，如果没有根据当前及未来学生的具体需求和生活进行适当调整，仍然可能失败。

Covid-19 大流行孕育了快速公共科学的繁荣。在新冠疫情刚爆发的前10个月里，科学家们在网上发布了3万多份关于冠状病毒的预印本。预印本是指以标准期刊格式撰写，但尚未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根据《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上的一项研究，截至2020年10月，它们占全球与covid相关出版物的约四分之一。(这项研究最初是以预印本的形式出现的)。开放科学的涌现帮助研究人员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了解和传播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到2020年1月底，在Covid被宣布为大流行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发布了一份关于冠状病毒如何进入人类细胞的预印本。在2020年夏天发布的第一篇论文中，有一些对频繁检测的有效性进行建模，以防止学生宿舍爆发疫情。研究人员预计，随着疫情的持续，这种高水平不会持续下去，但是首次以预印本形式发表的生物医学论文的总数量将继续攀升。

尽管这将有利于生物学的透明度和灵活性，但Covid时代也显示了预印本的一个严重缺陷：滥用和错误信息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在物理学的某些领域，科学家以预印本的形式发表他们的发现已经成为了标准做法。支持者希望看到这种做法在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支持预印的声音也在发生变化。MedRxiv是一家致力于医学研究的预印本服务器公司。该公司于2019年6月成立，正好赶上新冠病毒大流行。随着学界对冠状病毒的研究兴趣减弱，它随时准备提供其他医学预印本。在过去几年中，一些资助机构已经开始鼓励或要求他们的受助人展示他们的研究预印本。2020年12月，生物学杂志《eLife》宣布，它只接受最初作为预印本出现的手稿。

然而危险也同样迫在眉睫，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学界见证了一场关于冠状病毒的错误信息危机。根据设计，预印本允许人们发布任何包含科学论文基本组成部分的内容，比如摘要、方法部分、数据和表格。2020年4月，一份预印本称冠状病毒的致死率非常低。不出所料，它迅速走红。哈佛大学传染病学副教授约拿单（Yonatan Grad）告诉记者，这篇论文存在许多缺陷，经过同行评议后可能需要进行大量修改。但这篇具有挑衅性的论文很快在保守派有影响力的人士中传播开来，他们用它来反对各州当时实施的对新冠病毒的限制。

然而，同行评议并不一定能预防这种滥用。对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的研究始于同行评议的论文，这些论文表明它有能力阻止冠状病毒在培养皿中繁殖。然而后来在人身上做的研究发现，羟氯喹对Covid-19无效。据澳大利亚的ABC新闻报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 Trump)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链接，链接中吹捧这种药物可以治愈Covid，且该链接被转发了30万次。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关于Covid的不准确的信息源自于预印本。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只是一个错误信息生态系统的一小部分，这个生态系统包括从预印本到期刊文章，到由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发布的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制图表。伊万·奥兰斯基(Ivan Oransky)是一名内科医生和健康记者，他创办了一家名为“撤回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新闻网站，专门报道更正后科学文献。

“我们过去常常嘲笑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卖昂贵的珠宝或其他东西。现在有人采用了这种模式，利用它来推广错误信息，因为它卖得很好。但是大多数观众并不会区分出任何区别。” ——弗朗西·迪普（Francie Di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