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期末监考，总是会犯同样的一个低级错误，在试卷袋签名时会习惯性地写上2015，好在5和6非常接近，发现后又赶紧笔锋一转，改成2016。潜意识是不会骗人的，那就是尽管时间已经到了2016年，而我却还没有完全做迎接它的准备。是呀，2016的确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过了这一年我将正式进入40后，“人到中年”的种种复杂问题将会一一到来。究竟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我的40后，这是确实当下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以一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给我们设立了职业生涯的绩效考核标准，如果说“三十而立”意味着确立人生志向，我大体上还是做到了，那就是放弃红路走黑路，确立了以学术为毕生追求的发展道路，这几年基本上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前行，目前基本顺利。面对“四十不惑”，这个标准迄今感觉还是难以达到，非但没有“不惑”，而且是“困惑”丛生。因此，时常有一种从繁杂的生活中抽身而出，安安静静闭关一段时间，好好面壁反思一下自己的冲动。当然，只是想想而已，手头的事情多如牛毛，哪怕是停下来一周都非常困难。
      当然，“四十有惑”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状态，现代社会的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昨天看了作家王跃文先生的杂文《四十有惑》之后，感到共鸣之处颇多。王跃文先生是著名的《国画》一书的作者， 他理解的“四十不惑” 并不是说就没有了困惑，而是指人在过了四十岁以后，应该能够看淡人生的种种诱惑，能够有定力抵制诱惑，而不是被诱惑牵着鼻子走。例如，名利也可以追求，但是不能被名利所困扰；儿女情长也不是说可以完全没有，但是也不要过于痴迷。这大概是一个过了四十岁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也就是一种自主、自律、自省的心理状态。
       王跃文人生阅历丰富，看待社会和人生入木三分，他的感悟应该不是一种矫情，而确实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在四十岁以后，如果不能尽可能做到“不惑”，轻者时光虚度，一事无成，重者则可能犯下大错，结局悲惨。那么我，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个体，究竟应该拿什么来迎接我的四十岁呢？
      第一，改变“数量主义”的思维定势，逐步习惯“慢工细活”的做事习惯。这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自己在过去的这差不多十年时间，一直是以数量为荣的，一段时间不发文章，就会感觉到一种自责和恐慌。当然，数量主义有一部分原因是应对单位的职称评审，但是自己内心其实也是非常在意数量的，总是觉得需要一些东西证明自己做了事情，没有虚度时光。这种习惯在初期可能有些好处，但是越往后，就越发现它会成为阻碍水平提升的“桎梏”，最终的结果是做了一堆平庸的东西，而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而自己就成了个平庸无奇的人。因此，今后做事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件事的重要性，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而且保证出手即精品。
      第二，习惯深度阅读，开始筹划自己的个人书库。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我反复强调“没有输入，就不可能有输出”，没有坚实的科研积累，几乎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在科研遇到困难，感觉万分焦虑的时候，其实不应该下笔去写，而是应该放慢脚步，开始去大量阅读，在阅读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突然就豁然开朗了。阅读可以有电子版，但是真正能够带给人深度阅读的东西，还是纸质版的图书。新房装修的时候，曾经专门将书房的一面墙做成了一个巨型的书架，目前我的书只搬进去一部分，大概还有一大半的格子是空着的。既然现在科研经费报账困难，那我索性就用经费来买书吧，争取在未来几年建成个人的小型书库。想想写东西时，可以从一面书墙当中，信手抽出一本的感觉，是不是很酷？
      第三，寻找真正的科学问题，沉下去做“新且踏实”的东西。“新且踏实”是南京大学朱学芳教授口授的科研秘笈，也就是选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顶天立地”，选择真正有价值，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进行探索，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玩概念把戏。此外，不能再浅尝辄止，一定要深入下去，真正触及问题的内核才行。现在越来越感到，同行之间的差异其实只是细节问题上的差异，对同一对象用傻瓜相机和高精度显微镜看到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奔四之年，最为关键的还是心态，既要志存高远，也要脚踏实地。我的2016年，作为四十岁之前的最后一年，注定是忙碌的一年，目前已经列入计划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第一，高质量完成国家民委有关大数据问题的咨询报告，在《电子政务》杂志发表这一专题的系列论文；第二，编写完成国内第一部从中国文化视角审视电子政务问题的教材《电子政务新论》；第三，编写完成电子政务特色实践教材《电子政务实训》。三项工作综合起来，涉及的文字工作量大概在60万字，这个工作量不考虑内容只敲键盘都是个巨大的挑战。“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由于确实手头挤压的任务过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得不战略性延期了，计划在2017年有较大进展，争取2018年年内结题。希望2016年十二月总结的时候，这几项任务都得到了落实。当然，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申报正高职称，希望自己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