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涌心头

—纪念彭加木先生

陈子才

在日前公布的全国“双百”评选结果中，我在“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名单中见到彭加木先生的名字。在国庆六十周年和中国科学院成立六十周年院庆前夕，这个消息让许多与彭加木先生共事过的科技工作者们感到非常欣慰。人民给了这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和长眠在新疆罗布泊荒漠中的著名科学家极高的评价。作为一位曾与他有过密切交往和受到他许多教诲和帮助的科技工作者，我在看到这份名单时沉思良久，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早在1959年，当我和5名同学从新疆八一农学院选调到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学习铀工艺专业时，彭先生代表中科院新疆分院领导来看望我们，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为新疆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能。

1964年秋天，我参加了他组织的罗布泊科学考察，这是一支很小的科考队，只有三名科考队员（彭加木、梁匡一、陈子才），加上驾驶员一共4个人。为了寻找钾盐资源，在历时近35天的科考中，我们在罗布泊西南外缘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科考，经历了许多艰辛，终于首次估算出罗布泊积累着很多钾盐。

那时我才26岁，对野外考察的许多事情几乎是不懂的。我从彭加木先生和梁匡一先生那里学习了不少知识，尤其时在艰苦的环境中与他们一起经历了艰难。

从乌鲁木齐市往南疆走有两条公路，一条经吐鲁番、托克逊往南，这条路比较安全。另一条翻越天山，走乌库公路。出发时因为要顺路送中科院上海生理所的胡旭初研究员到天山冰川站，所以我们选择了走乌库公路。当汽车爬过六个“之”字形，从海拔3000米到达海拔4200米的“天门”，白云在脚下飘动。这是一条比较危险的公路，当十月下旬返回时，我们遇到了不少险情。

在我们从若羌前往且末途中，曾在一户维族老乡家中借宿一夜，4个人睡在低矮的土炕上。第二天，老乡煮了一壶茶，我们饮茶吃着干硬的馕，一阵狂风吹来，沙子吹进了嘴里。彭加木先生放弃了上海生化所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跑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外缘进行科考，实在令人感动。

在且末县，我们的汽车在过河时熄火抛锚，停在河中心，河水把轮胎下的流沙冲走掏空，汽车慢慢往下沉。这时跑来了八、九名维族老乡，他们硬是用手把我们乘坐的八座吉普车抬上了岸。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多么淳朴的维吾尔族兄弟啊！他们无私地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脱离险境，不要丝毫报酬。

在拜城县，彭加木先生想顺路参观一个著名的千佛洞，我们的汽车在一个干河床中出了故障。彭先生和梁先生与向导骑着毛驴前往千佛洞，我和曹世昌师傅一起修车。下午他们回来时，勉强修好的汽车爬不了坡，维族向导用毛驴拉车，并与我们一起把汽车推上了坡。

关于这次科考，许多新闻媒体都做过详细报道。在彭加木先生殉职遇难十周年和二十周年时，我曾先后撰写过“铺路石的精神永放光芒”和“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两篇文章，缅怀这位为我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科学家。并在中科院五十周年院庆时撰写了“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科考”。此文在收录入中科院五十周年院庆纪念文集《科学殿堂写春秋》一书时，主编郑培明女士将标题改为“科考罗布泊”。

有两件事，笔者在此不无遗憾地指出，原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著名的沙漠专家夏训城研究员和该所学术秘书胡文康高工合作撰写的《与彭加木同行》一书和由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所著的《追寻彭加木》一书，都对1964年那次罗布泊地区的科考作出了严重失实的描写。笔者曾撰写了“并非‘一无所获’—兼与《与彭加木同行》一书作者商榷” ，此文在《科学时报》刊出，澄清了事实，纠正了夏、胡 两人的错误。但叶永烈先生仍然重复错误，把此次科考的时间、地点都搞错了，再次编出了“重水”的故事，致使谬误流传。时今，这些错误的描写仍在百度网中彭加木先生的介绍中刊印着！

这次科考，我们有幸见到了令人崇敬的王震将军，并应邀与他共进午餐。其间，王震部长告诉我国爆炸原子弹的特大喜讯！

我感到十分高兴时一件事是梁匡一先生为我与彭先生拍摄了几张合影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给了我美好的回忆。去年回新疆，我与夫人徐大成高工参观了中科院新疆环境与生态研究所标本馆的彭加木烈士事迹陈列室。分别在那块有着我与彭加木先生合影照片的版面前摄影留念。

此生有幸，认识了这位科技界的精英，并能一起共事过，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参加1980年那次罗布泊的科学考察。当彭加木先生的夫人夏叔芳女士在新疆化学研究所电子微镜实验室内，当着几位同事的面，对我说：“陈先生，如果你去了，老彭可能丢不了！”，我无言以答．．．．．。

最后，我以拙作“科学缘”一首小诗奉献给挚友和学术前辈彭加木先生，告慰他的英魂：

五星闪耀六十载，

山河锦绣万木翠。

昔日农家穷儿郎，

科学泛舟觅珠贝。

罗布荒漠历艰辛，

费城讲台扬双眉。

此生无悔到新疆，

结缘科学心亦醉。

（本文作者：原中科院新疆化学所副所长、研究员）